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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杀死游元？游元死了,山东人和关陇人之间的矛盾会骤然激化,曾经支持杨玄感的山东人也会因为愤怒和失望而背弃杨玄感,这对杨玄感及兵变同盟十分不利,所以杨玄感绝对不会杀死他;对崔弘升及河北人也不利,因为山东人有可能对游元之死做出错误的解读,对崔弘升和河北人产生误会和怨恨,继而引发山东贵族集团内部的分裂,所以崔弘升也绝无可能“手足相残”,那么谁会杀死游元？实际上从利益角度来看,游元之死对谁有利,谁就有动机杀死游元,所以那些反对兵变或者试图利用这场兵变趁火打劫者,都有可能是杀死游元的凶手,而这个范围并不太广,最有可能杀死游元的就是关陇本土贵族集团。
但是,在政治上,这种分析和推演并不准确。政治博弈的背后,实质上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而当前争夺中土权力和财富再分配权的两大阵营就是改革和保守。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和推演今日东都政局,不难看到现在正在东都战场上殊死搏杀的都是保守派,关陇本土贵族也罢,河洛贵族也罢,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主的虏姓老贵族集团也罢,以中土五大超级豪门为首的山东贵族也罢,甚至包括江左人,其本质上都有最大程度攫取中土权力和财富的贪婪**,都想最大程度的保全和增加自己的既得利益,都有遏制和打击改革派的意愿和动力,而问题就出在这里,既然如此,他们就应该结盟合作,应该联手推翻圣主和改革,但现实却与预想得大相径庭,东都大大小小的保守势力不但不合作,反而大打出手,这是为什么？
一定要透过表象看本质,虽然目前在东都“政治舞台”上使出浑身解数卖力表演的都是保守派系,但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舞台”上还有改革派系,现在他们要么在台后等待上场,要么在台下敲锣打鼓,而更重要的是,所有头脑清醒的人都必须弄清楚一个事实,现在这个博弈的大“舞台”就是由他们提供的,舞台上正在上演的“戏”也是他们导演的,而这出“戏”最终如何结尾,决定权则在这出“戏”的编剧手上,而这个“编剧”正是圣主和忠诚于他的中枢。
第一次东征失败是个转折点,改革派在政治上失去了制高点,保守派乘机反攻,双方打了个旗鼓相当,如果这一政治状况不能及时逆转,改革将陷入停滞,将难以为继,而改革一旦倒退,改革派将在政治上溃不成军,必将失去对朝政的控制,丢掉最高权柄,为此圣主和改革派必须夺回政治上的制高点,于是就有了第二次东征。
如果第二次东征的真正目的不是军事上的,不是国防和外交大战略上的,而是政治上的,是打击政治对手,是夺回政治优势,是维持改革派对朝政的绝对控制,那军事上的胜负是否重要？显然不重要,因为第二次东征只是一种政治手段,目的是打击政治对手,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是第二次东征的目的所在,所以军事上的胜负也就无关紧要。
由此来推断,第二次东征就是一个政治烟雾弹,就是一个政治陷阱,就是一个政治诱饵。
在第一次东征大败,国力严重受挫,圣主和中央权威严重受损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第二次东征的风险已经被无限放大,稍有变故,比如大范围的天灾、比如粮道中断、比如政治风暴,等等,都有可能导致第二次东征失败。而第二次东征是圣主和改革派一意孤行的决策,如果失败,圣主和改革派将在政治上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改革必定停滞乃至倒退,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必将失去对朝政的控制,失去最高权柄。既然有如此大的风险,圣主和改革派为何还要一意孤行？
这就是政治陷阱的玄妙所在。我失败了,我就要把责任推给你们,我让你们留守两京,让你们督办粮草,结果你们没有完成任务,导致了我的失败,我当然要惩罚你们,大不了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反之,我打赢了,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那么也就挽回了政治上的颓势,回去后我就要继续推动改革,如果你们执意做我前进路上的障碍,我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
对于保守派来说,没有选择,这场博弈他们不能输,输了也就意味着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上失去了话语权,然后他们将在大一统改革的凯旋号角声中灰飞烟灭,但问题是,如何才能在保全自己利益的基础上,摧毁第二次东征？也就是说,为避免与圣主和改革派拼个玉石俱焚,必须找一个“替罪羊”,而这个“替罪羊”就是杨玄感和他的兵变同盟。
这是不是就是今日东都乱局中,只看到保守派“大打出手”,而看不到改革派“声嘶力竭”的原因所在？
崔处直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征询崔赜的意见。
崔赜一听就明白了。崔处直的质疑很有道理,东都保守势力这么多,为什么就“剑指”杨玄感？为什么杨玄感就成了这场由改革和保守两大政治集团终极大博弈的“替罪羊”？杨玄感的本意是要联合所有保守势力,共同对抗圣主和改革派,也就是拼个你死我活玉石俱焚,但杨玄感显然没有吸取当年尉迟炯王谦司马消难和汉王杨谅举兵叛乱的教训丨盲目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过度相信了豪门世家的道德,结果一步错步步错,如今落得个孤家寡人、四面楚歌的悲惨下场,最后只能誓死一搏听天由命了。
“你是说……”崔赜手指南方,又虚指上空,“这一切,都源自白发背后力量的操控？”
崔处直迟疑了一下,大胆假设道,“有没有可能,白发的背后就是圣主？否则去年东征大败后,圣主在明知第二次东征不可能取胜,必然会被东都激进势力蓄意破坏的情况下,依旧固执而急切地发动了第二次东征？圣主既想取得东征的胜利,又想利用这次机会诛杀东都的叛逆,试图一箭双雕,只是如此好计,需要一位合适的执行者,而从目前的局势来分析,白发显然就是最合适的执行者。”
崔赜的心骤然高悬。他想到了十二娘子崔钰,正是因为她与白发的偶遇,从白发那里得到了诸多秘密讯息,崔氏才在过去的两年里屡次抢占政治先机,才艰难地一点点地保住了既得利益,让崔氏看到了一丝振兴的希望,然而,这场博弈却注定了崔氏失败的命运,崔赜唯有牺牲自己来保全崔氏。然而,东都危机结束后,崔氏何去何从？
“白发的背后肯定不是圣主。”崔赜断然说道,“如果榆林的那场风暴源自白发,那么白发的背后肯定就是渤海公,当前中枢里,闻喜公和美阳公都与渤海公关系密切,而越公的父亲杨素生前则与渤海公冲突激烈,所以……”
崔处直思索良久,越想越乱,不禁摇了摇头,“实际上某一直看不懂白发,但对樊子盖却看得透彻。某可以肯定,他之所以向越王低头,,正是想利用崔氏来暂避锋芒,只待时机合适,必定锋芒毕露。你要小心,尤其这次你与安昌公达成妥协后,你的利用价值已所剩无几,只待费曜返回东都,樊子盖必会通过控制越王来控制这支军队,以此来赢得鲜卑人的合作,而与鲜卑人合作要远远好于与我们这些汉姓合作,鲜卑人会给东都安全带来巨大保障,然后樊子盖就可以为所欲为,与鲜卑人联手可以打击所有要打击的目标,而我崔氏和山东人必是他打击的目标之
崔赜听出了弦外之音,目露惊色,“你是说,杀死游元的可能是他？”
“游元到了黎阳,每日联系东都,而直接联系者就是樊子盖,所以皇城中,第一个知道游元出事者,必是樊子盖。”崔处直摇头苦笑,“在东都这块地方,但凡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依据常理分析和推演出来的,都是假的,而真相,在发生的那一刻便已湮灭。就如白发,谁知道他的过去？谁又能看懂他现在的一举一动？未来,又有谁能发现白发的真相？所以,但所有人都猜测关陇人杀死了游元时,关陇人必定无辜,而真正的凶手却藏在黑暗里大笑
崔赜沉吟不语。如果樊子盖要杀死游元,那么樊子盖就知道黎阳出事了,就知道杨玄感的兵变阴谋,由此推断,今日东都危局就是一个陷阱,一个由改革派挖下的深不见底的大坑。难道崔处直的推测是对的？圣主当真要一箭双雕,在赢得东征胜利的同时,还要赢得东都兵变的胜利？如果圣主在两个战场上都大获全胜,未来对崔氏就十分不利了
“尽快联系上白发。”崔赜果断说道,“要快,迟恐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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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一十三章退而求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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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仁宫位于东都西南方向,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它除了为圣主和达官显贵提供休闲狩猎场所外,还有一项重要功能便是驻军和军事演练。非常时期,京畿卫戍军可以利用显仁宫依山傍水的有利地形,在东都的外围建立起一道牢固的防御线。
现在右骁卫将军李浑就把指挥部放在洛水东岸,帐下精锐军队部署于显仁宫一线,而从京畿东部赶来的戍军则在伊水两岸布阵,形成了一道半月形的阻击战阵。
李浑摆出了消极防御之势,这让东都愤怒不已。东都局势之所以迅恶化,与军方在卫戍策略上的反复无常有直接关系,初始东都要积极防御,要出京剿贼,军方一口否决,后来伊阙失陷了,军方态度来了个颠覆性转折,要积极防御,要出京剿贼,哪料这话才出口,武牙郎将韩世谔就在伊阙口下全军覆没了,于是军方又推翻了自己的决策,防御策略又由积极改为消极了,如此反反复复,焉有不败之理？
东都留守樊子盖忍无可忍了,假借越王杨侗之名义,向军方提出了严厉警告,并向右骁卫将军李浑出了威胁,卫府若不能在最短时间内击败反贼、收复伊阙、稳定京畿防线,那么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军方承担。
尚书台民部副长官民部侍郎韦津,御史台副长官治书侍御史韦云起,代表越王杨侗和留守樊子盖,火赶至显仁宫,向右骁卫将军李浑转达中央对卫府的警告和威胁,同时敦促和监督李浑即刻向伊阙动攻击。
越王杨侗和留守樊子盖之所以“请出”韦津和韦云起两位中央大员向军方施压,与军方沟通,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韦津、韦云起、李浑都是关陇本土贵族集团里的鼎柱人物,都是这一政治集团里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完全一致,另一方面也是向西京表达自己的强硬立场,籍此来试探和警告西京。
李浑看到韦津和韦云起联袂而来,有些惊讶,不知东都又生了什么变故,导致越王杨侗和留守樊子盖不但有了底气和勇气,还对西京和军方的态度陡然强硬起来。
韦津解答了李浑的疑惑,“安昌公出手了。”
“费曜要回来？”李浑眉头紧皱,神色凝重地说道,“如此说来,崔氏妥协了。可知崔氏拿什么换取了元氏的合作？”
“越王府的责任,崔氏一力承当。”韦云起抚须叹道,“崔氏这步棋走得好,杀伐果断,知难而退,出人意料。
“我们低估了崔氏,万万没想到关键时刻,崔氏竟有壮士断臂之勇气,毅然舍弃越王,抽身而走,但如此一来,我们的谋算就被破坏了,我们的部署亦被打乱。”韦津抚髯感慨,“安昌公出手,费曜回东都,元氏和八姓勋贵倾力支持越王,东都形势骤然一变,而获利最大的便是樊子盖。”
崔赜为最大程度保全自身利益,先就要确保东都之安全,但鲜卑人可以利用,却不值得信任,所以崔赜在赢得鲜卑人的合作之后,必然结盟樊子盖,联合樊子盖的力量共同抗衡鲜卑人,而樊子盖若想守住东都,不但需要联合所有可以联合的力量,还要始终牢牢掌控最高权力,所有樊子盖同样需要崔赜的合作,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至此樊子盖大权在握,东都留守总算实至名归了。
李浑暗自苦叹。崔氏以“自断一臂”的特殊方式,把以樊子盖为代表的改革派、以元文都为的鲜卑勋贵集团和以崔氏为代表的山东人,把这三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利用一个特殊的时期,结成了一个暂时的政治同盟,然后高举着越王杨侗这杆大旗,齐心协力共同谋求“坚守东都”这一政治利益,如此“坚守东都”便由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便由毫无希望变成了可以预见,这必将改变两京各大政治势力对未来东都政局的分析和预测,必将影响甚至决定了两京众多政治势力在关键时刻的政治选择。
大多数政治势力的选择是什么？无疑在观望一阵后,看到东都的确能够坚守下去,必然倒向越王杨侗,于是越王的支持者越来越多,东都越来越牢固,最后兵变者的命运可想而知。
“崔氏的目的是甚？”李浑一时想不明白,不知道崔氏为何要“自断一臂”,这不符合豪门世家的行事风格,尽赔不赚,这种傻事崔氏会做？
韦津和韦云起相视无语。他们也商讨过了,也不太看得懂,如果说崔氏的目的是维护山东人的整体利益,竭尽所能在危机结束后的政治清算中保护山东人不受伤害,那崔氏的家族私利又如何保障？崔弘升是河北讨捕大使,杨玄感和一大批兵变者却在他的“地盘”上举兵造反,崔弘升显然难辞其咎。崔赜也是一样,他未能尽到辅佐之责,而东都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足以将他打落地狱。博陵崔氏两个鼎柱人物都倒了,这对本已陷入衰落的豪门来说可谓是不可承受之重。
“如此说来,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了。”李浑主动转移了话题,暂时不去探究东都政局变化背后的秘密。
“只能退而求其次。”韦津正色说道,“元弘嗣离开西北不过是时间问题,就目前西北形势而言,就算他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在西北掀起一丝波澜,也就是说,我们的自身利益已经确保,接下来就是想方设,竭尽一切所能洗劫东都。”
韦云起紧随其后说道,“这场风暴可遇不可求,千载难逢,可惜对手棋高一着,致使我们失去了占领东都的机会,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在风暴结束后对东都形成绝对压制,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未来实现我们的目标,而若想达到对东都的绝对压制,就必须利用这场风暴洗劫东都,把东都变成一片废墟。”
李浑微微颔,目露兴奋之色。这场风暴即使不能把东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废墟,也要把它变成政治上的废墟,而东都一旦在政治上失去了中枢地位,也就宣告圣主和改革派的权威彻底丧失,宣告以土都洛阳为标志的、激进式大一统改革不可遏止地走向了失败,而具有历史和政治传统的西京,必将因此重建它的权力核心地位,再一次成为中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应的,随之而来的巨大的政治利益,不可估量的权力和财富,亦将成为关陇人的“囊中之物
“齐王已到鲁郡,正蓄势待。”李浑笑道,“齐王在东,代王在西,我们为内应,东西夹击、里应外合,风暴愈演愈烈,东都必成一片废墟。”
听到“齐王”两个字,韦津和韦云起的脸色并无变化,但眼里却露出了不满之色。很明显,李浑不改初衷,依旧支持齐王,关键时刻他突然抛出“齐王”,其中的意思就“丰富”了,而在韦津和韦云起看来,李浑这是在讹诈、要挟、威胁,令人愤怒。
“皇统之争历来血腥残酷,惊心动魄。”韦津不动声色地说道,“齐王对我们来说是个教训丨血淋淋的教训丨韦氏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未来我们若想走得顺利,不但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丨还不能重蹈覆辙。”
李浑笑容不改,但眼里却掠过一丝阴戾,一丝鄙夷。韦津回答得很委婉,很含蓄,但每个字都清晰地传递出一个明确讯息,韦氏坚决放弃齐王,绝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犯两次相同的错误。
李浑稍加沉吟后,慢条斯理地说道,“既然如此,形势就复杂了。”
“的确复杂。”韦云起听出李浑话中的试探之意,毫不迟疑,态度坚决地说道,“我们要借助这场风暴摧毁东都,如果齐王不顾后果不计代价强行闯进东都,只有一个结果。”
李浑的笑容渐渐收敛,眼里的阴戾愈浓烈,“什么结果？”
“齐王强闯东都,目的何在？名义上是平叛,是剿贼,是证明自己的忠诚,但实际上却是以功勋来增加自己的权威,以大义来维护自己的嫡出地位,这是要强夺皇统,犯了圣主之大忌,圣主岂能容他？”
“你能想到的,齐王也能想到。”李浑冷笑道,“齐王还不至于无知到自寻死路。”
韦云起笑了起来,一脸鄙夷之色,“既然如此,齐王西进目的何在？是平叛剿贼,还是推波助澜？抑或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敲诈勒索？很显然,他只要离开齐鲁,就是自寻死路。”
李浑怒气上涌,忍不住反唇相讥,“如此说来,齐王在齐鲁按兵不动,隔岸观火,明哲保身,置东都安危于不顾,置国祚危难于不顾,反而是明智之举了？”
“若他在齐鲁视若无睹,同样是自寻死路。”
李浑怒极而笑,“在你看来,齐王就是一个死人了。”
韦云起郑重点头,“如你所言。”
韦津不失时机地补了一句,“这就是我们放弃他的原因所在。”
李浑冷笑,“齐王会束手待毙？”
“齐王当然要垂死挣扎。”韦云起说道,“所以他才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求生的机会,但直到目前为止,某还没有看到丝毫希望。”
“公,必须正视现实。”韦津劝告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若天意如此,人力岂能回天？”
李浑脸色阴沉,迟疑不语。
“公,不要犹豫,马上反攻伊阙。”韦云起叹道,“否则,你授人以柄,落人口实,麻烦就大了。”
李浑缓缓点头,“善某即刻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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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一十四章保护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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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仁宫到伊阙不足六十里,双方防线最近处甚至不足四十里,李浑一声令下,卫府军全线进攻,联盟军全线收缩,最后双方就在伊阙口和鹿蹄山展开了激烈厮杀,不过卫府军是攻坚,联盟军是据险而守,占据了有利地形,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战斗力的不足,再加上伊水东岸还有源源不断的支援,双方打了个旗鼓相当。
就在右骁卫将军李浑挥军猛攻伊阙,京畿南线战事全面铺开之际,武贲郎将费曜率军正在通向虎牢关的驰道上急速行军,而这两个好消息让东都稍稍松了一口气,但很快,樊子盖和崔赜就被接踵而至的坏消息搞得焦头烂额。
河南诸郡继续告急求援,东郡首府白马城在叛军的围攻下已摇摇欲坠,岌岌可危,而一河之隔的黎阳亦是频频告急,虽然汲郡及其周边郡县的军队正在火速赶往黎阳支援,但白发贼的大军就在大河对岸,近在咫尺,而更严重的是,白发贼的大军在搜集了一定数量的舟船后,开始渡河了。坐镇黎阳的礼部尚书杨玄感警告东都,一旦叛军威胁到了黎阳仓和永济渠的安全,甚至导致粮道中断,后果不堪设想,为此他建议东都,全力敦促荥阳诸鹰扬马上进入河南诸郡剿贼,并要求河阳都尉府马上出兵卫戍永济渠上游之安全,以缓解黎阳镇戍之重压。
面对杨玄感的愤怒,以及运河万一中断后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樊子盖和崔赜不得不重视,不得不想办法解决,但费曜已经率军离开荥阳,荥阳镇戍力量已经不足,郇王杨庆和荥阳都尉崔宝德既要镇戍天堑防线,确保京畿安全,又要卫戍通济渠,确保渠道畅通,已是捉襟见肘,难以为继,根本不可能进入河南剿贼,所以只能寄希望于河阳都尉府了。
樊子盖为此向崔赜提出建议,以越王的名义向河阳都尉秦王杨浩施压,逼迫秦王杨浩马上率军进入永济渠一线卫戍。秦王杨浩地位尊崇,一举一动备受瞩目,在今日风暴即将来临之际,秦王杨浩实际上不易妄动,以免给他自己带来难以预料的麻烦,但樊子盖固执己见,坚持要调用河阳都尉府的力量以帮助黎阳杨玄感卫戍永济渠上游水道,这让崔赜不得不以恶意去揣测樊子盖的用心。
樊子盖当真不知道黎阳的秘密？之前崔处直就有过怀疑,甚至怀疑这一切都源自圣主的谋划,否则实在说不通圣主为什么要把政治上持保守立场的礼部尚书杨玄感放在黎阳督办东征粮草,这不纯粹是诱人犯罪吗？按理说黎阳位于南北动脉的中心位置,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当真要派人坐镇黎阳督办粮草,圣主可选择和可信任的对象很多,无论如何也轮不到礼部尚书杨玄感,除非圣主被杨玄感的“忠诚”所蒙蔽,但问题是,以圣主的智慧,会在这个关键时刻犯下如此低级错误？在这个关键时刻,圣主在重要的位置上肯定要用自己绝对信得过的人,但杨玄感肯定不是其中之一,既然如此,圣主为何还要委其以重任？
仔细想一想,崔处直的分析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以圣主的性格,的确有可能设计一个在中外两个战场上都获得胜利的谋划,而前提是,他必须在东征战场上势如破竹,必须在辽东雨季过后,也就是七月打到平壤,并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克平壤,这样就算杨玄感在七月前后举兵造反,就算两京有众多政治势力支持杨玄感,圣主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闪转腾挪”,待其率数十万远征军将士挟东征大捷之威,水陆两路夹击东都,则东都在绝对实力面前必定不堪一击。
然而,现在东征战况如何？据崔赜所知,圣主吸取了第一次东征战败的教训丨在段文振所献遗策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四月二十七日远征军渡过辽水后,遂兵分三路,一路由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为统帅,太仆卿杨义臣为副帅,率远征精锐选锋轻车简从,跋涉千里,直杀平壤;一路由武贲郎将王仁恭统率偏师北上扶余道,从小辽水方向攻打高句丽人设在辽水一线的第二座重镇武厉逻,以牵制高句丽人部署在扶余道的防守兵力,策应宇文述和杨义臣东渡鸭绿水;第三路则由圣主亲自统率,由右武卫大将军李景指挥,向高句丽人的西部第一重镇辽东城发起攻击。
高句丽人的辽东城坚不可摧,去年东征大败就败在了辽东城下,假如去年东征采取了段文振所献遗策,集中优势兵力直杀平壤,对辽东、乌骨诸镇围而不攻,则必能打高句丽人一个措手不及,或许东征就打赢了,但世上没有“假如”,时间不会倒流,辽东城就此成为圣主的“梦魇”。二次东征,二次渡过辽水,二次杀到辽东城下,圣主决心摧毁自己的“梦魇”,于是他以精锐之师远征平壤,以偏师牵制扶余道敌军,然后集结了全部军力,亲自指挥,向辽东城发起了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不拿下辽东城,誓不罢休。
一个月过去了,到目前为止,崔赜还没有接到圣主攻陷辽东城的捷报,反倒是偏师主帅王仁恭在小辽水屡战屡捷,成功把高句丽人部署在扶余道的兵力困在了武厉逻城内,宇文述和杨义臣亦已率军包围了鸭绿水西岸重镇乌骨城,并成功渡河,在鸭绿水上架起了浮桥,做好了渡河准备,就等着圣主攻克辽东城,移师乌骨,把粮道拓展到鸭绿水西岸,以确保远征平壤的粮草供给,确保远征军在攻打平壤的过程中始终能够得到大本营的有力支援,以免重蹈去年远征军孤军深入、孤立无援之覆辙。
据崔赜得到的中枢机密,圣主此次攻打辽东城,给了他自己半个月时间,但事实很残酷,圣主再遭无情打击,颜面的损失是次要的,重要的既定攻击进程因此而延误,宇文述和杨义臣不得不在鸭绿水畔停下远征脚步。
如果圣主有在中外两线作战,在中外两个战场都取胜的谋划,那么东征受挫,必将影响到他的这一谋划,接下来杨玄感提前举兵,在六月发动兵变,又会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如此一来,他的一箭双雕之策宣告失败,迫于现实,圣主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东征,还是回京平叛,结果显而易见,圣主只有放弃东征,回京平叛,不得不去面对越来越糟糕的国内政局和越来越恶劣的南北关系。
从樊子盖的立场来说,他当然不愿意看到二次东征的失败,所以他要竭尽全力帮助圣主实现一箭双雕之策,也就是说,他要想方设法延缓黎阳举兵的时间,而目前局势下,他已有把握坚守东都,有了这个底气,他也就能控制东都局势,就能把西京对这场危机的“推波助澜”限制在可控范围内,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加强大河天险的防守,以增加杨玄感攻打东都的难度,迫使杨玄感不得不延缓举兵时间,而眼前他能动用的力量只有秦王杨浩的河阳都尉府了,只要秦王杨浩把河内诸鹰扬和地方武装紧紧抓在手上,就必然能给黎阳的杨玄感以严重威胁。
崔赜突然意识到,樊子盖“坚守东都”的策略已经改变,不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是利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把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都投到京畿防线,比如利用韩相国的叛军把右骁卫将军李浑推到了京畿南线;利用军政两界的激烈冲突,把河南赞务裴弘策推到了京畿东线;利用关陇人和山东人的矛盾,迫使崔氏以交出越王府来换取鲜卑人的支持;现在又利用黎阳的威胁,胁迫崔氏把秦王杨浩推到这场危机的最前线。
樊子盖的“积极防御”看上去很不错,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借力打力的政治手段,但他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对手。他在利用对手,对手何尝不是在利用他？只待局势突变,“积极防御”就有可能演变为全线溃败,到那时就悔之莫及了。不过崔赜为了控制东都局势,目前必须维持与樊子盖的合作,否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一旦让元文都和八姓勋贵控制了东都局势,那风险就大了,谁也不敢保证鲜卑人在关键时刻不会临阵倒戈。
崔赜仔细权衡后,断然做出决策。
崔赜把当前东都政局向越王杨侗做了详尽分析,各大势力都在“各显神通”,就连越王府都“三足鼎立”,目前他已经失去了对越王府的控制,对东都局势的控制,所以越王杨侗必须加强自身力量,必须联合宗室力量以维护自己在东都的至高地位和绝对权力,否则控制不了局势,东都更有覆灭之危。
越王杨侗接受了崔赜的建议,“孤向哪位宗室求援？”
崔赜举荐了两位宗室大臣,这两位宗室大臣都是越王杨侗的皇叔,一个是吏部侍郎、观国公杨恭仁;一个就是河阳都尉、秦王杨浩。
杨恭仁是观王杨雄的儿子,因父亲病逝,“丁忧”在家,为父守孝,依律依礼都不能在守孝期间复出,当然若圣主下旨夺情起复那就另当别论了,还有就是危难之刻必须挺身而出甚至舍生取义,这是大义,安身立命之本,无可指责。此时东都危机,国祚有难,做为皇族世子,宗室大臣,以丁忧为名躲在家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就不对了,所以只要越王杨侗登门相请,做为当今宗室中坚力量,在军政两界都享有盛誉的杨恭仁,必然挺身而出,责无旁贷。
至于秦王杨浩,因为身份过于敏感,又曾被变相囚禁多年,在军政两界毫无建树,无论是功勋还是威望,都无法与杨恭仁相提并论,关键时刻他根本给不了越王杨侗任何帮助,所以此刻崔赜的极力举荐,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越王杨侗虽然年少,但毕竟在禁中长大,耳濡目染都是政治博弈,再加上对宗室的了解,所以他马上领悟了崔赜的用意。崔赜名义上是让越王联合宗室力量以自保,实则是为了保护秦王杨浩,保护他崔氏的政治利益。
越王杨侗能够理解崔赜的良苦用心,而且他也很同情叔父杨浩的悲惨遭遇。杨浩年少时父母双亡,在囚禁中长大,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始终为生存而苦苦挣扎,这哪里是风光无限的皇世子,根本就是刑徒中的刑徒,生不如死,但即便如此,还有很多人处心积虑利用他,要榨于他最后一滴血液,要踩着他的尸体攫取最大利益。
“樊留守要请调河阳都尉府卫戍永济渠。”越王杨侗善意提醒崔赜,“秦王来京,河阳都尉府由谁代领？”
崔赜深深一躬,对越王杨侗感激涕零。杨侗不但答应把秦王杨浩请回京城保护起来,还允许崔氏继续控制河阳都尉府,这份恩情对崔氏来说欠大了。
“武贲郎将、高都郡公李公挺。”
越王杨侗稍事沉吟后,接受了崔氏的“回报”,微微一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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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一十五章风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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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都郡公李公挺,出自赵郡李氏,其父李雄是中土名将,为先帝赏识和信任,今上年轻时出镇并州,先帝曾拜李雄为河北行台兵部尚书辅佐今上。虽然这是先帝拉拢和利用山东人的正常手段,但它却让今上与赵郡李氏之间或多或少有了一点“香火”情,李公挺正是依赖于这点“香火”情,在卫府高层中谋得了一席之位。
越王杨侗帮助崔氏保护秦王杨浩,而崔氏则把赵郡李氏引上越王这条“船”,彼此互利互惠,皆大欢喜,可惜越王杨侗不知道的是,崔赜已经与元文都达成了妥协,他留在越王府的时间已屈指可数,而随着他的离去,山东人对越王杨侗的支持也随之烟消云散,越王杨侗最终还是空喜欢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