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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隋-第172页  护眼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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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世家自顾不暇,陇右豪望无力兼顾,并不代表关中也会冷眼旁观。”

      “关中必须考虑自身安全。”

      “关中是否安全,取决于西北,西北是否安全,取决于西北军。”韦福嗣说道,“只要西北世家牢牢掌控了西北军,关中就固若金汤。”

      齐王略略皱眉,问道,“是否赶走了渔阳公,西北世家就牢牢控制了西北军?”

      “西北军始终牢牢控制在西北世家手上,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韦福嗣笑了起来,“不论谁坐在西北统帅的位置上,都动摇不了西北世家对西北军的绝对控制。”

      齐王微微颔首,没有说话。实际上齐王对这种事了如指掌,之所以问出来,肯定另有目的。

      韦福嗣心知肚明,但他不能说破,也不能给齐王正确答复,因为韦圆成在口讯里说了,西京大军能否出动,决定权还在西北世家手上,韦氏说了不算,西京留守卫文升说了也不算,如果手握军权的西北世家对出兵东都的风险做出了不利评估,在出兵一事上设置重重障碍,那事情就复杂了。

      西京不出兵,冷眼旁观,任由东都风吹雨打,摆出一副坐山观虎斗的架势,整个形势就不一样了,不论是杨玄感还是齐王,都会对局势做出新的解读,杨玄感会迫切需要结盟齐王,而齐王的机会就来了,他就有胆子进京与杨玄感联手搏一搏了,毕竟在皇统继承上,齐王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必将在关键时刻发挥巨大作用。

      齐王沉默良久,终于按捺不住,还是透露了一丝心声,“如果孤先进京,西京会做出何种反应?”

      韦福嗣沉吟稍许,低声说道,“大王,这不是我们的既定策略。”

      齐王微微一笑,“孤只是做一个假设。”

      韦福嗣想了一下,回道,“西京会做出何种反应,取决于越公做出何种妥协。”

      齐王点头。

      韦福嗣欲言又止,迟疑半天还是小声问了一句,“大王做出这个假设,是否因为越公在举兵之初并没有做出皇统上的选择?”

      “孤的解读是否错了?”

      韦福嗣迟疑良久,终于还是摇了摇头,“时机不到,若越公攻陷东都后依旧没有做出皇统上的选择,而西京依旧冷眼旁观,大王倒是可以一试。”

      =

      第四百五十一章李百药的告诫

      韦福嗣的“暧昧”态度给了齐王无限遐想,一夜辗转难眠。

      假设能否变为现实,西京的态度至关重要,而若想影响到西京的态度,杨玄感能否以最快速度攻陷东都又至关重要,而若想让杨玄感攻陷东都,白发李风云是否倾力支持又至关重要,而若想让白发李风云倾尽全力,则取决于李风云背后那股庞大势力在这场风暴中所要采取的立场。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一宿未眠的齐王就派人把李百药、李安期父子召进了行营,把礼部尚书杨玄感、左御卫将军李子雄在黎阳举兵谋反,并挥军攻打东都一事详细告知,然后请李百药父子就这一重大事件对东都政局的影响和未来局势的走向进行分析和推演。

      李百药父子在震惊之余对李风云的精准预测钦佩不已,同时也敏锐地察觉到了齐王紧急召见背后所蕴藏的危机。

      齐王对皇统的**太强烈了,当预测变成现实,当夺取皇统的机会来临之后,他控制不住了,对利用这场风暴牟利以求生存的既定决策动摇了,转而试图利用这场风暴来夺取皇统,虽然是豪赌,是行险一搏,但相比到北疆那等茹毛饮血的蛮荒之地,与凶狠的北虏人进行血腥厮杀,在中外两股敌对势力的前后夹攻下艰难挣扎,在无穷无尽的痛苦折磨中博取那可能存在的一点希望,实在是过于虚无缥缈,过于遥遥无期,过于残酷了,倒不如痛痛快快酣畅淋漓的豪赌一次,赢了就苦尽甘来,输了大不了赔上项上人头。

      李百药父子倍感棘手。

      虽然李风云对此早已预料,当李百药主动提出答应齐王之邀,登上齐王这条随时可能倾覆的“大船”时,李风云便嘱托其关键时刻一定要予以劝阻,但实际上这个难度太大了,毕竟齐王的身边都是关陇人,而且还都是位高权重的军政大佬,李百药这个山东大儒即便赢得了他们的欢迎,那也仅仅是出于拉拢山东人的目的,而不会将其拉进他们的核心圈子,毕竟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丝毫信任可言,都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一旦没有利用价值了,也就是反目成仇之刻。

      好在齐王的头脑还算清醒,知道自己不论是去北疆求生还是去东都豪赌,都需要赢得山东人的支持,历史早已证明,不论是分裂鼎足时期,还是大一统时期,若想王霸天下,都离不开山东人的支持,所以关键时刻,他故意撇开了关陇人,隐瞒了韦福嗣,独自召见李百药父子,就是希望能与山东人建立信任,继而赢得他们的支持,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想通过李百药父子探查到李风云背后那股庞大势力对这场风暴的态度和看法,只要有一线机会,他都不会放过,他都一定要杀进东都,除非走投无路,否则他根本不会去北疆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受苦受难,更不想在随时都会爆发的南北战争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是尊贵的嫡皇子,是唯一的合法的皇统继承人,是中土未来的皇帝,怎能像个边疆戍卒一样浴血沙场马革裹尸?想当年他的父亲,他的几个叔父,率百万大军南下江左,最后个个功勋彪炳,但何曾在前线放过一箭,杀过一个敌人?为何到了他这一辈,本应该享受祖上荫泽的一代人,却沦落到要去大漠上做一个九死一生的边疆戍卒?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齐王这个“皇三代”想不通,正因为想不通,所以他才愤怒,才觉得冤屈,才不惜代价要豪赌一次。

      李百药父子沉思不语,看上去似乎在“消化”这个惊人的消息,在做分析和推演,实际上都在想着如何劝阻齐王不要去拿自己的可能还有一丝希望的政治前途乃至生命去做这样一次毫无胜算的赌博。

      李百药稍加考虑后,决定直言相谏,绕来绕去没意思,自己在齐王这边本身就处于弱势,没有话语权,这一次齐王召见他们也不过试探,而不是征求意见,所以于脆实话实说,闹翻了正好拍【创建和谐家园】走人,求之不得了,免得最后大败于东都白白做了陪葬。

      “大王可还记得尉迟炯之乱?”李百药问道。

      齐王眉头微皱,没有说话。

      尉迟炯据河北而反,拥兵数十万,实力强悍,还有巴蜀王谦、荆襄司马消难南北呼应,结果短短两个多月就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实质上就是关陇人和山东人的矛盾随着关陇人灭亡了山东高齐统一了黄河流域后达到了爆发的“顶点”,一部分激进的山东人图谋复国,而一部分激进的关陇权贵试图以武力摧毁阴谋篡国的时为大丞相的先帝及以其为核心的政治集团,于是一拍即合,联手举兵,但统一是大势所趋,再加上汉虏之间数百年的“仇恨”,汉姓取代虏姓为中土之王乃中土汉姓贵族的共同利益诉求,所以以山东五大豪门为首的贵族集团,和以关陇本土汉姓世家为首的贵族集团,果断联手,摧毁了这次兵变,帮助先帝夺取了国祚,就此奠定了中土统一的基石。之后顺利平定江左,完成统一大业,固然有各种各样有利的历史条件,但先帝以汉姓君主雄霸半壁江山,同样赢得了江左汉姓贵族尤其是祖籍在山东的权贵们的认同,所以当江左穷途末路之后,首先接受中土统一的便是这些贵族,然后衣冠南渡的江左豪门们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而这亦是统一大业顺利完成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所在。

      “汉王杨谅之乱,大王应该记忆犹新。”李百药看到齐王目露犹疑之色,当即毫不犹豫的追加了一句。

      齐王的脸色变了,有些冷肃,眼中也掠过一丝阴戾。

      汉王杨谅之乱也是一样,初期声势浩大,但转眼就失败了,原因很多,不过其根本原因还是关陇人和山东人的矛盾不可调和,关陇人对山东人的遏制和打击太厉害了,结果“触底反弹”,一部分激进山东人试图利用皇统更迭期间的政局不稳,挑起关陇人的内讧,从中渔利,而一部分太子余党死灰复燃,利用汉王杨谅的野心成功发起了一场军事政变,双方联手无坚不摧,但关陇人和江左人的联手之力亦是非同小可,一旦陷入僵持中土则有分裂之危,对关陇、山东和江左三大政治集团都没有好处,关键时刻江左人和以五大豪门为首的山东贵族集团联手向关陇人“发难”,关陇人迫不得已,不得不做出妥协和让步,于是山东人“渔翁得利”,以对圣主的支持艰难扭转了一些政治上的颓势。

      李百药既不分析当前局势也不推演未来局势的走向,而是突然提到了尉迟炯之乱和汉王杨谅之乱,其目的很明显,就是提醒齐王,类似于这种牵涉到三大政治集团利益的军事政变,若想成功,首先必须赢得至少其中两大政治集团的支持,反之,若仅仅得到一个政治集团的支持,必败无疑。

      从已经失败的两次军事政变的经验教训丨来看,山东人的选择至关重要,山东人支持谁,谁就是最后的赢家。那么这次杨玄感的军事政变中,关陇人肯定是他的支持者,而江左人则是他的反对者,如此一来山东人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但山东人是否支持杨玄感?

      “杨玄感杀死游元,等于自掘坟墓。”李百药根本无惧齐王的不满,第三句直指要害。

      杨玄感杀死游元,断绝了结盟山东之路,虽不至于与山东人反目成仇,但最起码与河北人反目成仇了,而河北贵族集团是山东贵族集团的核心力量,山东五大超级豪门中的三个在河北,山东大量的一等世家也在河北,山东儒林的领袖和大量知名士子也在河北,所以河北人在山东政治集团中的话语权很重。杨玄感与河北人反目成仇,那么诸如齐鲁、代晋、幽燕等地的贵族集团都不会支持他了,因为这场兵变根本没有胜算,而河南贵族集团看到杨玄感大势已去,就算有心支持他,此刻也不得不考虑兵变一旦失败他们必须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因此也只能跟着“大部队”走,公开与杨玄感划清界限,以免被其所累。

      “杨玄感必败,而且同样是转瞬即败。”李百药正色告诫道,“白发之所以赶赴东都战场,是想帮助杨玄感攻陷东都,让他在东都战场上坚持更长时间,以便给联盟军队转战河北赢得更多时间,但白发担心自己被杨玄感败亡所拖累,想方设法隐藏自己,此次进京始终高举着韩相国的大旗原因就在如此。”

      齐王面无表情,稍稍迟疑了一下,说道,“东都既然是死局,杨玄感为何还要攻打东都?”

      “这正是大王不能进京的原因所在。”李百药的神情愈发凝重,语气愈发低沉,“杨玄感主动陷入死局,肯定不是为了求死,而是为了求生。”

      “求生?”齐王思索着,若有所悟,“难道他的目标是……”

      “中原是四战之地,是东进西出、北上南下的旋转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有可能是杨玄感的目标所在,但问题是,他若想给自己赢得充足的求生时间,就必须摧毁东都。”李百药继续说道,“东都毁了,西京就必然要夺回京师地位,如此西京就代替杨玄感站到了与圣主对抗的最前线,而圣主急切间当然腾不出手来追杀杨玄感。”

      齐王低头沉思。

      李百药喟然长叹,“这场风暴的真正目标是东都,杨玄感和西京联手摧毁东都,摧枯拉朽,无人可挡,大王若不慎进入东都,则必然被这场风暴席卷而去。东都毁了,圣主一败涂地,西京凯旋高奏,风暴结束。”

      东都是圣主坚持中央集权政治理念和坚持以激进方式推进大一统改革的象征,摧毁了东都,实际上也就重创了圣主和改革派,重创了改革,接下来不要说坚持改革了,就连朝政都难以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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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百五十二章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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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王权衡再三,还是控制住了“沸腾”的**,毕竟李百药的态度非常重要,即便他代表不了河北贵族集团,但最起码可以代表以赵郡李氏为首的一部分河北世家豪望,而游元的死又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谁杀死了游元不重要,重要的是游元死在黎阳,这不仅让杨玄感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黑锅”,更给了河北人乃至山东人一个血腥警告,不要介入关陇人之间的内部纷争,否则后果自负。这种局面下山东人当然坐山观虎斗,甚至落井下石,实在没理由“赤膊上阵”行险一搏。

      如此一来圣主就有江左和山东两大政治集团的支持,再加上还有一部分关陇人支持他,的确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而二次东征功亏一篑,圣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再遭重创,也迫使他不得不向保守力量做出更大的妥协和让步,这样他就能赢得更多关陇人的支持,最后结果正如李百药所说,圣主返回东都之日,也就是杨玄感败亡之刻,而这个时间最多不会超过三个月。

      齐王接受了李百药的意见,暂时断绝了以最快速度杀进东都的念想,但并没有断绝联手保守力量夺取皇统的野望,他决定依照预订策略,先去通济渠,陈兵于天堑防线之外,打着剿杀杨玄感的平叛旗号,做好随时进京的准备,同时耐心观察东都局势的变化,一旦杨玄感攻陷了东都并决心与其联手,而西京方面亦决心支持,他就果断进京,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殊死一搏。

      在他看来虽然圣主的确拥有绝对优势,但自己与杨玄感、西京联手后,依托关陇之地理优势,未尝就没有取胜之机会。富贵险中求,既然关陇人依靠自身力量最终统一了中土,谁敢说就不能创造奇迹,以一敌二,以自身之强大力量,击败山东人和江左人的联盟?尉迟炯王谦司马消难之所以瞬间失败,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具备领袖的实力,而汉王杨谅之所以转瞬失败,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具备皇统继承的资格,但自己不一样,自己是当今中土唯一的合法的皇统继承人,天下皆知,只要自己登高一呼,谁敢说不是应者云集?齐王对自己还是充满了自信。

      六月初七日上午,齐王命令先期率军进入济北郡的武贲郎将李善衡,接到命令后马上沿着济水火速西进,与左骁卫将军董纯会合于通济渠,陈兵于浚仪城下。又急书左骁卫将军董纯,告之杨玄感在黎阳举兵一事,请他到了通济渠之后临机处置,务必小心谨慎,不要被东都乱局所迷惑,更不要擅自越过天堑防线。

      同日,齐王急书东莱水师总管来护儿、副总管周法尚和长史崔君肃,同样告之以杨玄感于黎阳发动兵变后南下攻打东都一事,然后直言不讳地表态自己要率军西进河南,一旦东都局势危急,他就要进京平叛。

      齐王匆忙离开齐鲁,齐鲁地区的局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显然不利于地区局势的稳定,虽然白发贼败走蒙山,王薄等贼帅也跟着白发贼逃之夭夭,但齐鲁叛贼还是太多了,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屡剿不平,仅靠张须陀有些难以为继。不过东莱水师远征在即,正在全力以赴准备渡海,也顾不上这些事,最多给张须陀一些粮草武器上的援助。

      然而,齐王这封书信所要表达的意思,肯定不是关心齐鲁地区的未来局势,而是有意试探圣主在二次东征上的决心。圣主在发动二次东征之前,肯定拟制了国内局势一旦恶化,大运河中断粮草供给断绝后,如何紧急应对的方案,而来护儿和周法尚做为圣主的绝对亲信,肯定知道这些方案甚至参与拟制。如果水师决定放弃渡海远征,倾尽全力进京平叛,则证明圣主并没有把二次东征进行到底的决心,一旦国内局势恶化,就迅速放弃东征,回国处理危机,如此可推测出杨玄感的胜算太过渺茫,齐王就要考虑是否彻底断了进京的心思,反之,若水师对东都危机置之不顾,坚持渡海远征,那么足以证明圣主决心把二次东征进行到底,如此可推测出圣主至少要在冬天才返回东都,这就给了杨玄感充足的时间攻打东都,如此则一切皆有可能。

      初七日下午,齐王离开历城,沿着济水南岸,打马扬鞭,风驰电挚而去。

      初七日,河内郡,临清关。

      在杨玄挺的猛烈攻击下,唐炜难以支撑,临清关岌岌可危,而二十多里外的延津关已经失陷,津口被杨玄挺的军队所控制。

      危急时刻,武牙郎将高毗率军赶到,临清关战局顿时逆转。听说礼部尚书杨玄感和左御卫将军李子雄举兵谋反,高毗非常震惊,一边急报东都,一边急报李公挺,请求支援。

      同日,杨玄感所率的船队越过了延津津口,乘风破浪驶向东都。

      同日,崔弘升率军渡过漳水河,进入平原郡境内,抵达永济渠,沿着宽敞的渠堤大道急速行军。

      同日,左骁卫将军董纯抵达济阴郡首府济阴城,拜会了济阴太守韦保峦,以戡乱为名索取粮草,补充军需,然后他便获悉了有关东都的最新消息,其中观国公杨恭仁复出并掌控东都军权让他十分意外,还有白发贼在河南的最新动向,最近几天在通济渠上掳掠的叛军全部渡过济水北上了,这里面可供揣测的东西就多了,而尤其让董纯感兴趣的则是黎阳那边出事了,东郡太守独孤延寿已经向韦保峦报警了。

      韦保峦口风甚紧,泛泛而谈,不该说的绝对不说,而董纯却心知肚明,李风云预测对了,杨玄感果然提前发动了兵变,而自己说服齐王提前西进中原也是对的,这必将给东都以威慑,给齐王在未来乱局中攫利占据了先机。

      董纯下令,诸鹰扬沿济水北岸推进,于黄河故道一带转而北上进入东郡,陈兵于匡城和封丘一线,做出围剿白发贼之态势,不要急于北上解救白马之围。

      董纯又书告荥阳太守郇王杨庆和坐镇浚仪城的荥阳都尉崔宝德,告之自己率军西进追剿白发贼一事,恳请荥阳方面给予支持和配合。这纯属此地无银三百两,你一个彭城留守“不务正业”,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却把手伸到了河南,代河南人剿贼,这不仅仅是擅自离境违律违法了,而是有谋反之嫌,你到底想于什么?当然了,特殊时期行非常之事,白发贼劫掠通济渠,祸乱河南,做为与白发贼有血海深仇的徐州军队,也的确可以越境追剿报仇,只是,你董纯当真是为了剿贼雪耻吗?

      同日,京畿伊阙战场,武贲郎将费曜突然率军返回东都城内,河南令达奚善意也调转身形,率军飞奔京师东线,武贲郎将周仲也大踏步后撤至洛水,然后沿着洛水直奔偃师而去。

      李浑最后一个接到命令,当即破口大骂,虽然他知道东都突然变计的原因,但他是伊阙战场的前线指挥,东都蓄意瞒着他把其他各路友军先行撤离了,然后再告诉他计划已变,这就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李浑命令,诸鹰扬向伊阙口发动攻击。双方激战。李风云获悉战场侧翼方向的其他官军都撤了,旋即命令吕明星、郭明,率军直杀洛水,再夺甘洛城,又命令甄宝车、夏侯哲,率军向显仁宫侧翼展开攻击,以迫使李浑后撤。

      下午,李浑撤回显仁宫。李密、李风云、韩相国率全部主力全线压上,猛攻显仁宫。

      李浑向东都求援,明确告诉越王杨侗,显仁宫守不住了,再守下去,无兵可守的洛水防线必定被叛军突破,到那时显仁宫就成了“瓮中之鳖”,而叛军也将杀到东都城下。

      子夜,越王杨侗命令李浑,放弃显仁宫,连夜渡过洛水,后撤到柏亭和蒯乡一线,死守洛水防线。

      六月初八日凌晨,李浑撤离显仁宫,渡过洛水。

      同日,东都再次接到荥阳郡府、河内郡府及临清关的报奏,已经有确切证据证明,攻打临清关的叛军主帅是杨玄挺,延津关和延津渡口均已被其攻陷,另外东都与黎阳的讯息已断绝多日,与汲郡郡府也中断了联系,永济渠也断绝多日,种种迹象都证明杨玄感确实是举兵谋反了。

      越王杨侗下令,拘捕杨玄感、李子雄等已知叛逆在东都的所有亲朋好友、门生故吏,“宁可错抓一人、不可放过一个”,为了东都的安全,非常时期只能用非常手段。

      又下令,十万火急奏报圣主,但考虑到目前杨玄感的军队被阻挡于临清关下,兵变范围仅局限在黎阳及其周边地区,尚未直接危及到东都安全,所以奏报的内容还是有所控制,对贼帅韩相国祸乱京畿一事也是轻描淡写。

      又下令,火速向西京报警,请代王杨侑马上拘捕已知叛逆在西京的亲朋故旧,确保西京之安全。

      六月初八,涿郡留守段达接到了崔弘升的报警。段达非常果断,当即命令自己的副手,左光禄大夫、武贲郎将陈棱连夜调集军队,火速救援东都。

      初九日清晨,陈棱率一万大军日夜兼程南下平叛。

      同日,东莱水师总管来护儿接到了齐王杨喃的书信,极度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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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百五十三章被关在牢笼里的杨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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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势复杂了,不论对圣主还是对来护儿本人来说,局势都太复杂了。

      强行发动二次东征的风险之大人所皆知,圣主和中枢对此也做了充分考虑并拟制了多套应急预案,其中最有可能导致二次东征功亏一篑的危机有两个,一是叛乱军队断绝了南北大运河,一是激进保守势力乘机发动军事政变,圣主和中枢的对策是,把保护南北大运河的重任交给齐王杨喃和崔弘升,哪条运河断了就砍哪个的脑袋,而军事政变最终肯定会演变成皇统大战,单纯的军事政变掀不起风浪,所以圣主改变了皇统继承原则,亲自发动了新一轮皇统大战,试图以分裂保守势力来扼杀可能存在的军事政变,但事违人愿,越是担心害怕什么,就越是来什么,军事政变还是爆发了,而且断绝了大运河,两个可能导致二次东征失败的危机一起爆发了。

      来护儿在去年的东都风暴中不但安然无恙,还加官晋爵,以右翊卫大将军的身份代表军方参与了二次东征的决策和相关应急预案的拟制,所以他对最高层的权力博弈了解甚多,比如李子雄和董纯先后复出的原因,比如为什么把坐镇黎阳督办粮草的重任交给杨玄感。这三位军政大佬的使用很不妥当,隐患很大,而当下局势突变恰恰就和这三位军政大佬有直接关系。

      当时中枢决策层的争论非常激烈,但皇统之争始终是一把高悬的利剑,是中土政治的噩梦,让所有人都有一种发自骨子里的畏惧,实际上自有记载以来历朝历代的皇统之争都直接影响到了国祚命运,而关陇在崛起的短短数十年里其国祚更迭和皇统之争尤为密切,就是一部血淋淋的皇统大战史,而圣主和这一代的中枢大员们更是从残酷的皇统大战中杀出一条血路的幸存者,所以“皇统”就是他们灵魂中的梦魇,甚至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面对这个“梦魇”,还在这个恐怖的“梦魇”中颤栗和【创建和谐家园】,如此心态造成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当他们迫于政治理念上的不同而不得不抛弃齐王杨喃之后,他们就难以选择了,一拖再拖,拖不下去了,就拿出了一个“群王争储”之策,试图以分裂朝堂上的保守力量来达到继续拖延皇统大战爆发之目的,于是在李子雄和董纯的使用上,最终还是满足了齐王的要求,先安抚齐王,稳住他,并对其他诸王及其背后势力形成有效钳制,等到二次东征胜利结束了,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基本实现了,中外局势进入一个相对长的平稳期,圣主和中枢就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国内政务上,全力以赴解决皇统危机。

      在杨玄感的使用上则代表性地体现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博弈。

      圣主对杨玄感还是信任的,与以杨玄感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的联盟还是牢固的。当初圣主之所以能够赢得皇统大战,与当时的老越国公杨素的鼎力支持有直接关系,如果老越国公杨素未能“击败”先帝的第一辅臣高颍,太子杨勇就不会在皇统大战中一败涂地。问题就出在这里,太子杨勇和第一权臣高颍的联盟太强大了,老越国公杨素哪来的动力、勇气和信心誓死一搏?圣主用什么条件打动了杨素,换来杨素的支持?

      迁都洛阳,圣主就是用迁都洛阳换来了老越国公杨素及以其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的全力支持。

      中土统一了,要进行大一统改革,权利和财富要再分配,利益格局要重新划分,而以弘农杨氏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若想在中土统一的“大蛋糕”上拿到最大的一块,最好的最便捷的且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把都城迁到洛阳,如此就能光明正大冠冕堂皇理直气壮地“击败”关陇本土贵族集团,从而遏制和削弱这个自关陇崛起以来就始终最大程度地影响甚至决定着国祚命运的政治集团。

      京师所在,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就是权力和财富集中之地,这个所在地域的豪门世家理所当然占有天时地利人和,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优势。三足鼎立时期,割据称霸,生存危机大,需要“齐心协力”,这个“蛋糕”分配的矛盾尚在可控制范围内。统一了,大环境彻底改变了,这个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矛盾就越来越激烈了。关陇贵族集团“胃口”大开,越吃越过瘾,越吃越多,但山东人、江左人不于了,这都统一了,大家都在一块田里耕作,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为何你吃两碗,我只能吃半碗?这不公平啊。不公平就要改革,先帝的办法是把蛋糕做大,大家都能多分一点,这样矛盾就小了。当时百废俱兴,具备大发展的条件,但很快,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蛋糕”再想做大就难了,这个办法就不行了,于是矛盾又激烈了。

      这时候圣主的激进改革理念出现了,“蛋糕”做不大就只有大刀阔斧的重新制定利益分配格局,而第一步就是迁都。

      迁都之议,在先帝时就有了,但当时迁都洛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缺少理论和实践的支持,国力大发展后,迁都洛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基本成熟,关键就是利益格局难以打破,而最大的阻力就来自既得利益的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然而,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不加快改革步伐已经不行了,所以圣主的这一政治理念不但赢得了先帝的支持,赢得了山东人和江左人的支持,也赢得了以老越国公杨素为首的以弘农杨氏为核心力量的河洛贵族集团的支持,毕竟迁都洛阳受益最大的就是弘农杨氏和河洛贵族集团,另外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首的虏姓贵族集团也非常支持,原因是自虏姓汉化以来,他们的根就在洛阳,而以军功崛起的以武川集团为代表的新兴虏姓贵族集团则发迹于关陇,与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这严重限制了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首的虏姓贵族集团的发展空间,而迁都洛阳,必然能让他们在“大蛋糕”上分配到更多利益,这给了他们支持迁都洛阳的动力。

      圣主主政后,迁都洛阳的决策很快制定,并迅速开始实施,但阻力之大是可以想像的,而老越国公杨素理所当然成为冲锋陷阵的选锋将,为突破重重阻力,他必须赢得更多政治势力的支持,所以他在政治上向山东人和江左人做出了更大的妥协,这进一步激化了他与关陇本土集团之间的矛盾,加快了关陇集团内部的分裂。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圣主和激进改革派马上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以压制老越国公杨素和河洛贵族集团来赢得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妥协,然后又以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妥协来迫使河洛人妥协,如此一来朝堂上的保守力量就步步退却,而改革派则大步推进,在短短时间内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中央集权的道路上越走越快。

      老越国公杨素病逝后,留下来的庞大的政治遗产由小越国公杨玄感继承,而圣主和改革派若想把激进改革进行下去,就必须维持现有政治格局不变,于是理所当然扶植小越国公杨玄感,让河洛人和关陇本土人继续争斗下去,让朝堂上的保守力量始终形成不了一个统一的政治联盟,但是,这又是一个削弱保守力量,加快激进改革的机遇,所以这种扶植是有限度的,既不能让小越国公杨玄感像他父亲一样权势倾天以致于可以直接影响到国祚命运,又不能让小越国公杨玄感失去了与关陇本土人长久抗衡下去的实力,以致于影响到了中央集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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