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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了这一条，要等慈禧太后考虑，李莲英起身替她换了热茶。她捧着茶杯出了半天的神，忽然问道：“在山西办赈的阎侍郎，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

  这是指工部侍郎阎敬铭。李莲英常为慈禧太后读奏折，山西大旱的赈务及善后事宜，常由巡抚曾国荃与阎敬铭会衔出奏，他如果说不知道，就是欺罔，李莲英便答一声：“是！”

  “你听说了没有，他在山西怎么样？”

  李莲英略想一想答道：“奴才有亲戚从山西逃荒来的，多说朝廷派阎侍郎办赈，就是天大的恩典。阎侍郎办事很认真。”

  “嗯，嗯！”慈禧太后没有再往下说，李莲英却有些猜到了，正在谈筹饷，忽然提到阎敬铭，看来是要将他调到户部来办事。

  由于奏折太多，慈禧太后昨夜不免过劳，这天起身，精神委顿，视朝比平日晚了许多。因此，恭王和军机大臣，都在养心殿廊下待命，小声谈着她的病情，忧心忡忡地怕她累出一场大病来。

  “说实在的，西圣真该好好息一阵子。不过，这话不便进谏。”

  “请福晋进宫的时候，不妨劝一劝。”宝鋆提议。

  恭王点点头，正要想说什么，听有太监传呼之声，知道西宫太后出临，便住了口，静待“叫起”。

  等两宫太后坐着软轿驾到，恭王领头站班迎接，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看慈禧太后的颜色，但见她脸黄黄地，又干又瘦，一双眼中显露出无限的疲惫，不住用手绢捂着嘴干咳，那副病容，已不是珠翠脂粉所能掩饰的了。

  她自己亦不讳言，等跪安已毕，首先就说：“我身子很不好！怕有一场大病。”

  “近来天时不正，请圣母皇太后多加颐养。”恭王这句话空泛之极，自觉毫无意味，但不这么说又怎么说？踌躇了一下，加上一句：“臣等奉职无状，上劳圣虑，真正无地自容。”

  “也不能怪你们。”

  慈禧太后说了这一句，咳嗽不止，脸都胀红了。殿上不准有太监、宫女伺候，恭王等人又无能为力，只能瞪着眼着急，于是只好慈安太后来照料，替她捶背，又拿茶碗送到她唇边，乱了好一阵，才能安静下来。

  “唉！”慈禧太后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你们筹议边防的折子，我都看了。曾纪泽由英国到俄国，得要些日子，到了能不能马上开议？开了议，会不会有结果？都难说得很。夜长梦多，实在教人不放心。”

  “眼前总还不要紧。”恭王答说，“俄国就是有心挑衅，它那里调兵遣将，也得有些日子。臣已叫总理衙门，多订各地方的新闻纸，如果俄国有什么动静，新闻纸上一定有消息。目下还看不出什么。”

  “它要调兵遣将，自然是在暗中行事。就算它没有动静，我们也不能不防。”

  “是！臣等仰体圣意，自然要作备战求和的布置。”恭王又说，“连年西征，海防经费，未免不足。能够不决裂最好，不然……。”

  “不然怎么样？”慈禧太后毫不放松地追问，“不然，就看着俄国兵打过来？”

  这是碰了个钉子。但恭王不能因此就不说话，“那自然没有这个道理。臣是说，能够求全，暂时不妨委屈。真的要开仗，”他很吃力地说，“也只有全力周旋。”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问道：“李鸿章怎么说？北洋海口，他有没有守得住的把握？”

  “北洋海口，关乎京师安危，李鸿章当然要出死力把守。他筹防已有多年，战舰炮台，大致有了个规模。臣前天接到李鸿章来信，预备在烟台、大连湾布防。奉天营口，亦是北洋的范围，自然也要责成李鸿章统筹兼顾。不过，水师究嫌不足，只有着力整顿步兵，刘铭传是淮军宿将，要不要调到天津来，等李鸿章奏明了，臣等再请旨办理。”

  “北洋有李鸿章，西路有左宗棠，大致可以放心。”慈禧太后说，“我不放心的是东三省，听说俄国人在海参崴地方，很费了些经营，那一带要不要添兵添将，能有什么得力的人派过去，你们复奏的折子上，怎么不提？”

  “用人大政，臣等未敢擅拟，原打算面奏取旨办理。”

  恭王这几句话，答得很得体，“未敢擅拟”的说法，倒也不是故作恭顺，取悦太后，确是有不便事先形诸笔墨的窒碍，因为布置边防的用人，关系军情，宜乎慎密。同时有些宿将，解甲归田以后，大起园林，广置姬妾，正在享福，能不能再用，肯不肯复出，在在都成疑问，亦不便贸然建议复召。

  这些情形由恭王回奏明白，慈禧太后的肝火便平服了，于是根据复奏的八条，一项一项细细核议。议到传午膳的时候，还只议了一半，暂时休息。两宫太后在养心殿传膳，同时吩咐撤御膳赏恭王和军机大臣，传谕就在养心殿的梅坞食用。

  膳罢复议，慈禧太后的神情越发委顿，不过这是少有的大事，当然不能半途而废，强打精神议完，却还不能回寝宫休息，得要等着看军机承旨所拟的上谕。

  于是，军机章京全体动手，分头拟旨，一道明发、十几道廷寄。其中“筹备边防事宜”一事，析而为八，开头都用“此次俄国与崇厚所议条约”这句话领起，以下的措词，各不相同。李鸿章与左宗棠是“朝廷柱石”，对他们无机密可言，所以将朝廷的本意，坦率相告，条约因为“多所要求，万难允准，虽已另派曾纪泽往议，而该国心怀叵测，诡谲多端，不可不先事防范，用折狡谋。”此外就不便让他们与闻大计庙算了。或者说俄国”难保不滋生事端”，或者说“边备自不容缓”，饬令着意整顿防务，并不曾透露不惜一战的决心。

  先是这八道廷寄，多则千言，少亦有五六百字，连拟带抄，加上沈桂芬、王文韶的帮忙，也费了一个多时辰，才得妥帖，送给恭王核看。

  “我不必再看。宫门快下钥了，赶紧送上去吧！”

  送到两宫太后那里，慈禧太后不能不细看，一面看，一面还得为慈安太后解说。廷寄第一道是给李鸿章的，畀以保卫京畿，巩固北洋门户的重任，一切布置，限期一个月奏报。

  第二道是给左宗棠的，以新疆南北两路的边防，责成他通盘筹划。第三道须分缮八通，分别寄交两江总督刘坤一等黄河以南各省督抚，以及奉旨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等人，加强南洋防务及江防，简练陆军，以辅水师。第四道寄山西巡抚曾国荃，调驻扎山西的刘连捷一军，移防绥远。第五道寄河南巡抚涂宗瀛，调驻扎河南的宋庆一军，移师关外，驻守奉天、营口等处。第六道分寄乌里雅苏台将军、参赞大臣、【创建和谐家园】都统、库伦办事大臣等等满蒙旗将，加强辖区边防，认真操练，兴办屯垦。第七道分寄各省，整顿地丁、漕粮、盐课、关税，充裕饷源，同时严饬将应解款项，限期解清。

  最后一道是指示东三省的防务。龙兴之地，特关紧要，这道廷寄对吉林将军铭安的指示，特别详细。而吴大澂以三品卿衔，赴吉林为铭安帮办军务，在李鸿藻保荐给恭王，刚才面奏奉准以后，此刻亦叙入寄铭安的廷寄之中。

  除了吴大澂以外，慈禧太后很重视鲍超。从多隆河一役，刘铭传恩将仇报，冒功而诬控友军“失期”，害得鲍超忧愤攻心，旧创大发，这几年一直在他老家夔州新起的大宅中休养。慈禧太后和恭王都知道他的委屈，怕他前嫌未释，不肯出山，所以在寄给四川总督丁宝桢，“传旨饬令来京陛见”的廷寄中，特别写明：“现在时事艰难，需才孔亟，务当懔遵谕旨，迅速来京，不准推诿迟延。”

  此外还有一道很重要的明发上谕：

  “谕内阁，前因时事多艰，需才孔亟，叠经谕令各直省督抚，保荐人才，以备任使。惟恐奇材异能之士，伏处尚多，该督抚等，闻见难周，尚未尽登荐牍，必须周咨博访，以广搜罗。着大学士六部九卿各直省将军督抚，暨曾任统兵大臣彭玉麟、杨岳斌，加意访求，其有器识闳远，通达治体；为守兼优，长于吏事，以及才略过人，足任将帅：骁勇善战，足备偏裨；熟悉中外交涉事宜，通晓各国语言文字；善制船械，精通算学，足供器使；并谙练水师事宜者，无论文武两途，已仕未仕，均着各举所知，出具切实考语，秉公保荐。不得徒采虚名，滥竽充数，亦不得以无人可保，一奏塞责，庶几人材辈出，缓急可资，以副朝廷延揽人才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这道上谕充满了“闻鼙鼓而思将士”的意味，征召鲍超，便是明证。加以筹议边防的八道廷寄，内容不免泄露，因此人心振奋，都在谈论，这一次“非跟老毛子好好干一场不可了”！

  当然，最起劲的是张之洞、张佩纶这班人，不独吴大澂的被重用，足为清流张目，更重要的是，主战的政见占了上风，李鸿藻一出，声势不凡，将沈桂芬压得黯然无光。沈桂芬确是憔悴了。李鸿藻的“威风”，固然使得气量褊狭的“吴江相国”，寝食难安，然而亦不尽出于私心。练兵筹饷，广罗人才，这样大张旗鼓的搞法，在他看来，是祸非福，总有一天弄得决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主战派正在锋头上，清流的嚣张，犹在其次，慈禧太后力主备战，不信能够和平了结的态度，才是他最感到焦灼的。

  “上头为什么如此强硬。”他困惑地问宝鋆，“莫非真是肝火旺的缘故？”

  “肝火旺也还罢了，还有人在火上加油，才是最不可解之事！”

  “谁啊？”沈桂芬问：“是五爷跟七爷？”

  “五爷的话，上头未见得听，七爷的话，也得先看看对不对？再作道理。只有一个人的话，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那是谁？”

  “你想呢？”宝鋆反问一句，“谁还能三天两头，奉召进宫？”

  沈桂芬明白了，指的是荣禄。

  荣禄虽在上年十一月间，因为腰伤复发，不耐劳剧，解除了步军统领的职司，而宠信未衰。如今李鸿藻复出，表里相济，使得沈桂芬更感威胁。眼前固然还有件关于荣禄的案子在兵部，只是要想在这上面做篇文章，搞他个难堪，却还不容易，只有隐忍着，等待机会。

  清宫外史上(4-1)

  机会来得很快，而且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从处置了筹议边防一案，慈禧太后心力交瘁，病势日增。李德立请脉以后，提出警告，说她气血两亏，心神悸怯，多由操劳国事，焦忧太甚而来，如果不是摆脱一切，彻底调养，将会酿成“巨祸”。

  慈禧太后也知道自己的病不轻，然而要她放手不问国事，却怎么样也不肯松这句口。而臣下则又必须“讳疾”，一方面是怕引起她的猜疑，对她本人而讳；一方面因为慈禧太后是实际上的皇帝，为安定人心，须对天下而讳。这样就不便公然奏请免除常朝，只望她自己能够节劳。

  “西边是顶争强好胜的，总得有个说得进话去的人，想法儿劝一劝才好？”

  恭王亦以宝鋆的看法为然，但是谁去劝呢？七福晋是见了她姐姐不大说得出话的，七福晋怕碰钉子不肯进宫，而且恭王也不敢冒昧。最后，让宝鋆想出来一个人：居孀的荣寿公主。

  慈禧太后本就爱重荣寿公主，在她居孀以后，更有一份不易解释的歉意，因为是她作的主，将荣寿公主指配给了体质虚弱的符珍，结果害了她一辈子。为此，格外另眼相看，就说错了话也不要紧，而且荣寿公主沉着机警，善于析理，也不致于说错话。

  于是荣寿公主衔命入宫，一到就表示要住下侍疾。她也真的亲尝汤药，夜深不寐，只要慈禧太后一张眼，或者问一声，她总是很快出现在病榻前，真正是孝顺女儿的样子。

  二月初一从养心殿回宫，慈禧太后几乎连走下软轿的气力都没有。荣寿公主觉得不能不开口了。

  “佛爷！”她忧容满面地，“女儿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奇怪吧！”慈禧太后怜爱地责备：“几时不让你说话来着？”

  “那，女儿就说了。佛爷，打明儿起，好好歇着成不成？这么冷的天，天不亮上养心殿，好人也得受病，何况圣躬不安？”

  “唉！”慈禧太后摇摇头，“我何尝不想歇着？你说，‘那边’是能拿大主意的人吗？”

  “要拿主意，这么安安稳稳歇着，还不是照拿？”

  “这话倒也是。”

  “本来就是嘛！”荣寿公主接着便又劝说，边防正在部署，曾纪泽方由英赴俄，对俄交涉在停顿之中，眼前并无大事，正好养安。

  慈禧太后笑了，“照你这么说，我这个病倒生得是时候了，”她又感叹地，“真是，害病都得挑挑时候！”

  “原是神灵庇护。国家大事，千斤重担，都在皇额娘一个人身上。”荣寿公主又说，“过一两个月，曾纪泽到了俄国京城，开议那时候要请训，皇额娘早就万安了，有精神对付老毛子了。”

  这句话说得慈禧太后不断点头，“把‘那边’请来吧！”她说。

  慈安太后却真是老实，听慈禧太后一说，先自一愣，便有些手足无措之感，“我怕我一个人不成吧！”她迟疑着问。

  “没有什么不成！这多年下来了，难道说还有什么看不清楚，听不明白的？”慈禧太后又指着荣寿公主说：“有她阿玛在那里，错也错不到那儿去。再说，我还是可以帮着你看折子，拿主意。”

  这样鼓励着壮慈安太后的胆，她总算放了些心。但是，第二天跟军机见面，仍难免怯场，因而率直说道：“慈禧太后身子欠安，只好我一个人来料理。六爷，我可有点儿摸不清头绪，该当怎么办的怎么办！错了什么，漏了什么，你们可要早说。”

  “是！”恭王答道，“办事原有常规，臣等不敢欺罔。”接着便将一叠交议的奏折，捧上御案。

  第一件案子便麻烦。这一案是邓承修接得家乡的来信，参劾广州府知府冯端本，招权纳贿，庇恶营私，情节甚多。原来是交由已调两江的两广总督刘坤一跟广东巡抚裕宽查办，此刻要议的，便是刘坤一跟裕宽的复奏。

  由于被参的情节，有实有不实，督抚查办的结果，有同有不同，加上案外生案，牵涉到一个曾经做过知县的广州府绅士，因而慈安太后茫然无主，将一叠奏折翻来翻去，找不到恭王所说的邓承修的原奏。

  “不行！六爷，你来看看，是那一件？”

  于是恭王只好走近御案，将原件找了出来，上面有慈禧太后的御笔，是“查办”二字。

  “对了，查办！怎么说啊？”

  恭王有啼笑皆非之感，讲了半天，慈安太后似乎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从头来问“怎么说”，难道再不厌其烦地讲一遍？

  这算是件小事，小事这么耽误工夫，大事如何料理？恭王便笼统答一句：“邓承修参的也不全是没影儿的事，冯端本确有点儿不对，臣请旨交部议处。”

  “好吧，交部议处。”

  在慈禧太后片言可决的事，到了慈安太后那里，凭空耗费了好些工夫。恭王一看这情形，觉得不必这样费事，便另换了一种办法，每一案说明简单案由，然后再提办法，或者“交部议处”，或者“下该部知道”、或者“依议”、或者“准奏”。果然，这一下便快得多了，二十几件奏折，不到一个时辰，便都已打发。

  一退了朝，慈安太后如释重负，回到钟粹宫不住长长地舒气。有这一番经验，她才衷心地服了慈禧太后，暗暗自语：

  “看人挑担不吃力，真亏她！”

  当然，熟能生巧，慢慢摸得清头绪了，也就能够自作裁决了。沈桂芬每日见面，发言虽少，却比平日格外用心，看看时机已到，将荣禄的那件案子翻了出来。

  这件案子，还是荣禄奉旨办理慈禧太后普陀峪“万年吉地”的时候发生的。陵工一向是好差使，但责任也特重，丝毫出不得错，只是那时的荣禄正在风头上，不免马虎。有个被革了职的知县马河图，谋求陵差，照例不可，而荣禄用了他当“监修”，为人参了一本。有慈禧太后在，这件案子被压了下来，此刻旧事重提，沈桂芬跟兵部的另一个尚书，翁同和的拜把兄弟，当过弘德殿谙达的广寿商议，拟定了荣禄的处分。

  议定罪名，向来是有律依律、无律比附，这比附上就大有伸缩的余地，如果比照长官失察的罪名，不过罚薪的处分，而沈桂芬拟的是“比照提督总兵徇情滥举匪人例”。这是极重的罪名，提督、总兵奉命征剿土匪，受有贿赂，不剿而抚，保举匪人充任官职，结果复叛，就象当年苗沛霖的那种情形，则此保举的武官，丢脑袋亦不算意外。

  罪名虽重，拟的处分却轻，“降二级调用”，而轻中有重，“不准抵销”。罪名有时不怕重，那怕革职，只要有机会，一道恩旨，开复处分，就可无事，如果“降级”而不得用“加级”之功抵过，那就非降官不可。沈桂芬是想了好久，才想出这么一招“绵裹针”来治荣禄。

  不仅如此，他还特地在折尾声明：“此系察议，可否改为降一级调用，请旨办理。”意思还是为荣禄乞恩。

  “怎么叫‘察议’？”慈安太后问。

  “这是明载在大清会典上的。”恭王答道：“看情节轻重，斟量处分，叫做‘察议’。按律治罪，就是‘议处’。”

  “提督、总兵徇情滥举匪人，是很重的罪！”

  “是。”

  “这么说，是拟得轻了？”

  恭王一时答不上来。是轻是重，他肚子里明白。荣禄一向走醇王的门路，他当然无所用其庇护，但私交也很不错，似乎又该替他说话。就这踌躇之时，宝鋆越次答奏了。

  “是。”他说：“回母后皇太后的话，这个处分，按大清律来说，是很轻的了。”

  “既然已拟得轻了，就不用再改。”慈安太后很熟练地说：

  “依兵部原议。”

  上谕未发，荣禄就已得到消息“哼！”他愤愤地说，“别样都还罢了，折尾的声明，不是猫哭耗子？我不领他这个情。”接着便请幕友拟奏折“谢恩”，同时请病假，意思是不想再补降两级的缺，当过从一品的尚书，再补上个从二品的缺，面子上未免难看。

  这个要求当然能够如愿。事实上也解除了恭王的一个难题，因为文职正二品的缺极少，武职的正二品则是很多，象步军统领所属的左右翼总兵就是，但这是荣禄十年前的旧职，自然不便再派。此外则各省驻防将军属下，专管一城的都统，亦是正二品，荣禄既在病中，不便外放，就能放也嫌委屈。所以他的奏折一上，交吏部议复时，恭王把它截留了下来，搁置在军机处，根本不办。

  荣禄那里，当然有好些人去慰问，翁同和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空言无补实际，荣禄决定韬光养晦，等机会报仇。

  慈禧太后的病，为了失眠和饮食无味这两种征象，始终去不掉，成了缠绵之疾，时好时坏，但就是好的时候，也是“多言则倦、多食则滞”，就算想问政事，也是力不从心。

  大政事只有两件，一件是对俄交涉，一件是筹议边防和海防。备战求和，则和战在未定之际。曾纪泽虽远在英国，对于廷议纷纭，举棋不定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大计不决，交涉一定无功，因而他在伦敦，迟迟其行，只是与总理衙门函电往还，反复讨论，要先定出一个交涉的宗旨来，方愿启程。

  和战大计则不但朝中争得很厉害，督抚中亦分成两派。主战的势孤而气壮，那几乎就是左宗棠一个人。主和的则人多而情虚，因为主和便好象是退缩、懦怯，一定挨骂，因此为头的李鸿章，只能跟恭王密函商酌。两江总督刘坤一奉召入觐，过天津时曾有一番密谈，决定谏劝持重，理由是海防不足恃，万不可开衅。他们一方面分别上奏，请宽减崇厚的罪名，以为转圜之计，一方面由李鸿章侧面鼓励英国公使威妥玛出面调停中俄【创建和谐家园】。

  主和派渐渐占了上风，在翁同和的全力游说之下，连一向态度最激烈的醇王，也改变了主意，不主张遽尔决裂。同时，在籍养病的郭嵩焘，也上了一个奏折，洋洋数千言，分析对俄交涉的事理，主张遣派专使实地调查，伊犁尽可暂缓收回。崇厚的罪名，应当符合万国公法的规定。而且很不客气地说：“廷臣主战乃一隅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