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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清-第352页  护眼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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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过程,王佐臣的仆人、王家丝行的伙计、摇船的艄公船娘、码头上的闲人,个个目瞪口呆,由得陈景浩行凶杀人,然后从容遁去,至始至终,没有一个人上前干涉。

      等到湖州府和杭州府的衙门,弄清爽整个局面,发出海捕文书时,陈景浩已经到了上海,躲进了租界里边。

      当然,洋行里的差事是保不住了。中国政府虽然不能到租界里抓人,但洋行也不可能用一个杀人在逃犯做买办。在中国的地面上,总要跟中国人打交道的——作为一个管事的,你不能总躲在租界里吧?那还怎么干活?

      不过,陈景浩打了几年洋行工,颇有一点积蓄;家里的资产变卖之后,也有足够的现银。因此,经济上一时半会儿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他变名为“陈忆成”——取思念亡父之意,租了一个小房子,深居简出,省吃俭用,偶尔替人盘盘账,算是打打零工。

      陈景浩——陈忆成原先的计划,是搭上一条走外洋的轮船,到英吉利、法兰西或者美利坚哪个国家去。但临行的时候,又不忍起来:这一走,就彻底成了一个“黑人”,再也不得生归乡梓,承欢高堂膝下了!

      就在这时,洪杨之乱的战火,烧到了江南一带,且愈演愈烈。陈景浩决定:先留下来,看看情形再说。也许,会有什么……机会?

      再说,江南遍地烽火,他也是实在放心不下杭州乡下的母亲和妹妹。

      局势急剧变化,先是两江总督何桂清失地弃城,被朝廷革了职,也躲到了上海;不久,杭州被数十万长毛团团围住。

      陈忆成以手加额:真是侥天之幸!因为陈、王两家之争,歪打误撞,将母亲和妹妹放到了乡下,长毛一来,反倒不用受围城之苦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当初的决定,真真正正是“侥天之幸”。杭州围城,内里情形极惨,最后粮食净尽,竟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即便如此,杭州最终也未能避免城破之灾。太平军破城,杭州人赴死者极伙;西湖边的满城,更是举城蹈火。浙江巡抚王有龄亦殉国难。杭州成为洪杨之乱中,东南被祸最惨的地方。

      杭州被围之后,太平军兵锋直指上海,沪上风声鹤唳,一夕数惊。

      接着,就是那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关卓凡,带了一支小小的“轩军”,来做上海知县了。

      这个关卓凡,打一开始,就引起了陈忆成的极大兴趣。待到他拿下何桂清、组建洋枪队这两件大事做出来,陈忆成对其信心暴增:我没有看错,此人不是凡品!

      当时,轩军大规模招兵,陈忆成认真思索之后,毅然走出租界,报名加入了轩军。

      陈忆成通文墨、通洋文、通算数、通经济,这样的人才,在一群大头兵中,实在是太扎眼了,也迅速地引起了关卓凡本人的注意。一战上海之后,关卓凡“钦点”,调陈忆成入营务处,“帮办军务”。

      陈忆成到了营务处,要和外面的人打交道,真实身份就掩不住了——当然,他既然从租界出来投军,就没打算再遮掩真实身份。

      消息传到了湖州府。知府衙门给轩军行文,大致意思是“贵军营务处陈忆成者,原名陈景浩,是俺们的网上杀人通缉犯,这就麻烦贵军移交陈犯景浩给俺们”,云云。

      关卓凡叫了陈忆成来问。陈忆成毫不隐瞒,将自己杀人变名的经过,和盘托出。关卓凡派人作了调查,真实情形果如陈忆成所言。

      关卓凡不但没有把“陈犯景浩”交给湖州府,反而对陈忆成大为激赏,他叫人给湖州府回信,大致意思如下:

      “俺们这儿呢,确实有一个叫陈忆成、原名陈景浩的家伙,不过他已经战死啦。营务处那位,叫陈亦诚,此‘亦’非彼‘忆’,此‘诚’非彼‘成’,发音相似,贵府搞错啦。还有,俺军务繁忙,以后再别拿这个事儿来烦我啦,不然我参你们个妨害军务的罪名。”

      军兴之时,能打胜仗的就是天王老子。湖州府上下,只好面面相觑,什么法子也没有。

      于是,“陈忆成”再次摇身一变,变成了“陈亦诚”,并从此对关卓凡死心塌地,终生不渝。

      轩军赴美,精通英语的陈亦诚大派用场。开始的时候,他以“田纳西战区清国义勇军联络员”的名义,负责在中美两军之间居中联络;关卓凡出任田纳西战区司令后,陈亦诚参与战区情治工作;到关卓凡升任西部战区联席司令,陈亦诚已是事实上的西部战区情治部门负责人之一了。

      轩军在美国的时候,左宗棠克复杭州,浙江成为楚军的地盘。王佐臣的同年何桂清已经被朝廷砍了脑袋,王家冰山既倒,左宗棠又一门心思地和关卓凡套近乎,再加上关卓凡“浙江女婿”的身份,新任的杭州府、湖州府,便不肯再为王家出头了。

      王家并不甘心。何桂清、王佐臣那一榜,科名甚盛,王家还想另外托人活动“伸冤”。但中间人递过话来:如果他们还不肯罢休,就会有人来追究杭州沦陷期间,王家“附逆”的罪状。

      所谓“附逆”,是指长毛占据杭州期间,找了一批当地士绅,做清理废墟、埋葬死者、恢复市面等等善后的工作,王家是其中之一。这种做法,其实是历朝历代的惯例,和直接出任伪职毕竟不同,不大好说就是“附逆”。

      但是否“附逆”,官字两个口,得看“上头”怎么想、怎么说?加上王家在此期间,仗着长毛的势力,很做了些病人肥己的事情,颇招人怨。如果有人发难,墙倒众人推的下场,大约是免不了的。

      最后,王家只好认栽,承认自己的势力没有人家的大,胳膊拗不过大腿。王佐臣的儿子和王氏的族长,到杭州、湖州两衙门画押具结,承认“陈景浩经已战死,陈、王两家,恩怨了结,彼此再不追究”,云云。

      于是,轩军回国后,陈亦诚终于可以回到杭州,和母亲、妹妹劫后重逢、抱头痛哭了。这趟低调的故里之行,对外,“陈亦诚”的身份是“陈家远亲”。

      回到天津之后,陈亦诚对关卓凡说:“我这条命,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是爵帅的!从今天起,我就当自己死期已至了!”

      关卓凡心想:“这话怎么听着这么熟悉?谁说过?隆科多吗?”

      参谋制度建立起来后,陈亦诚出任松江军团“专职情报参谋”,级别等同“高级作战参谋”,副团级。

      关卓凡决定组建“军事委员会调查联络处”,考虑处长人选的时候,陈亦诚自然就排在候选名单的第一位。

      副处长的位子,则落到了语言天才马丁.马丁内兹头上。

      *(未完待续。)

      第一零九章 一级监控

      马丁.马丁内兹,不但是一个语言天才,还是一个“天生吃情报这碗饭的人”——后世论者之共识。

      马丁内兹对于信息的嬗递变化,有着天生的、超乎常人的敏感。他有一种在浩如烟海的信息源中——这些信息大多是没有价值的——迅速找到少数真正有价值信息的能力,并发现看似毫无干系的两条信息之间的关联。

      和后世影视谍战戏表现的不同,真正的情报工作的重头戏,不是间谍和反间谍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当然也重要,而是对于情报——信息的搜集和处理。

      信息的搜集是情报工作的基础。这个“搜集”,是广泛的、多渠道的、天量的,有时候,甚至是不加选择的——如上文所言:“浩如烟海”。

      这些情报的获取过程,大部分其实到不了“间谍”的层面;而且,亦如前文所言,其中许多亦没有真正的“情报”意义上的价值,因此,如何有效处理这些信息——归纳、整理、分析,去芜存菁,找出真正有用的部分,建立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才是情报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个工作,既需要惊人的耐心、细心,也需要敏锐的触觉、严密的逻辑头脑和出色的判断能力。马丁.马丁内兹,正是几者兼而有之的那个人。

      另外,马丁内兹不仅仅是“键盘侠”,不是只能躲在幕后“盘账”的。他到中国未久,但其“进入情况”的速度,却比谁都快。马丁内兹在北京不过呆了几个月,可他一个洋人,对北京的了解,已经超过了不少在北京住了好几年的外省人。

      当然,马丁内兹高鼻深目的样子毕竟过于扎眼,目前,大多数时候,他还是躲在“幕后”的。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关卓凡之所以把马丁内兹放在如此要害的岗位上,还因为他和陈亦诚一样,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裸人”。

      马丁内兹是美国南方贫苦白人出身,来中国之前,除了轩军的同事外,不认识一个中国人,在中国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不仅如此,以马丁内兹弃佐治亚故乡如敝屣的决绝心态,他原先在美国的那一点子“社会关系”,也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

      同时,马丁内兹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这样的一个人,在无牵无挂的情况下,一门心思地扑在这个特殊的工作岗位上,应该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吧?

      陈亦诚更不用说了。

      “陈景浩”已不存于这个世上,则除了一母一妹,陈亦诚原先的一切社会关系,都随“陈景浩”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除了关卓凡一个人,陈亦诚真正已是“六亲不认”——这世上的任何一个人,包括轩军诸将在内,都可以成为他的“工作对像”。只要爵帅一声令下,不论对谁,他都会毫不犹豫,一刀切下——就像他和身扑向王佐臣那样。

      嗯,不论小陈还是小马,心无旁骛,才能干好本职工作嘛。这个状态,嗯,很好,很强大。

      安德海一案过后,“军事委员会调查联络处”开始筹建;轩军从日本回来,“军调处”开始正式运作。

      草创之初,“军调处”只有设在天津小站军营内的本部和北京站两个部门,其中的重点,是北京站。军调处的陈处长、马副处长,同时兼任北京站的站长、副站长,并常驻北京。对外,北京站挂了一块“敕命轩军松江军团总粮台驻京城办事处”的牌子,正、副站长同志,自然就是“松江军团总粮台驻京办”的陈委员和马副委员了。

      军调处北京站正式设立后,在前期筹备的基础上,密锣紧鼓地开展了工作,迄今不过数月,已算卓有成效。

      北京站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初步建立起了一个针对“一级监控对象”的监控体系。

      军调处的监控对象是分等级的,限于人手和资源,首先被纳入监控网的,自然是最重要的“一级监控对象”——关卓凡的政敌以及潜在的政敌。

      恭王、宝鋆、惇王几个,万万想不到,自己早在数月之前,便已被关卓凡的人,一个个不错眼地盯上了。

      恭王是关卓凡最重要的政敌——这个“定性”,并不因安德海一案中双方曾经携手合作而发生质的改变;宝鋆则是朝廷大员中,恭王最信任、最亲密的一位,亦是“恭系”中对关卓凡最具敌意者。因此,这两位成为“一级监控对象”,是理所当然的。

      至于惇王,他已经有“打虎不死,反被虎咬”的觉悟,却又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在暗处,关卓凡在明处。可是,亲贵之中,他是唯一一个在台面上说过关卓凡坏话的人——如此扎眼,怎么会不被关卓凡惦记?

      另外,朝廷一二品的大员中,关卓凡唯一一个与之撕破脸皮的,就是德兴阿——此人正是出自惇王门下。就像德兴阿抢胜保的姨太太,是打关卓凡的脸;关卓凡痛殴德兴阿,又何尝不是打惇王的脸?

      既然明知彼此心结如此之深,你又是宣宗亲子的身份、亲王之尊的地位,嘿嘿,这个“一级监控对象”,怎么好意思把你落下?

      这个时代的中国,已经见到了工业文明的一线曙光,嗅到了以煤炭为食的钢铁猛兽的咻咻气息,但绝大多数的人,整个身子还是浸泡在单调舒缓的农业社会境况之中;加上前文说过的,清朝素来缺乏厂、卫传统,这班名列“一级监控”的显贵【创建和谐家园】,实在无法想象,他们经已处于一张何等严密、高效的近现代情治大网之中了。

      “军调处”北京站给每一个监控对象都建了档,档案的内容,分成两大块:

      一块是档案主的“背景资料”:从生辰八字开始,给档案主“立传”。其中,除了《玉牒》、《缙绅录》和吏部档案等公开和半公开的“官方权威发布”外,还有档案主的性格分析、兴趣嗜好、厌恶禁忌,以及极其详尽的亲姻师友等“社会关系”。

      除此之外,档案记录了从其他渠道获得的各种相关信息,比如:

      某某小时候先后共请过五个奶妈,感情最笃者为王氏,次之林氏。

      在宗塾读书的时候,某翰林讲书,声色峻厉,不为某某所喜,有人乃于饮食中下药,该翰林上吐下泻,几乎丧命。

      某某初识人道,便有染于庶母,并致其小产。老爹大怒,幽死小妾,重笞逆子。父子两个,从此之后,人前孝慈、人后反目。

      某某应岁试,录入县学,为廪生。期间狎妓,某教谕大怒,要赶某某出县学。某某长姊登门向某教谕苦苦求情,盘恒良久,次日凌晨方始辞去。某某逃过一劫,肄业进学中秀才去也。

      某某主政某地,离职之时,无人肯攀辕送伞,情形尴尬,于是自己掏钱,偷偷雇了人,敲锣打鼓,送自己“万民伞”。

      某某是某“清吟小班”某红姑娘的“恩主”。

      某某有断袖之癖,是某戏班某名角的“老斗”。

      某某“书中自有黄金屋”,每天晚上,不把他那套《古文释义》夹着的金叶子从头到尾数一遍,就睡不着觉。

      某某在某地养了一处外宅,家里面是不晓得的。

      某某的履历上面,籍贯是某地,当年中举,也是在某地应的乡试。但事实上,他的本籍并不是某地——这叫“冒籍”,是严重的违规。这个情况,吏部也好,礼部也罢,都不晓得。

      ……

      诸如此类。

      “背景资料”不是一成不变的。军调处对监控对象的档案,不断地补充、修正、分析、注释、评价,使档案主的形象,愈来愈“丰满”、“立体”,直至“纤毫毕现”。

      档案的另一大块,是“实时监控记录”。

      *(未完待续。)

      第一一零章 预则立

      这个“实时监控记录”,算是档案主一本具体而微的“起居注”。有些方面,如生活细节、言行举止方面,并非什么资料都拿得到手,也没有“全纪录”的必要,自然比不得真正的起居注那般事无巨细;但有的方面,详尽的程度,却犹有过之。

      比如,档案主的“社会活动”。

      某年某月某日,何时出门?去了哪里?在那儿做什么?呆了多久?何时回到府里?

      某年某月有日,何人上门拜访?为了何事?呆了多久?主人是否“留饭”?陪客又是哪几位?何时散席?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档案主有什么异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的“社会交往”会发生相当程度的突变。

      “预见机兆”,此之谓也。

      这个“实时监控记录”,是一个好大的“系统工程”,为了完整有效实施之,军调处除了派出探子盯梢,还在每一个“一级监控对象”的家里,都“渗了沙子”——每一家的下人中,都有在暗中为军调处“服务”者。

      这些“内间”,有的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特工,或以真实身份,或易姓变名,应聘入府服役;有的本来就是“一级监控对象”的仆人,被军调处收买,为军调处提供情报。

      不过,后一种情形,“沙子”是不知道自己的雇主的真实身份的。军调处多扮成有心巴结“沙子”主人的官员或商人的面目出现。这是为了万一事败,可以迅速斩断和“沙子”的联系,不使躲在后面操控一切的军调处暴露出来。

      有的“一级监控对象”的府里,还不止一粒“沙子”。只是他们相互之间,并不知道那谁谁和自己是“一样的人”。

      军调处和“沙子”的联系,有一个事先约定好的方式。这个方式,隔一段时间,就要改变一次,以使“沙子”的主人察觉不到异状。

      每次和“沙子”联系——特别是本来就在监控对象家里服役、不知道雇主真实身份的“沙子”,一出府门,就会被军调处的探子远远盯上,一直暗中“护送”到会面地点;会面之后,再“护送”回去。这是为了保证“沙子”不被人盯梢,同时保证“沙子”不生异状,不起异心。

      当然,“沙子”是不知道自己受到了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的。

      “一级监控对象”们,再也想不到,关卓凡的耳目,已经放到了自己的府里,甚至身边。

      比如,恭王府的一个花匠、惇王清华园的一个厨子、宝鋆的一个车夫,都是军调处“渗”进去的“沙子”。

      不是说亲贵们对维护“门禁森严”完全没有警觉,但一般情况下,他们只会在这些人的忠诚度上下功夫:管家,护卫,账房,门房,贴身的丫鬟、小厮——就是说,他们眼中的“要害位子”。

      花匠、厨子、车夫、轿班,这些人一般被视为“无足轻重”,不认为会对门户安全造成什么实质性影响,所以,在鉴别这些人的来路底细上,“一级监控对象”们也就不会使什么太大的气力。而亲贵府上,大多仆役众多,像恭王府,好几百口子人,若要一一“政审”过关,也实在是没有这个时间精力。

      但在近现代的情治体系中,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位子,却各有妙用。其中的车夫、轿班,对摸清档案主行踪,实施“实时监控记录”,尤其有特殊的用处。

      现代的人,是很容易理解“司机”这个位子对于领导同志的特殊意义的。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领导们可还没有这个“觉悟”,他们当然是不会和自己的司机——地位低下的车夫、轿班“共机密”的;可是,他们的“机密”,“司机们”却常常“门儿清”。

      比如说,档案主去自己的外宅;又或者载酒看花,到哪家“清吟小班”,“梳拢”那个红姑娘——这类行踪,大约不会告知家里,也不是什么朋友都晓得。但车夫、轿班,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不然,档案主自个儿走了去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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