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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答复韩相国,问题就严重了。韩相国举旗造反,需要赢得通济渠两岸大量地方豪望的支持,需要这些地方豪望所控制的乡团宗团武装的倾力相助,仅靠他手下那帮在黑道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小兄弟能于什么大事？虽然韩相国忠诚于杨玄感,也有一部分地方豪望追随于杨玄感之后,但这并不代表通济渠两岸的地方豪望都支持杨玄感,所以韩相国若想在举旗后迅速发展壮大,还需要想方设法说服、拉拢和唆使更多的地方豪望跟他一起造反,然而现实情况是,杨玄感还没有发动兵变,所有附庸于杨玄感、与杨玄感利益攸关的势力都还没有看到“事实”,都还没有看到悬在自己脑袋上的“利剑”,都还没有举旗造反的意愿和动力。
这种情况下,韩相国必须拿出确凿证据来证明杨玄感的确要发动兵变了,要拿出确实可行的兵变计划来证明兵变前景很乐观,否则空口说白话,空口无凭,根本说服不了别人,反而会招致别人的怀疑和反对,如此一来他就被动了,不要说赢得大量的地方豪望的支持,恐怕最后连十万人马都征召不起来。
韩相国的起义队伍形成不了规模,就无法与李风云抗衡,无法在与李风云的合作中占据主动,当然也就更无法有效控制和影响通济渠乃至东都局势的发展,反之,李风云却占据了主动,不但捏住了韩相国的生死命脉,还牢牢控制了通济渠乃至东都局势的发展,由此产生的恶果是,李风云可以操控这场兵变,让杨玄感等兵变者迫于形势的变化不得不被他“牵着鼻子走”。
失去兵变控制权的后果太可怕了,尤其李风云的背后有着一股庞大的政治势力,假如这场兵变最终变成了这股政治势力攫取政治利益的工具,那么杨玄感及其同盟者,还有以河洛贵族集团为主的一部分保守势力,便成了刀俎下的鱼肉,任人宰割,那就太悲摧了。
李密越想越是惶恐,久久不语。
韩相国有些着急了,催促道,“蒲山公,事出仓促,某措手不及,不得不马上举旗,但举旗的很多准备事宜均未完成,某的处境很艰难,如今唯一的办法便是在最短时间内说服更多人,但某拿什么去说服人？”
李密想到了李风云对自己所拟的兵变上中下三策的分析和推演,如今看来李风云之所以决心打东都,显然是早已预见到了通济渠局势在义军的蓄意推动下,将恶化到极致,为此东都不得不倾尽全力戡乱剿贼以力保渠道之畅通,当东都卫戍军主力均被吸引到通济渠战场时,肯定是有利于杨玄感发动兵变,并有助于杨玄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东都。
李密暗自叹息,不得不承认李风云棋高一着,如果李风云实际操纵了这场兵变的走势,那对杨玄感及以他为核心的保守势力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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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八十章与你何干？
当李风云指挥联盟大军劫掠通济渠,梁郡豪望韩相国紧锣密鼓准备举旗,通济渠两岸的气氛几欲窒息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东都亦是暗流涌动,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感。
通济渠局势给东都的直观印象是,政治讹诈,而讹诈者正是齐王杨喃。
去年贼帅李风云制造了通济渠危机,结果齐王杨喃乘机逃出了政治牢笼,虽然这场危机并没有真正影响到第一次东征,第一次东征失败与这场危机亦没有丝毫关系,但在政治上惨遭败绩的圣主和改革派却因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他们陷入了保守势力的“反攻”和新一轮皇统之争的夹击中,危机四伏,步履艰难。
今年贼帅李风云再一次制造了通济渠危机,目的是什么？结果又会怎样？很明显,东征至上,通济渠畅通是圣主和东都的底线,以李风云之狡诈,他绝不会碰触这条底线,所以无论通济渠危机有多么严重,东都都不会为其表象所蒙蔽,东都关注的始终是隐藏在危机背后的齐王杨喃。
东都首先要知道的是,齐王杨喃政治讹诈的目标是谁？是远在东征战场的圣主,还是留守东都的越王杨侗？东都唯有确定了齐王杨喃要讹诈的目标,才能推测出他讹诈的目的,才能有的放矢,拿出正确的对策。
“齐王到底想获得什么？”这是东都高层所有人的疑问。
越王杨侗今年九岁,年幼,因为所处环境的原因他比同龄孩子要早熟,知书识礼,但这并不能改变他“政治傀儡”的事实,他就是一个权力符号,一个权力道具,代替他行使权力的是越王府长史崔赜,是东都留守、民部尚书樊子
崔赜出自博陵崔氏,六十四岁。樊子盖出自江淮世家,六十八岁。两位重量级老臣辅佐一位亲王留守东都,看上去很不错,实际上很不好。
崔赜的官职虽然没有樊子盖高,权力没有樊子盖大,但出身显赫,贵族等级高,在儒林的名气大,在京为官时间长,深得两代皇帝赏识,曾辅佐元德太子很多年,现在又辅佐元德太子的儿子,而这层渊源至关重要,越王杨侗因此对他非常信赖。
樊子盖位高权重,但在这个拼爹拼门第的时代,在豪门世家遍地走的东都,他就吃大亏了,再加上他长期在地方上任职,在京在中枢的时间都很短,资历声望都不够,人脉资源就更不足了,于是他在东都的大权贵们的眼里十分不堪,无非就是一个政治暴发户,一个撞了大运的小土豪而已,权贵们根本瞧不起他。樊子盖心知肚明,低调做人,圣主在的时候,他尚可狐假虎威,他的话还有些作用,如今圣主不在东都了,他最大的靠山没了,狐假虎威不成了,他的话就没人听了。
越王杨侗人小鬼精,虽然对两位辅弼大臣都表达出了足够的尊重,但他知道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只有崔赜,至于樊子盖,不过是扯着虎皮做大旗的主儿,中看不中用,关键时刻肯定指望不上。
樊子盖很识事务,一切以大局为重,个人荣辱无关紧要,所以这段时间他对崔赜很尊重,大小事务均当着杨侗的面与崔赜商量着办,给足了杨侗和崔赜这对君臣的脸面,不过今天他不给面子了,事关通济渠安全、东征的胜利以及圣主和改革派的政治利益,他坚决主张,马上出兵戡乱通济渠,剿杀白发贼。
崔赜明确反对,据理力争。
目前局势下,从东都调兵去通济渠战场戡乱剿贼,必须谨慎,不到万不得已,这个兵不能出。何谓万不得已？就是通济渠中断了,确确实实中断了,江南的粮食已经没办法由通济渠北上了,已经肯定会危及到东征安全了,且东都已经用尽了所有可以解决危机的手段了,则东都出兵。
崔赜的理由是,京畿有洛口仓、含嘉仓,河北有黎阳仓和高阳仓,涿郡有临朔宫仓储,北平有临渝宫仓储,辽东有望海顿、怀远镇两大粮草辎重囤积地,东征有这些大仓储的保障,即便通济渠断了,依旧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假如河北的永济渠断了,洛口仓、含嘉仓和黎阳仓里的物资只能通过陆路运输至涿郡,那问题就严重了,所以在崔赜看来,保障永济渠的畅通,要远远重要于保障通济渠的畅通,也就是说,如果永济渠断绝了,东都马上就要做出反应,东都大军马上就要出动,反之,若通济渠中断了,东都完全没必要惊慌失措,可以从容对付,想方设法以最小代价解决问题。
樊子盖当即予以反驳。
永济渠的安全的确重要,所以圣主才命令杨玄感坐镇黎阳,确保永济渠上游的安全,以崔弘升为河北讨捕大使,戍守永济渠的中段,任命段达为涿郡留守,确保永济渠下游的安全,三位重臣,三路军队,由南而北,全线护卫,永济渠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年初崔弘升剿贼得力,河北豆子岗、平原诸贼皆仓皇渡河南逃,河北形势因此好转,这显然也有助于永济渠的安全。当然了,河北贼还没有剿杀于净,一些胆大妄为的余孽依旧可能劫掠永济渠,但他们都是乌合之众,威胁不了永济渠,因此,樊子盖认为,东都的注意力不应该放在河北永济渠,而应该全神贯注于河南通济渠。
另外,樊子盖坚持认为,东都应该马上出兵通济渠,以对优势,给白发贼以致命打击。
白发贼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对钱粮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这也是他四处游击以战养战的原因所在。不久前他在齐郡战场上遭遇重挫,本以为他要逃回蒙山休整一段时间,哪料到他突然西进中原,再一次杀到了通济渠。从表面上看,他的目的是劫掠通济渠,但真相当真如此简单？
樊子盖点到即止,说到这里就不说了,再说下去就触及到了政治上的敏感处,可能会犯了越王杨侗的忌讳。皇统之争的结局向来很残酷很血腥,父子相残兄弟阋墙,人伦悲剧一次次上演,鲜血和眼泪淹没了皇族,怎一个惨字了得,所以这是一个政治上的禁忌区,一个不慎就会带来杀身之祸,樊子盖可不想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头颅。
实际上樊子盖很想直言不讳地告诉越王杨侗,这次通济渠危机的真相就是皇统之争,就是你叔父齐王杨喃试图以武力要挟圣主,重新夺回皇统继承权,所以这次通济渠危机非同小可,一旦处置失当,极有可能演变成兵变。如果齐王杨喃“疯狂”了,联合白发贼攻打东都,那就不是通济渠是否安全,东征能否能够取胜的问题了,而是要爆发一场席卷整个中土的大风暴,后果不堪设想。
为未雨绸缪,为防患于未然,乘着事态尚未失控,乘着齐王杨喃尚在齐鲁,乘着通济渠危机尚未扩大蔓延之前,于净利落的摧毁白发贼,把一场可能会爆发的大风暴扼杀在萌芽状态,肯定是正确的策略,退一步说,即便杀鸡用牛刀,搞得太夸张了,让政敌诟病,留下笑柄,但相比事态失控后可能会导致的恐怖后果,这个代价的付出完全值得。
樊子盖的理由很充分,分析推演都有说服力,表现得非常自信,但崔赜一句话就把他的信心摧毁了。
“卫府直接听命于圣主,不受越王的调遣,亦不受东都留守府的调遣。”
樊子盖哑口无言。
从律法上来说,军政分家,军队直接听命于皇帝,皇帝掌握发兵权,十二卫府只有统兵权,所以除了皇帝,没人可以调遣十二卫府的军队,但特殊情况下,比如依据军兴之法,比如有皇帝的先期授权,大臣还是有特定的发兵权。现在圣主远征去了,而通济渠又爆发了危机,急需东都调兵遣将去剿贼,这就属于特殊情况,做为留守东都的越王有权实施军兴之法,但前提是,要征得留守中枢大臣和卫戍东都的十二卫府将军们的同意,因为剿贼不仅需要军队的支持,还需要财政上的支持。
樊子盖虽然是留守东都的第一大臣,但他的权力倍受掣肘和限制,他既代表不了留守中枢大臣们的意见,也无法直接指挥十二卫府,所以他只能寄希望于越王杨侗,由越王出面扛“大旗”,在前方冲锋陷阵,摇旗呐喊,而他躲在幕后“遥控”,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圣主为了防备权臣利用越王牟取不当利益甚至耍阴谋,当然要保护越王,而这正是越王府长史崔赜的责任。
崔赜一眼就看穿了樊子盖的“阴谋”,毫不客气地给了他“当头一棒”,不到万不得已,越王绝不会介入军方事务,更不会向十二卫府发号施令。对于拥有皇统继承权的亲王来说,一言一行都要谨慎,尤其不要与军方产生瓜葛。在皇统的争夺中,军队的支持虽然不可或缺,但军队支持与否,与你和军方保持密切关系,甚至直接介入军方事务,完全是两回事。
樊子盖郁愤不已,忍不住质问崔赜,“通济渠危机日益严重,东都却置若罔闻,任其恶化,若事态因此而失控,将来如何向圣主交代？”
“你是东都留守,不是河南留守,更不是通济渠留守。”崔赜揶揄道,“通济渠危机,与你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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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八十一章土豪的短板
崔赜的态度很明确,坚决不让越王杨侗介入到通济渠危机中,这显然十分反常。事出反常即为妖,樊子盖不禁浮想联翩,难道这场危机的背后还隐藏着自己没有估猜到的秘密？
通济渠危机与我没有关系,与越王也没有关系,那与谁有关系？
蓦然,樊子盖豁然顿悟。崔赜与自己在政治上的最大区别是,崔赜深陷于皇统之争不可自拔,所以崔赜不论何时何地何种形势下,首要考虑的问题便是皇统,便是如何帮助越王赢得皇统,如果越王在皇统之争中输了,崔赜也就要赔个底朝天。
两次通济渠危机实际上都是皇统之争的延续,上次是齐王“出逃”,这次齐王“杀”了个回马枪,不出意外的话,齐王杨喃马上就要借着剿杀白发贼的名义呼啸而来,而通济渠危机将由此演变为东都危机。
东都危机有多严重？想想都很可怕,现在西京控制在代王杨侑手上,很快通济渠一线将会落入齐王杨喃之手,而这两位亲王的支持者都是以韦氏为首的关陇本土贵族集团,也就是说,当越王杨侗陷入齐王杨喃和代王杨侑的左右夹击时,东都危机也就爆发了,而推动和控制东都危机的便是关陇本土贵族集团。关陇本土贵族集团是当今朝堂上最大的保守势力之一,他们乘着圣主第二次东征高句丽之际,发动东都危机,其目的是什么不言而喻,他们争夺皇统是假,摧毁改革才是真。
越王杨侗无力抗衡,他的支持力量较为薄弱,虽然他的背后有以崔氏豪门为首的山东贵族集团,还有以母系刘氏为首的八姓勋贵虏姓贵族集团,但汉、虏两系有着与生俱来的矛盾,再加上山东人和关陇人之间的仇怨,指望他们在皇统之争中携手合作纯属笑谈,如此一来,关陇本土贵族集团必将占据上风,东都危机会失控,而随着局势的迅速恶化,中土另一个保守势力,也就是以杨玄感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必然从中推波助澜,以图彻底引爆东都危机。
爆发后的东都危机是个什么局面？父子相残,兄弟阋墙,皇统之争进入白热化;东征失败,圣主和改革派再一次遭遇重挫,政治上的大溃败已不可挽救;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和支持改革的激进势力将在狂风暴雨中展开决战,改革派将在决战中一败涂地。
樊子盖顿悟了,他这个土豪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政治上的暴发户,与崔赜这等出身大豪门,一直在中央任职的资深大权贵来说,他的眼界还是低了,对门阀政治的认知还是浅薄了,所以关键时刻也就未能窥一斑而见全貌,无法从通济渠危机中看到隐藏在背后的巨大风暴。
通济渠危机算什么？毛毛雨而已,真正的风暴是东都危机,而越王要应对的是东都危机,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东都危机中活下去,至于通济渠危机,正如崔赜所说,与我何于？
樊子盖为难了,这个兵是出还是不出？如果不出,通济渠中断了,自己岂不成了东都危机的推手？反之,如果出兵了,东都大军都去了通济渠战场,迟迟不能回来,东都岂不成了一座空城？京师空虚,岂不是自寻死路？东都危机岂不要演变成军事政变？
樊子盖彷徨无策,回到尚书台考虑了一夜,想来想去,还得去找崔赜问计。
很简单的事,留守东都的是越王,而他这个东都留守是辅佐越王的臣子,与越王的利益紧紧“捆”在一起,两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关键时刻,他应该唯越王马首是瞻,而不是凌驾于越王之上,事事越俎代庖,虽然他一心为公,并无私心,但在忠诚于圣主的同时,如此无视越王,实际上等同于违背了圣主的嘱托,未能很好地理解圣主的政治意图,未能很好的实现圣主的政治目的。
再见崔赜,樊子盖的态度就有了微妙的改变。越王还是君,但深得越王信赖的崔赜就重要了,不能再把他简单的认作是越王府长史,而应该把他当作越王的“军师”,是越王的决策代言人,而樊子盖则变成了越王决策的执行者。
崔赜总算松了口气。
樊子盖总算找对了自己的位置,不再把越王当作政治傀儡,不再凌驾于越王之上,不再让越王做他的决策代言人,虽然越王的确是政治傀儡,但关键是,越王是圣主安置在东都的傀儡,代表了圣主的权柄,是圣主的傀儡,而不是他樊子盖的傀儡,所以樊子盖无视越王,便等同于无视圣主的权威,是大错特错。当然了,在具体政务中,樊子盖的确可以代替越王,但在东都危机中,樊子盖能否代替越王？能否有越王的尊崇身份和由这个身份所代表的权力？能否凭借自身的号召力就能赢得东都大大小小政治势力的支持？所以土豪终究是土豪,暴发户与豪门的距离终究是遥不可及,好在樊子盖还算清醒,没有在权力的迷雾中失去方向,还知道自己无论怎样“暴发”都是拜圣主所赐,圣主给他了,他才有,圣主不给他,他就一无所有,于是他迷途知返,把本不属于他的决策权还给了越王,越王决策,他为越王冲锋陷阵。
樊子盖问计于越王,大王,这兵出还是不出？
杨侗望向崔赜。崔赜很坚决,不出兵,不过他这次给出的理由就不一样了,他质问樊子盖,有多少大臣建议你出兵剿贼？
樊子盖迟疑着,没有答复。
“凡建议你出兵剿贼者,都有可能是这次东都危机的幕后推手,甚至就是危机的制造者。”崔赜语出惊人。
樊子盖吃惊了,虽然一直以来圣主和中枢都时刻防备着保守势力以武力手段推翻改革,尤其自去年第一次东征大败之后,这种担心更为强烈,所以圣主在发动二次东征之前,不但竭尽所能缓解与保守势力之间的激烈冲突,还想方设法做了大量的预防工作,让亲王坐镇两京,以改变皇统继承原则来分裂和削弱保守力量,就是防备军事政变的重要措施之一,但目前看来效果并不理想,东都政局正在向圣主和改革派所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
“何解？”樊子盖问道。
“如果出兵,东都必然空虚,而更严重的是,如果出京的军队回不来,我们拿什么戍守东都？”
樊子盖的脸色顿时难看。回不来？什么意思？军事政变？
“你确定？”
崔赜冷笑,“齐王是如何出京的？哪些人放他走的？现在这些人在哪？”
现在这些人都在东都,甚至直接掌握着军队,如果东都大军出京剿贼,的确有为齐王效命,为齐王所用的可能。
“齐王？”樊子盖目露寒光,语气亦有些不善。
崔赜知道他在想什么,当即摇手,“你错了,如果你把目光放在齐王身上,正好中计,必为对手所乘。”
樊子盖顿有所悟。齐王目标太大了,现在不利于齐王的传言甚嚣尘上,也正因为如此,齐王才成了敌人最好的“挡箭牌”,但问题的关键是,一旦东都危机爆发,齐王这个“挡箭牌”又会变成什么？他肯定要利用这场危机牟取政治利益,但他的目标又是什么？是皇统继承权,还是储君之位？
重重迷雾啊,就如眼前的东都,樊子盖根本看不清敌我,如果不是崔赜慧眼如炬,他恐怕当真要被朝堂上的文武百官所蒙蔽,调东都大军出京剿贼了,而东都大军一出京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到那时东都空虚,一旦有人发动军事政变,樊子盖哭都找不到地方。
现在樊子盖总算理清头绪了,不管对手是谁,也不管东都危机何时爆发,他只要做好一件事,那就是把东都守住。目前东都的保守势力太强大,如果有人发动兵变,保守势力内外联手,里应外合,东都十有**要陷落,而东都陷落的后果太可怕,圣主和改革派会在政治上陷入极度被动,稍有不慎就会被保守势力推翻。
“若对手为了诱骗东都大军出京,故意断绝通济渠……”樊子盖对通济渠的安全依旧忧心忡忡。
“除非齐王想死,否则他绝不会断绝通济渠。”崔赜冷笑道,“东征战场若一切顺利,我远征军大概于七月前后抵达平壤城下,所以东都危机爆发的最佳时间应该是七月的某一天,也就是说,在东都危机爆发之前,东都上上下下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看到通济渠断绝。既然大家都不愿通济渠断绝,通济渠又怎会断绝？”
樊子盖心领神会,连连颔首。虽然他很想出兵,很想剿杀白发贼,很想化解通济渠危机,很想把东都危机扼杀在萌芽状态,但他力量太有限了,越王和崔赜也是一样,双方即便联手,也很难抗衡那些明里暗里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对手,如今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集中有限的力量,在危机来临后力保东都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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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八十二章樊子盖的以退为进
四月二十七日,圣主指挥远征军渡过辽水,开始第二次征伐高句丽。
同日,梁郡豪望韩相国在通济渠畔举旗造反。
同日,在齐王杨喃的敦促下,鲁郡太守李珉和彭城留守董纯联手收复蒙山后,决定趁胜追击,将蒙山余贼斩尽杀绝。鲁郡太守李珉遂统领鲁军日夜兼程西进杀贼,而董纯则遣司马董浚率三府鹰扬卫士随后跟进。
同日,水师总管来护儿回到东莱大营,命令副总管周法尚,即刻率军撤出大河水道,日夜兼程返回东莱,准备渡海远征。
同日,东都留守樊子盖因为对通济渠危机迟迟没有做出反应,遭到了文武百官的一致诘难,御史纷纷上奏弹劾,就连十二卫府的将军们都难以忍受了,公开指责,全面施压。
樊子盖有些抵挡不住,出兵剿贼的呼声太高,东都上上下下军政两界同仇敌忾,看上去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但正因为如此,樊子盖的头脑比往日更为清晰,目前东都的保守力量拥有压倒性优势,中立派以“骑墙”为乐,哪边风大就倒向哪边,而改革势力都随圣主东征去了,樊子盖势单力薄,如此局面下,若立场不坚定,在决策上被保守势力所左右,则必然伤及到圣主和改革派的利益。
迫于压力,樊子盖毅然把越王推到了“前台”,越王才是留守东都的决策者,而我这个东都留守不过是越王的马前卒,越王叫我于什么我就于什么,我只是一个执行者,位卑权轻,说了不算。
越王一个小屁孩,能做什么决策？但越王现在非同以往了,以崔氏为首的山东贵族集团在新一轮皇统之争中,被圣主强行逼上了越王这条船,被越王“绑架”了,成了越王的后盾,做了越王的支持者,如此一来,越王留守东都,实际上就是山东人留守东都,就如代王留守西京,实际上就是关陇人留守西京一样,决策权都在贵族集团手里。
当然了,圣主还是有智慧的,权力要制约,最起码表面上要制约,于是东都有民部尚书樊子盖兼任东都留守,西京有刑部尚书卫文升兼任西京留守。然而,关键时刻,两京政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事关两大贵族集团整体利益的时候,决策权肯定要被这两大贵族集团牢牢控制,而做为圣主代言人的樊子盖和卫文升只能积极配合和利用这两大贵族集团,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智慧,为圣主和改革派牟利,反之,他们也就辜负了圣主的重托,损害了改革派的权益,后果堪虑。
现在樊子盖的政治智慧开始发挥了,他退到幕后,把越王推到“前台”,把以崔氏为首的山东贵族集团推到东都决策者的位置上,接下来必然就是以关陇人为主的保守力量,与以崔氏为首的山东人大打出手,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厮杀,而以虏姓贵族集团为主的中立骑墙派必然分裂,其中以刘氏为首的八姓勋贵虏姓贵族必然选择支持越王,这是没办法的事,他们算是越王的“娘舅”,不支持也得支持,而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虏姓贵族考虑到关陇人的整体利益,则必然要倒向保守势力,于是东都政坛上的厮杀还是平分秋色。这个局面对樊子盖和留守东都的改革势力十分有利,可以渔翁得利,可以左右逢源,可以轻松自如的控制东都政局。
果然,樊子盖不要尊严、不要脸面、卑鄙【创建和谐家园】的把头一缩,越王就成了他的“挡箭牌”,而越王的第一谋臣,越王府长史崔赜随即成了整个东都的众矢之的,所有政敌的“炮火”都对准他“狂轰滥炸”。
非常时刻,崔赜不敢大意,急邀秘书省校书郎崔处直密议。
秘书省是中央六省之一,中央重要机构,下设著作和太史两局,主要职权是修史、历法和掌管宫廷图书典籍等,而校书郎则是著作局里一个校对文章和典校藏书的小吏,但千万不要小瞧这个小吏,能进秘书省这样的中央大机构,即便做个普通工作人员,其出身和学识亦非同一般,比如后世的白居易、王昌龄、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曾做过校书郎
校书郎崔处直便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他出身博陵崔氏,是黄台公崔弘升的嫡长子,已废河南王妃崔钰的长兄,曾出任过汉王杨谅的长史,开皇末年因为崔氏在皇统之争中大败而惨遭打击,他被罪黜归家,但幸运的是,他因此避开了汉王杨谅之乱,所以等到崔氏“解禁”之后,他便得以重入仕途。
崔赜之所以能从通济渠危机看到东都危机,并不是因为他的政治智慧要比樊子盖高,而是因为他获得了樊子盖所不知道的讯息,而这个讯息的来源就是崔处直,就是远在河北的崔弘升。崔弘升现在是博陵崔氏各房各支中权势最大者,理所当然占据了家主的位置,但在享受博陵崔氏巨大资源的同时,他也责无旁贷的承担起了振兴崔氏的重任,而东都危机正好让他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开始谋划和布局,首要之务就是想方设法推动东都危机的爆发。东都危机是牟利之源,没有危机,崔氏如何牟利？没有更多的利益,崔氏又如何重振辉煌？
崔赜已经成功迫使樊子盖交出了决策权,心甘情愿地“退”到了执行者的位置上,接下来就是由他来代替越王决策,而前期决策的首要目标就是示敌以弱,就是欺骗政敌,就是让那些激进保守势力自我膨胀,自我失控,最终演变成政局失控,而政局失控必然会让某些激进的保守势力铤而走险,发动军事政变。
崔赜的这种做法很危险,你诱使别人疯狂了,但你能否抵挡别人的疯狂？能否拿别人的疯狂为己用？就如高空走钢丝,稍不小心就会出事,而任何一个意外比如突如其来的一阵狂风暴雨都会给他致命一击。
樊子盖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交出决策权,想必也看到了东都危机背后的实质,这场危机的实质是皇统之争,是关陇人和山东人之争,是权力和财富之争,而做为改革中坚的樊子盖,若想确保改革派的权力和财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坐山观虎斗,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或者两败俱伤,但这都对改革派有利,既然如此为何不在他们的背后推一把？
当前东都城内保守力量太强大了,关陇人的实力太强大了,樊子盖不想与政敌们正面厮杀,所以退避三舍,以退为进,而崔赜又何尝不是心惊胆战？
崔赜看到崔处直后,马上把心中的担忧一一列举,最后他问了两个问题,通济渠会不会中断？齐王杨喃会不会兵临通济渠？
通济渠中断,通济渠两岸的局势失控,则证明越王决策错误,如此一来越王刚刚抢到手的决策权还没捂热,就又要被樊子盖拿回去了。通济渠断了,东都应该出兵剿贼,但假如这时齐王杨喃来了,恰好到了通济渠战场,东都怎么办？这个兵还出不出？不出兵,通济渠局势便被齐王杨喃控制,东都非常被动,远在东征战场上的圣主同样被动,假如齐王挟通济渠威胁东都和圣主,东都和圣主为了东征的胜利,除了妥协还有其他办法吗？到那时齐王能否如愿以偿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越王杨侗倒了,而被越王杨侗所“绑架”的崔氏也必将再遭重创。
崔处直知道崔赜面临的压力太大,否则以崔赜的沉稳,绝不会出现瞻前顾后之举,所以他直接给出了答复,齐王杨喃马上就要兵临通济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