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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翁同和随即写信告诉薛允升，连夜准备复奏的底稿，依照在御前的决定，将定罪所引用的律例条文，一一查明出处，在专稿上加贴浮签。原说呈上慈禧太后阅定，其实只要送请惇王看了就可以了。
第二天一早，刑部司官携带着预备妥当的文件，进宫直奔内务府朝房。惇王在宫里各办事处所，除了军机处以外，那里都可以休息，但他经常坐内务府朝房，因为第一，内务府朝房的供应最周到，起坐最舒服，其次，惇王爱打听市井琐闻，无事可以找内务府的主事，笔帖式来聊天。各部常有内廷差使的司官，都晓得这情形，所以有事要见惇王，都上这里来。
到了内务府朝房，但见惇王只穿一件米黄葛衫，大马金刀地坐在一张竹榻上，一手一大碗豆汁，一手一条酱瓜，喝一阵豆汁，咬两口酱瓜，“唏哩呼噜”和“嘎崩、嘎崩”的声音交替作响，喝豆汁喝得热闹极了。
等喝完了，听差接过空碗，就手递上一条热气腾腾的手巾把子，惇王接过来抖开，吹两口气，然后没头没脑地使劲一阵乱擦。
“好痛快！”他将热毛巾丢下，一眼瞥见刑部司官，便即问道：“你来找我不是？”
“是！”刑部司官疾趋而前，请个“双安”，接着捧上卷宗，“请王爷画稿！”
“好吧！画就画。我先瞧瞧。”
奏稿共是四件，一折三片。他不看折底，先看第一个夹片，正就是他要看的那一个：
“臣等查御史洪良品奏请罢斥舞弊枢臣一折，先经臣奕誴，臣翁同和遵旨详询洪良品，据实复奏；奉旨：‘此案必须崔尊彝、潘英章到案，与周瑞清及户部承办司员及书吏号商，当面质对，庶案情虚实，不难立见’等因。嗣经给事中邓承修奏参，枢臣被劾无据，事实有因等情。奉旨：‘着添派惇亲王、翁同和会同查办’等因在案。
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潘英章解送到刑部，臣等遵即会同将潘英章、周瑞清及户部司员提集，一面查照洪良品说帖内，关说贿托各节，逐层研究。
据周瑞清供：伊系军机章京，入值十有余年。该处承办事件，向在公所面呈堂官核定，从不至私宅回事。云南报销一案，伊与潘英章托龙继栋向承办司员商办，系实有其事，并未向堂官关说。
据潘英章供：伊汇京报销一款，内中已付过五万两，未过付三万两：系津贴该部承办司员及经手书吏，并无分送景廉，王文韶巨万之款。
据孙家穆供：本部堂官，委实无分用此款情事各等语。质之承办书吏及各该号商，均供并不知情。复将顺天祥，乾亨盛两号帐簿详加考核，并无潘英章等馈送景廉、王文韶之款。臣等再四研诘，各处查对，所有科道原参枢臣报销案内各节，委实查无其事。”
看到这里，惇王停了下来，总觉得为景廉、王文韶洗刷得这么干净，实在于心不甘，想提笔改动几个字，却又一时想不出适当的字眼，便先搁下，再往下看：
“惟各省动钱粮军需报销，与年例奏销，判然两事；该省因军务倥偬，将两项笼统报销，原属权宜办法，现在军务已平，自不应仍前并案办理。该尚书等未经查出，实属疏忽；且于司员孙家穆等，并保刊京察一等之员外郎福趾，得受不枉法赃，均无觉察，亦难辞咎。应请旨将景廉、王文韶并各该堂官，均查取职名，分别交部议处。”
看到这里，惇王气平了好多，因为景廉、王文韶的“公罪”上，措词甚重，而且“各该堂官”也包括原任兵部尚书的张之万和工部尚书翁同和在内，无形中等于自请处分，总算是光明磊落的。
这样一转念间，加上正是神清气爽，精神痛快的时候，便提笔画了两竖，是个草写的“行”字，然后又照规矩只署爵号“惇亲王”。此外一折两片，亦都判了行，将笔一丢，大声说道：“行了，拿走吧！”
刑部的司官，喜出望外。原以为这趟差使，必定极其罗唣，惇王会得提出许多疑问，就算能够一一解答，他也不见得肯痛痛快快同意，往返传话，总要来回跑个两三趟，才能了结。这么热的天，就跑出痧子来，也只好认命了。
那知不费唇舌，也不费等候的工夫，便都画了诺，这一诺，何止千金？自己办了这么一趟漂亮差使，赏识的还不止于本部堂官，真正是得意之事！
于是他笑嘻嘻地先请个安，将卷宗取到手里，然后再请一个安，口中说道：“谢谢王爷！”
这一谢，反成蛇足，惇王随即问道：“怪了，要你道谢干什么？”
那人也很有急智，接口答说：“谢谢王爷体恤下情，大太阳下，不教司官多跑。”
“喔，”惇王性情率直，脱口说道：“我倒没有想到该体恤你，让你少跑一趟。好了！你回去吧。”刑部司官精神抖擞地，将一折三片传送会办五大臣，分别判了行，随即发抄呈递。第二天齐集朝房候旨，慈禧太后竟未叫起，一打听，才知道因为折子太长，要留着细看。这是情理中事，但到第三天，尚无消息，而且翁同和以军机身分照例进见时，“上头”亦未提到这一案，那就很可怪了。
最着急的，当然是奉父之命，在京里打听消息的王文韶长子王庆钧，四处钻营，毫无头绪，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倒是他家的一个老仆，随着王文韶的宦辙，到过许多地方，见多识广，人情熟练，断言决无他故。
“大少爷，你不要急！定下心来细想一想就知道了。惇王领衔的折子，已经将老爷洗刷清楚了，太后难道竟不顾王爷跟那么多红顶子的面子，硬要翻话，不会的。”
“就怕惇王表面一套，暗地里一套，当面见太后，节外生枝有许多诂。
“这也不会。这两天的‘宫门抄’没有惇王的‘起’。”
“啊，啊！”王庆钧觉得这是个好现象。
“再说，还有李总管在里头说话，一定无事。”
王庆钧听得这番解释，略微宽心了些。果然，到了月底那天，云南报销案终于有了下文，完全依照复奏治罪。景廉、王文韶“交部分别议处”。这一案办到这样的结果，言路认为差强人意，都不再说话，案子大致算是定局。当然，也还留下一条尾巴：第一是追赃；第二是吏部议处。
照常例，象这类议处的案子，至多三天，一定会有复奏，但这一案却牵延了好多天，因为投鼠忌器，吏部尚书李鸿藻和广寿，都觉得该保全景廉。多方设法，研究律例的空隙，竟无缝可钻，只好依例处分，专折奏复。
折子没有交下来，慈禧太后在召见军机的时候，用惋惜的口吻说：“这一案的处分，别人都无可惜。只有景廉，他当差一直很谨慎，而且有军功，在边疆辛苦了好多年。如今降两级不准抵销，未免太过。不过，王文韶也是实降两级，如果加恩景廉，就变成同罪异罚，似乎也不足示朝廷一本大公的意思。你们看，有什么办法，开脱景廉？”
于是李鸿藻复奏：“皇太后圣明！臣等查核旧案，咸丰十年，曾奉朱笔，不敢违例。”接着便陈奏这件旧案的始末。
咸丰十年正月，刑部尚书瑞常，因为秋审案中，复核发生错误，得到“降一级留任”的处分，但随后发觉承办此案发生错误的司官，上年京察，由瑞常保送一等。京察一等，立刻可以升官，所以是件很郑重的事，堂官保送不实，依律例“降二级调用，不准抵销”。
当时文宗特旨，改为降调留任，但朱笔特别批示：“以后有类此者，实行实降。”景廉误保福趾，情形正是“类此”，既有成宪，自然不敢违背。
慈禧太后当然亦不便违反文宗的朱谕，只好宣示：“既然如此，就照吏部所议，实降两级，不过，仍旧在军机跟总理衙门行走。”
“是！”宝鋆答应着，再次颂扬：“皇太后圣明。”
“各部侍郎有什么缺，可以安插景廉？”
既然降调以后，又在军机，就不必亟亟于调补侍郎，而且这一案中，降级的侍郎虽多，大多可以抵销，一时亦无缺可补，所以宝鋆建议，将景廉降调为内阁学士，慈禧太后同意了。
“那么，景廉的原缺呢？”
景廉是户部尚书，因为有云南报销案的风波，得要找一个操守格外好的人去补缺。李鸿藻便保荐他的同年，镶蓝旗籍的额勒和布，他的外号叫“腰系战裙”，跟“额勒和布”是个无情对。此人沉默寡言，除操守以外，别无所长。
此外当然还有大倒其霉的，第一个是已调吏部左侍郎的前任户部侍郎奎润，跟景廉一样，实降两级。第二个是云南巡抚杜瑞联，滥保崔尊彝大计卓异，以及听任属员，移挪公款，实降三级。云南巡抚由藩司唐炯升任，这是一个颇为人所注意的任命。因为中法越南交涉，正趋严重之际，唐炯以举人在四川带过兵，临阵有进无退，外号“唐拚命”，用他补杜瑞联的缺，意味着对法交涉，有不惜用武之意。而最可以表明朝廷意向，也最令人感觉意外的一件措施是：特旨“派醇亲王奕譞会筹法越事宜”。闲散将近十年的“七爷”，到底出来管事了。
清宫外史上(14-1)
越南正式受清朝的册封，是在顺治十八年，承认前一年九月自称国王的黎维祺为“安南国王”。到了嘉庆八年，改安南为越南，国王阮福映，年号嘉隆，越南人民称他“嘉隆皇帝”，是一位英主。
阮福映在统一越南“三圻”时，曾经委托天主教神父，请求法国援助，与法王路易十六，订立条约，愿割土作为酬谢，后来法援未到，条约当然不须履行，但法国的势力却就此伸入越南了。
从嘉隆皇帝以后，阮朝三代皇帝都不喜欢法国和天主教。因此，在道光、咸丰年间，越南也象中国一样，常闹教案。英法联军侵华的那几年，法国海军附带在越南攻城略地，于是在同治元年夏天，越南被迫跟法国订立了条约，赔款割地之外，另有专条：越南政府承诺，此后不以领土的任何一部分，割让给法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
法国得寸进尺，五年以后吞并了整个南圻，而心犹未足，还打算攘夺北圻，仅留下中圻给越南。到了同治十二年，借故攻陷河内，越南政府派出一员名将抵御法军。这员名将叫刘永福，是中国人。
刘永福本名业，字渊亭，原籍广东钦州，落籍广西上思。早年跟过“洪杨”，洪杨失败，余众四散，其中有个叫吴鲲的，领余众数千，进入越南，刘永福就在他部下。吴鲲一死，刘永福带了两百多人，翻山到了越南的高平省，自树一帜，旗帜用黑布所制，号为“黑旗军”。
刘永福生得短小精悍，不但勇壮豪迈，善抚部属，而且善于术数，多谋能断，在北圻披荆斩棘，招兵买马，势力日渐雄厚，越南国王阮弘住特加招抚，传说还招了他做驸马，颇为倚重。这时受命御法，在河内西门外遭遇，法将安邺不敌而退，退到城门附近，为刘永福的先锋吴凤典赶到，一刀砍掉了脑袋。这是同治十二年冬天的事。
安邺一死，法国反倒慎重了，派文官办理善后，展开交涉，因为中国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因而法国和越南订立了新约。
这一同治十三年正月底，在西贡订立的法越和平及同盟条约，重要的条款是：第一、法国承认越南为独立国；第二、定河内等城为商埠；第三、开放红河，也就是富良江而上到河内，法国有自由航行之权：第四、越南的外交事务，由法国监督，不得与他国有联属关系。这完全是为了排斥中国，而朝廷因为台湾番社事件，对日交涉正吃紧的当儿，无暇四顾，只下了一道密旨给广西巡抚刘长佑，“固守边围”而已。
不过，越南迫于法国的城下之盟，并不心服，所以一方面仍旧向中国上表进贡，一方面重用刘永福，授官为“三宣副提督”，准他在北圻商务繁盛之地的保胜，设局抽税，以助军饷。
这在法国，自然将刘永福视作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只是三番两次用兵，刘永福屹然不摇。同时，中国由于言路的呼吁，朝廷亦渐渐重视越局，明的是由驻法公使曾纪泽照会法国政府，不承认同治十三年的法越条约，暗的是密谕云南、广西派兵支援刘永福。这样到了光绪七年年底，由于曾纪泽的电报，说法国谋占越南北境，并拟通商云南，不可置之度外，因而总理衙门奏请降旨，派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刘坤一、张树声会商办理。
这五名疆臣中，除了李鸿章，都是主战的，言路自然更为激昂，甚至驻法公使曾纪泽亦主张对法国采取强硬态度。但是谈洋务也好、谈海防也好，恭王总是尊重李鸿章的意见，所以对法交涉，仍然出以持重。这样到了三月初，李鸿章丁忧，不奉夺情之诏，而就在这时候法国在越南有了举动，法国海军上校李威利，率领一支四百五十人的队伍，攻占了河内。
于是照例交涉与备战双管齐下，但不等曾纪泽向法国外交部提出【创建和谐家园】和要求，法军先已将河内交还越南，前后一共占领了六天。越是如此，越见得法国居心叵测，推测缘故，或者是借此向越南示好，进一步又有修约的要求，而修约的目的，是为了驱逐刘永福，向中国要求通商云南。因此，主战的议论，又复甚嚣尘上，而朝廷的举指，也是朝不惜决裂的路子上去走。
第一步是调动西南疆臣，曾国荃复起，署理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刘长佑年纪大，【创建和谐家园】烟瘾亦大，被免了职，调阴鸷沉毅，有霸才之称的福建巡抚岑毓英督滇，“唐拚命”唐炯也放了云南藩司。同时不准李鸿章回籍服三年之丧，只准假百日后，仍回天津驻扎，督率所部各营，认真训练，并署理通商事务大臣。
当然，清流对此大事，是不会不讲话的，张佩纶与陈宝琛联名上了一个折子：“存越固边，宜筹远略”，共建两策，一策是“命重臣临边”，用以“镇抚诸国，钩络三边”，或者可以吓阻法国。这“重臣”自然是左宗棠、李鸿章，择一以钦差大臣驻扎两广，督办法越事宜。
这一策之下，又有四个纲目，除“集水师”、“重陆路”的军务以外，又主张“联与国”，说德法世仇，应该联德制法，而联德之道，不妨向德国订造铁轮，多【创建和谐家园】炮。
第一策是正，第二策是奇，奇兵之用在声东击西，张佩纶和陈宝琛建议：以左宗棠的南洋和李鸿章的北洋两支大军，假作全力对付日本，而另简贤能，“秘寄以滇粤之事”，如彭玉麟、丁宝桢、张之洞都可膺选。如果说，以左宗棠或李鸿章，出镇西南，象晋朝陶侃的移镇广州，唐朝的郭子仪备边以服回纥，是重在威名慑敌。那么用彭玉麟等人的作用正好相反，象汉高祖识拔韩信，孙权重用陆逊那样，名气不大，敌人便不甚疑忌。
这样的部署，可使法国错认为中国对越南局势，不甚在意，然后乘其不备，水陆大举，进兵越南，包围法军。相持日久，法军力不能支，“外惧德人，内耗兵饷”，只要稍微许法国一点好处，一定可以和得下来。万一用兵小挫，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还在，可以让他们出面转圜谈和，对国体亦无大损。
虽是纸上谈兵，倒也头头是道。奏折中还力保广西、云南两藩司，滇藩就是“唐拚命”，广西藩司叫徐延旭，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中了进士，就放到广西当知县，号称知兵。
过了半个月，山西巡抚张之洞，也上了一个密折作桴鼓之应，认为宜筹兵遣使，先发预防，建议派李鸿章坐镇两广，筹划一切，同时保举一批京外文武人才，总计三十九人之多，第一个就是张佩纶。
这就是李鸿藻一系的清流，所提出的国是主张。因为主战，所以推重左、李，其实左宗棠还是陪笔，所真正重视的是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对和战大计，却不肯轻易发言，要看内外情势而定，交卸事毕，五月里回合肥老家奔丧去了。
不久，朝鲜京城发生兵变，攻占王宫，袭击日本公使馆，大院君李星应称“国太公”，自行专政。日本决定以武力处理，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处置明快，直接打电报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认为中国亦应当立即“派兵船前往观变”。于是张树声跟总理衙门议定，派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统领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领兵到朝鲜平乱。南疆多事，东邻生变，恭王忧劳交并，一下子病倒了，而景廉和王文韶又正当云南报销案初起，忧心忡忡，自顾不暇，只有宝鋆和李鸿藻应付艰巨，自然大感吃力。
就在这时候，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上了一个说帖，李鸿藻一见大喜。跟张佩纶一谈，唐景崧条陈的办法，正就是张佩纶所说的“奇兵”。
于是说动了恭王与宝鋆，决意采纳，嘱咐唐景崧将说帖代为奏折，由李鸿藻以吏部堂官的身分代奏。
唐景崧是广西灌阳人，对越南情势，原有了解，加以跟越南的贡使，详细谈过，所以这个折子在慈禧太后看来是“内行话”。
唐景崧说“救越南有至便之计”，就是重用刘永福。此人的名字，这几个月来，慈禧太后已经听多了，但问到他的生平，没有人能说得完整，所以看到唐景崧谈刘永福，格外注意，只见写的是：
“刘永福少年不轨，据越南保胜，军号‘黑旗’。越南抚以御法，屡战皆捷，斩其渠魁，该国授以副提督职，不就，仍据保胜，收税养兵，所部二千人，不臣不叛。越南急则用之，缓则置之，而刘永福亦不甚帖然受命。去岁旋粤谒官，则用四品顶戴，乃昔疆吏羁縻而权给之，未见明文，近于苟且，且越人尝窃窃疑之，故督臣刘长佑有请密谕该国王信用其人之奏。
臣维刘永福者，敌人惮慑，疆吏荐扬，其部下亦皆骁勇善战之材，既为我中国人，何可使沉沦异域？观其膺越职而服华装，知其不忘中国，并有仰慕名器之心；闻其屡欲归诚，无路得达。若明畀以官职，或权给其衔翎，自必奋兴鼓舞；即不然，而九重先以片言奖励，俟事平再量绩施恩。若辈生长蛮荒，望阊阖为天上，受宠若惊，决其愿效驰驱，不敢负德。
惟文牍行知，诸多未便，且必至其地，相机引导而后操纵得宜。可否仰恳圣明，遣员前往，面为宣示，即与密筹却敌机宜，并随时随事，开导该国君臣，释其嫌疑，继以粮饷。刘永福志坚力足，非独该国之爪牙，亦即我边侥之干城也。”
唐景崧所谓“发一乘之使，胜于设万夫之防”，有这样的妙事，慈禧太后自然心动，但这“一乘之使”，难得其选。再看下去，不觉欣慰，唐景崧“以卑官而怀大志”，愿意自告奋勇，那就再好不过了。
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她首先就谈到这件事：“这唐景崧倒是有心人，难得！他是那一年的进士？”
“他是崇绮一榜的翰林。”宝鋆得意洋洋地答道：“是奴才的门生。”
“既是同治四年的翰林，”慈禧太后不解地问：“怎么到现在还是吏部候补主事？”
这话就很难说了，说了是揭唐景崧的短处，但亦不得不说，“唐景崧散馆，考的是三等，改了部员，平日为人不拘小节，所以官运不好。”宝鋆接着又说，“象他这样的人，遇到机会，倒是能办大事的。”
“我看他的折子，倒说得有点道理。刘永福是一定要收为我们中国所用的，唐景崧自愿跟刘永福去接头，你们看怎么样？”
“唐景崧来见过臣几次，他不愿升官，亦不支公款，到越南更不必照使臣的章程办理，这完全出于忠勇报国之忱。”李鸿藻又说：“臣的意思，拟请旨将唐景崧发往云南效力。他原折中‘乞假朝命’，朝廷是否格外加恩，请懿旨办理。”
“只要他真能办事，朝廷自然不惜恩典。不过，这一来，见了明发上谕，办事不是就不能守机密了吗？”
于是决定将唐景崧发往云南，交新任云贵总督岑毓英差遣委用，同时有密谕寄交岑毓英，说明原委，责成他协助唐景崧，相机入越联络刘永福。
这时李鸿章百日假满，已在朝旨一再催促之下，由合肥回到天津，由朝鲜内乱引起的中日交涉，以及由越南引起的中法交涉，都要听他的意见。李鸿章认为备战议和，只能顾到一面，两面为敌，力所不逮，同时他亦不相信刘永福能有什么大作为，徒然拖累官军，陷入不了之局，所以对越事主和。因此，唐景崧的行期，也就缓了下来。
其时法国的驻华公使宝海，了解中国已决定了暗中支持刘永福牵制法军的策略。这个策略可进可退，可收可放，可大可小，而法军劳师远征，缓急之际，调度相当困难，是处在很不利的地位，所以见机而作，特地由上海到天津，跟李鸿章会谈，表示先不谈对越南的宗【创建和谐家园】与保护权，不妨仅商边界与通商。
李鸿章是一向不反对通商的，边界分划亦不妨慢慢谈判，所以很快地跟宝海达成了初步协议：中国撤退在北圻的军队，法国不侵犯越南的【创建和谐家园】，中法两国共保越南独立，中国准许法国经由红河跟云南通商。
协议的内容，分别请示本国政府。中国方面，毫无异议，法国方面的态度却颇为暧昧，据说法国海军对宝海与李鸿章的交涉颇为不满，决定增兵越南。不久，巴黎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任内阁总理茹费理和外交部长沙美拉库，不但推翻了成议，而且就象中国当年崇厚使俄辱国那样，将宝海撤任，作为惩罚。
于是整个局势又变成剑拔弩张了。一方面是越南的刑部尚书，到天津访昭李鸿章乞援，一方面是云南藩司唐炯出镇南关部署防务。这时，唐景崧亦已秘密入越，先到北圻山西，会见越南“统督军务大臣，东阁大学士”黄佐炎。他是越南的驸马，但统驭无方，隐匿了刘永福的战功，所以彼此不和。
唐景崧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替他们化解嫌隙。
由于唐景崧的斡旋，越南再度重用刘永福，将他的黑旗军由保胜调驻山西前线。接着唐景崧跟刘永福见了面，促膝深谈，为他筹划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劝刘永福据保胜十州，传撤而定北圻各省，然后【创建和谐家园】中国，假以名号。这是成王称霸之业，刘永福自陈力薄不胜，愿闻中策。
“中策是提全师进击河内法军，中国一定助以兵饷，可成大功。”唐景崧接着又说：“如果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则是下策。”
“下策我所不取。”刘永福慨然答道：“我听唐先生的中策。”
于是刘永福秘密进镇南关，与云南提督黄桂兰取得了联系。同时，一面由岑毓英出奏，一面由唐景崧密函李鸿藻，朝旨发十万两银子犒赏黑旗军，刘永福亦捐了个游击的衔头，正式做了大清朝的武官。
等回到越南，刘永福率领他的黑旗军，进驻河内省所属的怀德府，而法军在海军上校李威利指挥之下，已连陷河阳、广安、宁平等省，进逼黑旗军，形成短兵相接之势。
刘永福此时真是豪气如虹，不等法军有所动作，先下战书，约期十日以后开战。这是四月初三的事，十天以后便是四月十三。到了那天，黑旗军果然展开攻击，在怀德府的纸桥地方，与法军遭遇，刘永福一马当先，麾军猛击，阵斩李威利，法军退入河内，凭城固守。唐景崧替刘永福以越南三宣总督的名义，写了一道檄文，“布告四海”。于是远近响应，抗法的义师有二十余万人之多，越南国王封刘永福为“义良男爵”。
朝廷得此捷报，自然兴奋。清议主战，慷慨激昂，慈禧太后接纳了李鸿藻的建议，依照清流一派早已申明的主张，下了一道上谕：
“前有旨，谕令李鸿章即回北洋大臣署任。现闻法人在越，势更披倡；越南孱弱之邦，蚕食不已，难以图存。该国列在藩封，不能不为保护；且滇，粤各省，壤地相接，倘藩篱一撤，后患何可胜言？叠经谕令曾国荃等，妥筹备御；惟此事操纵缓急，必须相机因应，亟须有威望素著，通达事变之大臣，前往筹办，乃可振军威而顾大局。三省防军，进止亦得有所禀承，着派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应调何路兵勇前往，着该大臣妥筹具奏。金革毋避，古有明训，李鸿章公忠体国，定能仰副朝廷倚任之重，星驰前往，相度机宜，妥为筹办。着将起程日期及筹办情形，迅即奏闻，以纾廑系。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这时天津到上海的电报已通，“六百里”密谕，片刻即达。李鸿章回籍葬亲，假满北上，正路过上海，住在天后宫行辕，接到电旨，大吃一惊。上海消息灵通，法国因为李威利兵败阵亡，举国大愤，政府已派兵舰四艘，陆军三千，增援越，预备大举报复，同时提出了“北圻军费预算”，据李鸿章得到的消息，说是不限数目。而他，深知滇粤边境的防军，有名无实，此番受命节制三省军务，名义好听，其实无拳无勇，贸然而去，一世勋名，岂不付之流水？
清宫外史上(14-2)
因此，他逗留在上海，不肯北上，一方面敷衍，一方面写信给张佩纶，对军机颇为不满，大为牢骚，说是“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最后公然表示：“鄙人为局外浮言所困，行止未能自决，仍候中旨遵办。局外论事，事后论人，大都务从苛刻，孤忠耿耿，只自喻耳。”言外之意，预备抗命不从。
对法交涉，朝廷所倚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曾纪泽。曾侯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相处得不好，加以交涉棘手，所以俄皇加冕，他以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的身分，到彼得堡觐贺后，就不肯再回巴黎。在彼者已不可恃，在此者又有倦勤之意，李鸿藻接到张佩纶的报告，相当焦急，跟恭王、宝鋆、翁同和商量的结果，只有先安抚了李鸿章再说。
于是仍旧授意张佩纶出面，上了一个“制敌安边，先谋将帅”的奏折：
“一、请召重臣以顾北洋。李鸿章经营交广，命驻上海；为该大臣计，金革无避，驻粤尤宜。臣上年亦尝言之，今情势小异矣！朝鲜之乱未已，日本之衅宜防，法人即力不能窥伺津沽，而间谍扬声，在所必有；讹传一警，复令回驻天津，人心易摇，军锋转弛，非至计也。方今皇太后圣体初安，皇上春秋方富，而恭亲王亦甫销病假，宜节勤劳；畿辅根本之地，愿筹万全，窃谓精兵利器，均在天津，李鸿章逍遥上海何益？该大臣持服已及期年，若援胡林翼例，饬署直隶总督，办理法越事宜，事权既专，措置亦较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