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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不错。不过，我们该按规矩办，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回籍也好，赴任也好，只要案子里要传他，尽可行文该管省分办理，这不必担心，现在要防商人逃走，先动手要紧。”
于是即时知会步车统领衙门，去抓两个人，一个顺天祥汇兑庄的掌柜王敬臣，一个是乾盛亨汇兑局的掌柜阎时灿，因为陈启泰的原折中说：崔尊彝和潘英章“汇兑银两”，就是由云南汇到这两处地方，而且存贮备用的。
王敬臣和阎时灿已经得到消息，虽感惊慌，却并未逃走，因为一逃便是“畏罪”，再也分辩不清，所以等官差一到，泰然跟随而去。
带到刑部衙门，由秋审处的司官审问，因为是传讯证人，所以便衣谈话。先带王敬臣，供称是云南弥勒县人，到京已经五年，在打磨厂开设顺天祥汇兑庄，专做京城与云贵两省的汇兑生意。
“云南善后局崔总办，有没有从昆明汇款到你那里？”
“不知道。”王敬臣答道，“小号向来照同行的规矩，认票不认人。”
“永昌府潘知府，拿票子到你那里兑过银子没有？”
“有的。”
“什么时候？”
“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陆续取用，不止一次。”
“一共几次，总数多少？”
“总数大概六万多银子，一共几次记不得，小号有帐好查的。”
“你开个单子来。”
王敬臣退了下去开单子。趁这空隙提阎时灿，他是山西票号发源地的平遥县人，在巾帽胡同开设乾盛亨汇兑局。
问他的话跟问王敬臣的相同，一样也开了单子，由昆明汇来的银子，每处都是六万七千两，但崔尊彝另外在顺天祥借用了两万八千两。
“这样看起来，你跟崔总办是有交情的。”秋审处司官抓住这一点追问。
“崔总办在云南多年，署理过藩台，虽没有交情，名气是知道的。”王敬臣又说，“他借银自然有保人，小号不怕他少。”
“保人是谁？”
“就是永昌府潘知府。”
“那么，你怎么又相信潘知府呢？”
“回老爷的话。”王敬臣答道，“潘知府是现任知府，‘放京债’的当然相信。”
“好，我再问你，崔总办、潘知府在你铺子里取了银子，作什么用？”
“那就不知道了。”
问到阎时灿，也是这样回答。京里的汇兑庄及票号，都结交官场，凡有外官来京打点，都由他们牵线过付，崔、潘二人的银子作何用途，决无不知之理，只是他们要推诿，无奈其何。唯有交保饬回。
这下一步，刑部六堂官的意见不同，有的主张正本清源，先传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弄明白了案情再说，有的却以为不妨请旨令饬周瑞清先递“亲供”。
商量结果，让周瑞清先递“亲供”，有许多不妥，第一，片面之词，碍难凭信；第二，周瑞清是军机章京，案情未明了以前，不宜将军机处的人牵涉在内。因此决定奏请饬下云南及安徽的督抚，饬令潘英章，崔尊彝“迅速来京，赴部听候质讯。”
上谕照准，而且对太常寺卿周瑞清作了处置：“着听候查办，毋庸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周瑞清被撤出军机，“听候查办”，而且用的是明发上谕，可见得慈禧太后对这一案的态度，是要秉公办理，不问周瑞清有何背景。因而便颇有人为王文韶担心。
于是关于京朝大老明争暗斗的流言，传说甚盛，有人说，这是李鸿藻所领导的北派，对继承沈桂芬衣钵，在南派最得意的王文韶的打击；有人说，董恂丢官，疑心是王文韶想夺他的户部尚书，所以指使他的会试门生陈启泰报复。说法不一，而都对王文韶不利。
人言如此，天象偏偏又示警了。去年见于西北的扫帚星，中秋前后再度见于东南，照例下诏修省，而亦必有言官论述时事，箭头自然而然地又指向王文韶和景廉。
有个湖北人叫洪良品，是陈启泰的同年，官居江西道御史，上了一个奏折，引叙史实，说星变皆出于政失，所以古代遇有灾异，往往罢免宰辅，因为燮理阴阳，咎不容辞。现在皇太后垂帘听政，皇帝冲龄典学，国事所赖，全在军机大臣，接下来就提到云南报销案：
“臣续有风闻，为陈启泰所未及言者。近日外问哄传，云南报销，户部索贿银十三万两；嗣因阎敬铭将到，恐其持正驳诘，始以八万金了事，景廉、王文韶均受赂遗巨万，余皆按股朋分，物议沸腾，众口一词，不独臣一人闻之，通国皆知之。盖事经败露，众目难掩，遂致传说纷纭。臣窃思奏销关度支大计，数十年积弊相仍，全赖主计之臣整顿，以挽积习。景廉久经军务，王文韶历任封圻，皆深知此中情弊者，使其毫无所染，何难秉公稽核，立破其奸？乃甘心受其贿赂，为之掩饰弥缝。以主持国计之人，先为罔利营私之举，何以责夫贪吏之藉势侵渔；蠢胥之乘机勒索者也？”
因此，洪良品“请旨立赐罢斥”景廉、王文韶，或者“照周瑞清例，撤出军机，一并听候查办。”最后还发了一段议论：“夫天道无常，人事有凭，前日之枢垣用倭仁、文祥而大难可平，今日之枢垣，用景廉、王文韶而灾眚屡见，感应之机，捷如影响。”
这道奏折，虽只攻的是景廉与王文韶，但恭王、宝鋆和李鸿藻看了，心里都很难过。从前大难之平归功于文祥，今日天象示警，又应在景廉和王文韶身上，仿佛其余的军机大臣中都尸位素餐，庸庸碌碌，无功无过之可言，岂非渺视。
这使得景廉与王文韶更为不安，唯有表示请求解职听勘。官样文章照例要这样做，其实希望大事化小，最好驳掉洪良品的奏折，来个“应毋庸议”，无奈这话说不出口，就能出口，恭王亦未见得肯支持，倒不如放漂亮些。
“这件事很奇怪啊！”慈禧太后似乎也很难过，“重臣名节所关，想来洪良品也不敢随便冤枉人！”
这竟是洪良品的“先入之言”，已为慈禧太后所听信。景廉的颜色就有些变了，不过王文韶有练就的一套功夫，能够听如不闻，毫无表情。
恭王也觉得话锋不妙，更不敢为景、王二人剖白，只顺着她的话答道：“皇太后圣明，重臣名节甚重，象这类事件，总要有确实证据。御史虽可以闻风言事，亦得有个分寸，得着风就是雨，随意侮蔑大臣，这个风气决不可长。”
“当然，凡事要凭证据。你们找洪良品来问一问，问清楚了再说。”
“是！”恭王略一踌躇，决定为整个军机处避嫌疑，“臣请旨，可否另派王公大臣，饬传洪良品询问明白。”
“可以。派惇王好了。”慈禧太后又说：“翁同和为人也还公正，让他在一起问。”
于是即时拟旨明发，说是“事为朝廷体制，重臣名节所关，谅洪良品不敢以无据之词，率行入奏。着派惇亲王、翁同和饬传该御史详加询问，务得确实凭据，即行复奏。”
这是个令人震动的消息。参劾军机大臣的事，不是没有，但无非失职、徇情之类，象这样公然指控“受贿巨万”，而且请求“立赐罢斥”的情事，是上百年所未有的，因而有人预感着将会发生政潮。
在翁同和，当然不希望如此。王文韶到底是南派的重镇，如果他垮下来，应补的军机大臣，不出他跟潘祖荫，论慈眷，潘祖荫不及他，但论资望人缘，他未见得胜过潘祖荫，所以将来鹿死谁手还很难说。既然如此，一动不如一静，能够保住王文韶，卖给他一个大大的人情，最为上策。
打定了这个主意，先托人去抄洪良品的“折底”，静等惇王发动。惇王到第二天早晨才来跟他接头，约定下一天的中午，在宗人府传洪良品问话。本来应该遵旨立刻办理的，翁同和有意以书房功课为推托，将时间延后，好让王文韶和景廉有辰光去作釜底抽薪的挽回之计。
事实上行文也得费一番工夫，因为是奉旨传讯，等于慈禧太后亲自诘问，所以由侍卫处办公事，通知都察院，转知洪良品应讯。
洪良品早就有准备了，写好一个“说帖”，到时候赴宗人府报到。惇王和翁同和相当客气，首先作揖，延请落座。
“想来已经看见明发了？”惇王首先开口。
“是的。”洪良品探手入怀，取出说帖递了过去。
惇王接了过来，只见说帖上写：“江西道监察御史洪良品谨呈”。翻开里页，匆匆看了一遍，随手交给翁同和。
翁同和从头细看，与折底无甚区别，觉得都是空泛的指责，并无确实证据，不由得就说：“未免太空了。”
“御史闻风言事，既有所闻，不敢不奏。”洪良品凛然回答。
“大臣受贿，不会亲自跟行贿的人打交道。”翁同和问道：
“什么人过付，在什么地方交纳？足下总知道吧？”
“不知道。”洪良品大摇其头，带着些不以此一问为然的神情，“这样的事，岂有不怕御史知道之理？当然私相授受，非外人所能得见。”
“既然外人无法得见，又何从辨其真假？”
“物议如此。也许是局中人自己泄露出来的。”
“所谓的物议，究竟是那些人在传说，你亦不妨指几个人，作为证据。”
洪良品又大摇其头：“万口同声，无从确指。”
“我倒要请教，”惇王问道，“此外还有什么证据？”
“没有。”
“就是听人所说？”
“是。”洪良品答道：“我的话都在说帖里面，请王爷垂察。”
再问也无用了，送客出门。惇王跟翁同和就在宗人府商议复奏，自然是据实而言，同时将洪良品原送的说帖，一起送了上去。
下一天清流在松筠庵【创建和谐家园】，预备支援陈启泰和洪良品。座间传阅洪良品的说帖，无不盛赞，只为想先睹为快的人太多，所以清流中后起之秀的盛昱，自告奋勇，高声诵读：
“窃维贿赂之事，踪迹诡秘，良品不在事中，自无从得其底蕴。但此案户部索贿累累，现经刑部取有乾盛亨、天顺祥帐簿确据，前御史陈启泰奏：崔尊彝、潘英章交通周瑞清贿托关说，外间喧传，贿托者，即贿托景廉、王文韶也；关说者，即向景廉、王文韶关说也。巷议街谈，万口如一，是贿托之实据，当问之崔尊彝、潘英章；关说之实据，当问之周瑞清。然则景廉、王文韶受贿非无据也，崔尊彝、潘英章即其据；良品非无据而率奏也，人人所言即其据。以枢臣而大招物议，是谓负恩；闻人言而不以奏闻，是谓溺职，且御史例以风闻言事，使天变不言，人言亦不言，亦安用此尸素御史为耶？良品与景廉、王文韶素无往来，亦无嫌怨，使非因物议沸腾，何敢无端诬蔑？实见时事艰难，天象如此示变，人言如此确凿，故不能不据实以奏。”
读到这里，只见有人奔了进来，手里高扬一张纸，大声说道：“上谕下来了！”
此人是国子监的一个博士，姓刘，亦算是一条“清流腿”，他排闼直入，径自去到邓承修面前，将邸抄递了给他。
“‘此案必须崔尊彝、潘英章到案，与周瑞清及户部承办司员，并书吏、号商等当面质对，庶案情虚实，不难立见。’”邓承修念到这里，以手加额闭着眼说了两个字：“痛快！”
“这还不能算痛快，且不免遗憾。”张佩纶大声说道，“景、王二人，何可相提并论？”
“公意云何？”盛昱问说。
“景秋坪情有可原，王夔石万不可再容。”
这两句话，出于清流之口，特别是出于张佩纶之口，差不多就算定评，也注定了他们的官运。邓承修瞿然而起，带些歉意地说：“我又要出手了。”
于是就在松筠庵中，专有陈设笔砚，供清流草谏章搏击的余屋，邓承修文不加点地拟好折底，邀了张佩纶和盛昱来商量。
奏折的第一段是怀疑刑部未必能遵谕旨，彻底根究，因为象这样的暧昧营私之举，不是经手过付的人，不可能握有确实证据，即令有确实证据，亦非严刑逼供，不肯吐实。何况被参的王文韶，仍在军机，仍是户部的堂官，纵使刑部堂官公事公办，无所回护，而司官为了将来的祸福，可能不敢得罪王文韶，潜通声气，预为消弭。再说，崔尊彝、潘英章虽奉严旨催传到案，但辗转费时，何弊不生？
“入手便探骊得珠了！”张佩纶表示满意，关键就在“被参之王文韶未解枢柄”这一句上。换句话说，如果要根究，非先叫王文韶退出军机，消除刑部司官的顾虑不可。
“你看第二段！”邓承修矜持地微笑着，显见得第二段是他的得意之笔。
看不到几行，张佩纶脱口赞了一声“好”，接着，摇头摆尾地念出声来：
“臣窃谓进退大臣与胥吏有别，胥吏必赃证俱确，始可按治，大臣当以素行而定其品评，朝廷即当以贤否而严其黜陟。”
“这是有所本的。”邓承修笑道，“记不记得曾侯论何桂清的话。”
这一说，张佩纶和盛昱都想起来了。当初两江总督何桂清失陷苏常，革职拿问，照律定了死罪，公卿督抚，交章论救，为他脱罪的一个借口是，何桂清弃地出于僚属的请求。朝廷左右为难，特为密旨咨询曾国藩，他的答奏是封疆大吏，行止进退，应当自有主宰，不当取决于僚属。这个说法，成为定评，何桂清终于伏法于菜市口，邓承修这句“大臣当以素行定其品评”就是套用了曾国藩的原意。
“话虽如此，涵义更深一层。”张佩纶说，“我辈搏击当奉此为圭臬。”
“此所以景秋坪可恕。再往下看吧！”
提到景廉，邓承修说他“素称谨饬，不应晚节而顿更。但此案事阅两年，赃逾巨万，堂司书吏，尽饱贪囊，景廉总司会计，未能事先举发，纵非受贿，难免瞻徇，或者以其瞻徇，遂指为受贿，亦未可知。”
“这又未免开脱太过了。”
“就这样吧！”盛昱为景廉乞情，“勿过伤孝子之心。”
这是指景廉的儿子治麟，光绪三年的翰林，颇有孝友的声名，张佩纶跟他虽无往来，却很敬重其人，所以听盛昱这一说，就不开口了。
再往下看，邓承修的笔锋横扫，简直剥了王文韶的皮，说他当户部司官时，就以奔竞出名，后来放到湖北当道员，“亲开钱铺，黩货营私。”
“这是要实据的。”张佩纶问道，“确有其事否？”
“自然有。王家的钱庄开在汉口，你去问浙江的京官，何人不知？”
“那就是了。”张佩纶便往下念：“及跻枢要，力小任重，不恤人言；贪秽之声，流闻道路。议者谓：前大学士沈桂芬履行清洁，惟援引王文韶以负朝廷，实为知人之累。众口佥同，此天下之言，非臣一人所能捏饰，方今人才杂糅，吏事滋蠹，纪纲堕坏，贿赂公行，天变于上，人怨于下；挽回之术，惟在任人，治乱之机，间不容发，若王文韶者，才不足以济奸，而贪可以误国。”
“好一个‘才不足以济奸，贪可以误国！’”盛昱【创建和谐家园】去发议论，“这是对王某的定评，亦是对吏治的针砭，然而亦不能独责王某，领枢廷者岂得辞其咎？”
“是的。”邓承修深以为然，“这点意思很可以叙进去。”说着，就要提笔添改。
“不必！”张佩纶劝阻，“恭王最近便血，病势不轻，勿为过情之举。”
邓承修接纳了劝告，同时也接纳了张佩纶的意见，特为添上一段：“乞特召一二亲信大臣，询以王文韶素行若何？令其激发天良，据实上对。如臣言不诬，乞即将王文韶先行罢斥，使朋比者失其护符，讯办者无所顾忌，天下之人知朝廷有除奸剔弊之意，庶此案有水落石出之时。如臣言不实，则甘伏讪上之罪。”
斟酌停当，由盛昱代为抄缮。诸事皆毕，时已入暮。外面“清流腿”和“清流靴子”都还未散，一见他们三个人，立刻趋陪左右，旁敲侧击地探问。这三个人只矜持地微笑着，显得神秘而严重。最后，张佩纶才说了句：“铁翁有封事。大家明天看邸抄吧！”
邓承修号铁香，人称“铁汉”，凡有搏击，毫不容情。这一道奏折，可以猜想得到，必为王文韶而发，更可以预料得到，词气必不如洪良品那样缓和。加以这一天夜里，刑部会同步军统领衙门，大捉户部书吏，益见得大案大办，情势严重，所以第二天中午，专有关心时局的人守在内阁，等看邸抄。
午初时分，发抄原折以外，上谕下来了，说的是：
“本日召见军机大臣，据王文韶力求罢斥，恳请至于再三。王文韶由道员历任藩臬，擢授湖南巡抚，著有政声，是以特召为军机大臣，并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数年以来，办事并无贻误。朝廷简任大臣，一秉至公；该给事中称为沈桂芬所援引，即属臆度之词。现在时事多艰，王文韶受恩深重，惟当黾勉趋公，力图报称，仍着照常入直，不得引嫌固辞。”
王文韶虽被留了下来，但案子却并不马虎，上谕中说：
“至云南报销一案，迭经谕令麟书、潘祖荫严行讯办，定须究出实情！景廉、王文韶有无情弊，断难掩饰。着俟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后，添派惇亲王、翁同和会同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