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提醒：系统正在测试升级。如果某小说不存在，您可以访问备份站点继续阅读。谢谢！
八月初七日,圣主诏告辽东大本营,及远征军前线统帅部。
圣主重申了东征的战略意义以及它对中土未来的重要性,所以,东征必须取得胜利,东征必须继续下去,虽然东征遭遇了重大挫折,但这并不代表中土会放弃东征,相反,这更加坚定了中土把东征进行到底的决心。圣主和中枢要求辽东大本营和远征军前线统帅部,在做好抚慰远征将士的同时,针对目前远东形势和东征战局,拿出与之相适应的,且行之有效的策略,为尽快赢得东征的胜利而奋战。
圣主和中枢没有在诏书中就平壤大败指责和诘难军方,很显然,对抗只会激化矛盾,于事无补,面对残酷现实,圣主和中枢明智地选择了谅解和妥协。现在圣主和中枢返回东都处理因东征失败而引发的一系列危机,东征战场交给了军方,接下来的仗怎么打,圣主和中枢不再于涉,其实他们即便想于涉也因为距离过于遥远而有心无力,所以于脆放权,只要军方支持圣主和中枢把东征继续下去,只要远征军愿意竭尽全力为明年的东征做好准备,那么双方就有共同利益存在,就会选择妥协和合作,就不会走上对抗的道路以致于彼此严重伤害。
同日,圣主率行宫加快了回程速度,日夜兼程奔赴东都。
同日,远征军前线统帅部撤至辽东大本营。
留镇大本营的民部尚书、左武卫大将军樊子盖,卫尉卿、检校右候卫将军刘权,左翊卫将军段达,兵部侍郎斛斯政、明雅等统帅出迎三十里。见面一刻,中枢重臣、诸军统帅们相对无言,大家面对自中土统一以来的空前惨败,面对二十万将士的覆灭,面对匪夷所思的结局,悲愤欲绝,这是十二卫府的奇耻大辱,是这一代中土老军们的奇耻大辱。
樊子盖宣读了刚刚接到的圣主诏书。
圣主诏令,民部尚书樊子盖、卫尉卿刘权、兵部侍郎斛斯政、明雅以及左翊卫将军段达,待远征军撤回后,即刻起程返回东都。
又令,远征军前线统帅部的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尚书右丞刘士龙,并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右候卫大将军卫文升、右翊卫将军薛世雄贵、右御卫将军张瑾、右候卫将军赵孝才、左武卫将军崔弘升等远征军六路统帅,撤回辽东大本营后,马上起程返回东都述职。
又令,右武卫大将军李景,太仆卿、检校左翊卫武贲郎将杨义臣坐镇辽东大本营,为东征大军正副统帅,全权负责东征事宜。
诏书宣读完之后,帐内一片死寂。
这份诏书中,人事安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中枢决策。
圣主和中枢的决策是,继续东征,明年再攻平壤,务必要实现东征之战略目的。
既然中枢决策继续东征,那么就目前东征战局来说,远征军应该实施何种策略？是在冬天到来之前横扫鸭绿水以南,把战线稳定在鸭绿水,继续执行“两步走”策略,还是就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撤过辽水,在中土边境内进行休整,以养精蓄锐,明年卷土重来？
很显然,以目前远征军的状况,如果强行实施“两步走”策略,后果不堪设想,一旦再遭败绩,再损失人马,对军方来说,那就不是明年能否东征的问题,而是北疆安全能否得到保障的问题,而对圣主和中枢来说,东征不能继续,各种危机同时爆发,那就是一场政治灾难,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未必能否撑过危局。
但是,关键时刻,圣主和中枢又给军方挖了个“坑”。
不该他们于涉军事决策的时候,他们非要于涉,现在需要他们于涉了,需要他们下达撤过辽水的命令时,他们偏偏又不于涉了,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了
之前圣主和中枢不愿意承担军事失败的责任,这可以理解,但现在军事上已经失败了,而且这个责任也由军方背了,与圣主和中枢无关了,他们完全可以下令撤军,这能承担多大的责任？只是有些丢脸,面子上不好看而已,但仅仅为了毫无意义的面子,圣主和中枢竟然连撤军的命令都不愿意下,都要逼着军方自己做出撤军命令,然后将之归罪于军方,从失败到撤军的所有责任统统归于军方。难道这样就能规避自己的责任？就能老账新帐一起算,彻底清算军方,压制军方,控制军方？
将帅们的心寒透了,连唾骂的心思都没了。
现在“两步走”的策略肯定不能执行,今年内远征军肯定没有实力占领鸭绿水以南,目前军方要做的事就是撤军,撤过鸭绿水返回中土,这是最明智最稳妥最正确的事,但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谁愿意舍身赴死,主动跳进圣主和中枢挖的这个“坑”？
于仲文毅然站了起来,指着自己斑斑白发,以非常平静的语气说道,“明日,某率远征残部撤过辽水,所有罪责,某一力承当。”
然后于仲文步履坚定地离开了帅帐,再不回头。
诸将站起,肃然而立,望着老帅昂然背影,无不悲怆。一代传奇,就这样殒落了。
于仲文是远征军最高统帅,而远征军统帅部与辽东大本营并无隶属关系,两者都直接听命于圣主和中枢,所以于仲文有权决定远征军撤过辽水。远征军如果撤过辽水返回中土,辽东大本营能指挥的军队只有几万人,连辽东城都打不下来,更不要说执行什么“两步走”的策略了,所以也只能随之撤退。这样一来,就是军方不经圣主和中枢同意擅自撤军,责任完全是军方的,而决意要带着远征军撤回中土的于仲文理所当然要承担最大责任。
于仲文已了无生意,不仅是罪责深重,还有对阵亡将士的巨大负疚感。对他而言,一世英名的终结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无颜去见列祖列宗,无颜面对阵亡将士的亲属,无颜苟活于世。反正都是死,罪多罪少又有什么区别？
当夜,辽东大本营急奏,附送远征军前线统帅部奏报。远征军已失去战斗力,不得不撤回中土境内休整,而大本营也不得不随之后撤,至此,今年的东征结束,战争暂时停止。
八月初八日,于仲文带着远征军西渡辽水,撤回中土。
同日,樊子盖、段达等人也踏上了返回东都之路。
八月十八日,圣主率行宫抵达北平临渝宫,诏令东都,马上从黎阳、洛口等国仓调运粮草武器等战争物资,经水陆两路送达东北边疆的泸河镇、望海顿和怀远镇,以确保东征战场之需要。
诏令水师总管来护儿即刻赶赴东都述职。
八月下,鲁西南。
齐王杨喃、韦福嗣、韦保峦接到了东都密信,而密信的内容非常简单：平壤惨败,东征失利。
杨喃等人极度震惊。李风云对东征战场的推演竟然变成了事实,东征竟然真的失败了,匪夷所思的结果,不可思议的事实,这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
密信内容简单,显然东都也不知道东征失败的具体经过,目前也仅仅通过私密渠道打听到了结果,但这个结果对杨喃等人来说,却是期待已久的好消息。虽然从内心来说,他们也不愿意看到东征失败,看到王国受辱,看到中土利益受损,但事关切身利益,道德良心情操也只能放一边了。
东征失败,东都必然爆发政治危机,而政治风暴的大小,与失败的程度有直接关系。如果东征只是小败,远征军还是取得了一些战果,实现了部分战略意图,只是东征要延续到第二年而已,那么东都的政治风暴就不会太大,反之,若东征大败,远征军未能取得预期战果,未能实现战略意图,那政治风暴就大了,而政治风暴一旦失控,东征能否继续就不得而知了。
对于杨喃来说,若政治风暴较小,对他不利,若政治风暴较大,则对他有利,但政治风暴若失控,对他就有危害了,谁敢担保他不会被失控的政治风暴席卷而去？
然而,东都的消息不是大败,而是惨败。何谓惨败？远征军要么折损过半,失去战斗力;要么全军覆没,没有了。在杨喃等人看来,东征大败都有可能导致政治风暴失控,那么惨败的后果可想而知,政治风暴失控的可能性几乎超过了九成。
杨喃第一时间想到了李风云,马上约见李风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然后听听他对东都未来政局的预测。
李风云成神了。杨喃这么想,韦福嗣和韦保峦也这么想,如此奇人异士,非同寻常,或许,这就是齐王的机缘,假如齐王身边有这样一个可以预测未来的人,齐王冲顶的机率肯定是大大增加。
三天后,韦福嗣泛舟菏水,与李风云秘密会面。
听到东征惨败的消息,李风云的情绪十分低沉,坐在船舱内久久不语。他曾期待崔家十二娘子北上辽东战场后,利用她非凡的能力,把自己这只扇动翅膀的蝴蝶所产生的效应无限放大,但事实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的力量太薄弱,一群人的力量同样改变不了历史,幻想就是幻想,中土的历史还是随着东征的惨败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分裂和战乱。
韦福嗣耐心等了很久,终于忍不住打破了沉默。
现在,双方可以正式合作,秘密结盟了,但前提是,东都的政治风暴不能失控,否则东征延续下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为此他迫切想知道李风云对未来局势有何推演。
第两百七十一章一代名士
八月底,鲁郡。
泗水鹰扬府步兵校尉李百药,带着儿子李安期及一于仆从,风尘仆仆抵达首府瑕丘城。
李百药出身山东超级豪门赵郡李氏汉中房,其父亲安平公李德林乃儒林泰斗,中土名臣,山东贵族集团领袖,四海知名,晚年在与关陇人的博弈中败北,郁郁而终。李百药袭爵,以才学和操行闻名于世,乃当代儒林名士,不幸的是他卷入了皇统之争,做为“【创建和谐家园】”重要成员之一,他的仕途就此急转直下,尤其圣主登基之后,先是被贬边陲,接着直接免官了。
大业五年,西征大捷,裴世矩居功至伟,甚得圣宠,在他的关照下,李百药再入仕途,到鲁郡泗水鹰扬府担任了一个小小的步兵校尉。去年初因老母病重,告假回家,偏偏在此期间鲁郡局势急骤恶化,动荡不安,于是李百药遂以各种理由迟滞不归。
今年七月,鲁郡太守段文操亲自书告李百药,鲁西南局势危急,敦促其务必尽快返回相助。
李百药及其家族已经有了血的教训丨并且这些教训的!影响力尚未消除,李百药当然要明哲保身,尤其在这种政局和时局都日益混乱,无论怎么站队都存在巨大风险的情况下,李百药更不愿意出头了。他的身份注定了他无论身处何地都是一个“出头鸟”,所以此刻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做一只缩头乌龟。
但是,他想做缩头乌龟,并不代表他就能做缩头乌龟。
李百药的老家在河北博陵郡的安平,虽然他这一支追本溯源是赵郡李氏汉中房,但祖上早己迁至河北,反而与赵郡李氏本堂三房联系密切。就如李密家族,追本溯源是赵郡李氏辽东房,但祖上因为在关陇为官,后代子孙世居关陇,与辽东房的本堂后裔基本没啥联系了。李百药是李氏的杰出子弟,在中土儒林和政坛上的影响力非同一般,当然,这与赵郡李氏以及其父李德林也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如果没有赵郡李氏这个庞然大物做后盾,没有李德林遗留下来的深厚人脉和庞大政治遗产,仅靠李百药本人,绝无可能拥有此等权势,不过正因为如此,他也成了关陇贵族集团的打击目标,虽然打击他的借口始终围绕着他的“【创建和谐家园】”身份,但东都上上下下都清楚,打击他实际上就是打击山东人,断绝他的仕途实际上就是遏制和削弱赵郡李氏的权势。
自中土一统以来,山东五大超级豪门在关陇贵族集团的全面压制下,尤其在新兴贵族集团尤其是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集团的正面阻击下,权势被极大削弱,对中土的影响力大不如前。这从各豪门所拥有的官僚数量上就能看得出来,当今朝堂上汉姓官僚中,以关中韦氏、陇西李氏、河东裴氏、薛氏和柳氏等豪门数量最多,其次便是虏姓中的元氏等个别豪门,而他们都属于新兴贵族,虽然有些豪门也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但过去贵族等级低,门第不高,与山东五大超级豪门这些历史悠久、累世簪缨、享誉中土的老贵族根本没有可比性。
然而,真正决定豪门地位和贵族等级的不是历史和荣耀,而是实力,是对中土权力和财富的占有量,是对中土命运的掌控力。
门阀士族政治的基础是贵族等级制度,也就是“尚姓”原则,贵族在分享权力和财富的时候,依据的不是贡献大小,不是官职高低,而是门第等级。到了本朝,先帝和今上为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为废除门阀士族政治制度,首要目标就是摧毁贵族等级制度,摧毁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权,但这个难度太大了,实质上它已经动摇了王朝的统治基础,所以只能一步步来,而第一步便是改革贵族等级制度,以“尚姓”原则,改革为“尚官”原则,以官职大小来确定贵族的等级,但要以“尚官”为原则,首要之务是废除“世袭制”和延续了数百年的“九品中正”选官制度,而“世袭制”和“中正制”是贵族掌控中土权力和财富的第一手段,改革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然而,这一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以山东五大豪门为主的老贵族,因为他们占据了中土最多的权力和财富,而那些新兴贵族尤其是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过去因为贵族等级低,甚至过去根本连贵族都不是的“暴发户”,却因为他们占据的权力和财富非常少,理所当然积极支持这一改革,于是这些数量庞大的“土豪”们随即成为推动这一改革的动力所在,结果“世袭制”和“中正制”先后废除,这也是以山东五大豪门为首的中土老贵族们,主要是山东和江左两大贵族集团的实力遭到严重打击,权势被严重遏制和削弱的原因所在。
你动了我的奶酪,夺走了我的口粮,危及到了我的生命,我当然要反击,于是老贵族们忍无可忍,终于一怒拔剑。
李百药的老家安平距离赵郡李氏的本堂很近,两百余里的路程,所以自李德林的祖上开始,他们这支来自汉中房的李氏子孙,就与李氏本堂三房的子孙,不但利益一致,命运更休戚相关。关键时刻,李氏本堂长者找到了李百药,向他透露了两个惊人讯息,李百药非常震惊,当即收拾行装,辞别老母妻儿,日夜兼程赶赴鲁郡。
李百药在瑕丘有一座府邸,是鲁郡一个豪望做为儿子的拜师礼送的。能拜在李学士的门下,那可是莫大的荣耀,即便这位当年的太子舍人、东宫学士在仕途上倍受磨难,但他在儒林的地位不减反增,在大河南北的影响力依旧令人瞩目。当初圣主将其贬出京城,直接“发配”到桂州,而桂州就是今日的广西桂林,距离东都非常遥远,其目的就是要把他对中土政治和儒林的影响力降到最低。后来因为行政区划制度改革,罢州置郡,官僚数量减少,东都某些人为了把李百药从边陲荒芜之地弄回来,就乘机免了他的官职。无官可做,绝于仕途,李百药当然只能回家种田教书了,于是李百药重回山东,于是李德林、李百药父子的【创建和谐家园】门生、亲朋故旧纷至沓来,而李氏家族的政治势力因其“领袖”的回归再度凝聚到一起。
很快,李百药在儒林的影响力就恢复如初,而他在儒林的影响力,与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基本一致,并且还有一定的放大效应。
中土儒林是中土贵族官僚的根基所在,儒林在学术上的理论和观点,与中土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彼此需要,互相影响,共同发展,这也是以山东五大豪门为首的、以学术文化为基础的豪门世家不但能够延续千年,还能始终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土命运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土新兴贵族和低等世家与这些超级豪门的根本差距所在,同时,这也是中土统一后中央集权制度改革最为核心的矛盾所在,最大的阻力所在。
自有记载历史以来,中土的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学术理论,尤其自汉以后,政治制度与儒学理论的相辅相成就已经成为一种难以违背的天道法则。
汉武帝实施集权,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而董仲舒的新儒学则以“大一统”、“天人感应”和“以德治国”等新思想为汉武帝的中央集权“保驾护航”。然而,自魏晋以来,中土陷入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乱,王朝更迭就如走马灯一般迅速,门阀士族政治代替了中央集权制,董仲舒的新儒学也失去了“市场”,中土文化进入了儒道佛三教鼎立时期。在这种政治文化大背景下,中土由大分裂走向大一统,必然是疆土的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大一统,还是就是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学术理论的大一统。
现在,先帝、圣主还有他们的志同道合者,统一了中土的疆域,然后是实施政治制度改革,试图完成政治制度的大一统,以中央集权制代替门阀士族制度,但依照历史经验,若想完成中央集权制度改革,必须同时进行文化大一统,也就是重建与中央集权制相适应的以“君权神授”、“天命论”为基础的儒家学术理论。
然而,今天这个时代,不是独尊儒术的时代,也不是诸子百家【创建和谐家园】的时代,而是儒道佛三教鼎足而立的时代,更严重的是,在三教相争中,外来的佛家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同源同流的儒道两家联手都未能击败对手,反而被对手打得节节败退。
当然了,随着中土疆域的大一统,随着政治制度大一统的明朗化,随着“大一统”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文化“大一统”也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适者生存,凡顺应潮流者必将生存,这是真理,也是天道法则,所以儒道佛三教都在努力适应时代,适应“大一统”的改革大潮。
佛教做为外来者,有着天生的劣势,但它之所以能在中土蓬勃发展起来,与中土近四百余年的乱世有着直接关系,而它对中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的近乎疯狂的渗透,不但危及到了王朝的兴衰,也严重危及到了本土儒家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于是便有了历史上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运动。佛家吸取了教训丨为了生存发展,主动改革,不但在内部进行南北佛教的融合,主动配合政治上的需要,还在外部进行融合,在诠释佛家经义的时候,大量吸收儒家和道家教义,甚至不惜代价篡改【创建和谐家园】。
道教在三教中的实力排在最后,尤其北教,就是活跃在关陇的楼观道,同样在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中惨遭灭顶之灾,而南教“上清派”一直得到江左朝廷的支持,发展很快,但面对“大一统”的新时代,南北两教也开始了互相融合,还主动吸收佛教教义,取长补短,竭尽全力抗衡佛教。
儒家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其文化便成为中土的正统文化,其思想便成为中土的正统思想,由此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刻影响着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而自魏晋之后,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陷入绝路,古文经学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治国之本,所以外来佛教的发展,最大阻力就是本土儒家,而且主要是来自山东的以古文经学世代传承的豪门世家。
儒学是处世治国之学,佛教是出世离俗之教,二者是对立的,但佛教劝世人慈悲爱施,普渡众生,这与儒家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爱精神又基本一致,所以两者有调和之处,这也是中土贵族官僚在研习儒学的同时,非常虔诚的信佛拜佛的重要原因,而正是因为大量的贵族官僚们在政治上支持佛教,利用佛教,才使得佛教即便遭受到了两次毁灭性的打击,但依旧蓬勃发展的原因所在。
在中土文化“大一统”的改革中,最著名的手段就是儒道佛三家辩论。
开皇三年,先帝召集儒、佛、道三教代表辩论《老子化胡经》之真伪。儒方代表是苏威等名士,佛教是僧人彦琮,道教是道士张宾。
大业三年,在智藏寺又进行了一次三教公开辩论,这次是关于理论、教义的辩论。这场辩论由始平令杨宏主持,道教是道士余永通,佛教是僧人慧净。
由这两次辩论可以看出,以古文经学理论为主的儒家为维持自己治国之本的地位,联合道教,对严重威胁到中土整体利益和自身利益的佛教,发起了一次次“冲锋”。儒佛融合是不可能的,佛教融合儒家思想的目的是生存,而儒家吸收佛教教义,则是一种从根本上彻底摧毁佛教的手段。
文化“大一统”遭遇到了巨大阻力,这个阻力远远大于政治“大一统”,而阻力来源一方面是因为佛教蓬勃发展了,渗透到中土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与儒道两教形成了鼎足而立之势,另一方面则是最高统治者在政治上需要佛道两教的支持。
先帝建国,名义上是受禅,实际上就是篡国,而为了名正言顺的篡国,就必须在舆论上赢得平民百姓的支持,在学术理论上赢得大义,当时道教就给了先帝舆论上的支持,随后佛教也广为宣传。这对先帝和他的追随者来说非常关键,相比起来,儒家当时的支持就不够,山东人甚至支持尉迟炯、司马消难和王谦造反,差点把先帝推翻了。
圣主能够赢得皇统,最重要的是有江左贵族集团的绝对支持,而江左贵族集团与南方的佛教道教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非常密切,可以这样说,若想赢得江左贵族集团的支持,首先就要赢得南方佛教和道教的支持,所以圣主在江左镇戍期间,积极“公关”佛道两教,在佛教受了“菩萨戒”,法号“总持菩萨”,在道教不但奉养南方道教第一仙人徐则,还与上清道法主王远智等诸多著名道士亲密交往。圣主登基后,继续不遗余力的支持佛道两教的发展,以便在舆论上大规模的宣传改革政策,同时在政治上努力赢取更多更大的支持。
这就是文化大一统改革的核心矛盾所在。
儒学是治国之本,但今天的以古文经学理论为主的儒学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在以中央集权制为主的政治“大一统”改革中,不但起不到帮助作用,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然而,中土的儒学实质上控制在以山东五大豪门为首的北方豪门世家手中,以关陇人为主的新兴贵族集团在学术思想这一块是个“短板”,望尘莫及,为此不得不在治国所需要的儒学理论上依靠山东人,但山东人在“大一统”的改革中是利益损失者,是权力和财富的被剥夺者,当然没有改革的动力。
山东人既然没有改革的动力,当然不会帮助关陇人,为大一统改革提供相配套的儒学理论。而儒学“不思进取”,不改革,不创新,不能在舆论上推动改革的前进,那么反过来就迫使关陇人不得不依靠佛道两教来控制舆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和改革派,更是在文化“大一统”的改革中缺乏支持儒家的力度,如此一来就等于变相支持佛道两教,导致文化“大一统”改革的阻力有增无减。
文化不能“大一统”,儒学理论思想不能积极配合中央集权制度的改革,那么可以想像“大一统”改革的阻力有多大,可以想像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矛盾有多严重,而这些阻力和矛盾反过来又严重危及到了中土的统一大业。
李百药回到山东,重返中土儒林,能不能再入仕途无所谓,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不是做多大的官,有多大的权,而是他在经史学上的理论思想,这才是他真正的价值所在。
第两百七十二章如此严重？
李百药刚刚抵达府邸,郡府主薄孔仲卿就来了,代表段文操迎接李百药。
李百药心知肚明,宾主稍事寒暄后,遂主动提出去郡府拜见段文操。
路上李百药有意试探,向孔仲卿打听鲁西南局势。他对东都局势有所了解,但对鲁西南局势还真的知之甚少。孔仲卿无意隐瞒,一五一十详细述说,而且为避免误导李百药,他在述说过程中没有掺杂丝毫个人观点。
孔仲卿出自曲阜孔氏,鲁郡本土官僚,在鲁郡官场上算是资历深厚了,在李百药到泗水鹰扬府任职之前,两人之间从未有过交集,而李百药来到鲁郡后,鲁郡以孔氏为首的地方世家豪望对他非常尊敬,但敬而远之,所以两人之间不过是点头之交而已。
不是孔仲卿不想与李百药交往,而是李百药在政治上的身份过于特殊了。李百药不仅是豪门世子,儒林名士,还是圣主的对头,随时都会有不测之祸,可想而知,如果与其交往密切,必有牵连之危,所以大家都把他像菩萨一样的“供着”,而李百药也非常理解,他现在就是一个灾星,自己倒霉也就算了,实在没必要连累别人,所以他虽然官拜泗水鹰扬府步兵校尉,但实际上自到鲁郡后,就去鹰扬府报了个导,然后常居瑕丘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研习学问和教授学生上,除了偶尔与鲁郡儒士们坐而论道外,平常都是深居简出。
段文操本来是个武将,作风彪悍,他到鲁郡出任行政长官后,旧习难改,对手下官僚动辄责骂,不过他对李百药非常尊敬,根本不顾李百药的特殊身份,常常登门拜访求教政务,甚至直接向鹰扬府借人,名正言顺的把李百药安排在了郡府,极大的改善了李百药的处境。
李百药欠了段文操的人情,这也是他应段文操的敦促返回鲁郡的原因之一,但说句实话,如果赵郡李氏长者没有向他透露两个重要机密,他不会因为欠了段文操的人情就返回鲁郡,因为现在鲁西南局势在加入了齐王杨喃这个特殊存在之后,那么鲁西南乃至相邻的河南、徐州等地众多的军政官员和地方势力,都不得不被动地卷进了皇统之争,而皇统之争是所有政治斗争中最为残酷血腥的斗争,李百药和李氏家族更是吃尽了皇统之争的苦,所以李百药怎么可能会重蹈覆辙？
然而,赵郡李氏长者向他透露的两个机密中的第一个,便是李百药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不管是躲在边陲还是小隐于野,都有可能被再一次卷进皇统之争,为此,他不得不以最快速度赶赴鲁郡,求证这个机密的真实性。
孔仲卿的述说是从当前局势开始,然后一点点倒述,最后终止于去年白发贼李风云由芒砀山千里跃进蒙山,打了段文操一个措手不及。而在李风云杀进蒙山之前,李百药正好告假回家,偏偏鲁人对其敬而远之,彼此都没有联系,所以李百药对白发贼只是闻其名,却不知其事,直到此刻,他才对白发贼其人有了粗略的了解。
李百药坐在马车里,沉默不语。孔仲卿悄悄打量着,观察李百药的神情变化,试探窥探到他的想法。
李百药年近五十,相貌俊朗,气质儒雅,眼神忧郁而睿智,从他的身上不但能清晰地感受到经学世家深厚的文化气息,还能感受到累世簪缨所沉淀下来的宦海沧桑。这是一种无法言传的感觉,只有坐在他的身边,才能真正体会到何谓世家子,何谓名士,何谓权贵。
孔仲卿不止一次坐在李百药的身边,不止一次有这种体会,不止一次郁愤不平,因为他也是出自儒学圣人之门,也是饱读经书才华横溢之辈,但可惜的是,曲阜孔氏无论在儒学上还是在权势上都早已沦落,如果没有儒学始祖的“金字招牌”和绵延数千年的荫泽,曲阜孔氏就连二流世家都算不上,与山东五大超级豪门之间的悬殊太大了,所以孔仲卿无论怎么郁愤,都只能仰视李百药的存在。
李百药通过孔仲卿的述说,对白发贼李风云有了个初步结论：其人非同寻常。
李风云从芒砀山千里跃进蒙山,其直接后果是把左骁卫将军董纯拉下了马,而董纯正是齐王杨喃的重要支持者之一,所以李风云能跃进蒙山,其背后肯定有内幕。
李风云在段文操、张须陀和崔德本的三面围剿下,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联合其他各路义军建立了联盟,实力不减反而壮大了,这太不可思议了,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三方围剿势力中,必有暗中支持或者是有意利用李风云者,无疑,崔德本是最大的怀疑对象。
李风云击败段文操,在鲁西南赢得大好局面下,突然西进中原,劫掠通济渠,这更匪夷所思了。从当前局势看,李风云似乎是齐王杨喃布下的一颗棋子,然而,如果这个布局连普通人都能看出来,那就是侮辱齐王杨喃的智慧,所以可以肯定的说,李风云不是齐王杨喃的棋子,而是某个人故意放出来的一团“迷雾”,这团“迷雾”成功吸引了东都的注意力,帮助齐王杨喃逃离了东都,但同时也把齐王杨喃推上了与圣主对抗的不归路。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李风云这团“迷雾”？其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
李风云劫掠通济渠壮大了自己,这是奇迹,但他安然无恙的撤出中原,更是奇迹。谁任由李风云劫掠通济渠？又是谁任由李风云安全撤出中原？
接下来则更为玄妙,齐王杨喃以两万大军追杀李风云,竟然受阻于菏、泗一线,被义军整整阻击了两个月,原因何在？是齐王杨喃指挥不力,还是他的两万大军士气低迷？抑或河南地方势力在其背后下黑手,牵制了其大部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