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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弘策再退四五里,再召败兵重整人马,再度与杨玄感作战。
如此反复,到黄昏时分,裴弘策五战五败,全军覆没,最后仅仅带着一队扈从卫士逃回了东都。
当夜,杨玄感的大军兵临东都城下,距离上春门仅剩十里。
六月十三日夜,上春门关闭,东都所有城门全部关闭,据城坚守。
同日,东都城西战场,积翠池战事激烈。
虎贲军总管甄宝车驻着铁拐,瘸着一条腿,亲临前线指挥。虎贲军将士士气如虹,以一当十,奋勇向前,一次次撕开卫府军的防线。
郭明身先士卒,率领联盟第一、第三、第五军以及牛进达的第二十三军,轮番上阵,一次次摧毁卫府军的阻击,步步逼进皇城。
韩相国率宋豫义军主力从芳华苑方向全线扑上,向卫府军的侧翼展开了猛烈攻击,给了联盟大军以有力配合。
风云军总管徐十三率领五个团的精锐,乘船进入积翠池,从水面上一次次强攻北大堤,强行截断卫府军战阵,迫使卫府军一次次后撤。
同一时间,在月陂战场上,吕明星的骠骑军和夏侯哲指挥的联盟第二、第四军也打得很凶,但相比北大堤战场,其惨烈程度远远不足,很明显,联盟大军的主攻方向不是南堤,而是北堤,目标是皇城。
黄昏时分,战斗停止。一天打下来,卫府军在北大堤战场上后退了三里,而联盟军队距离皇城的西太阳门仅剩下一里多路了。在月陂,卫府军后撤了大约两里,联盟军队距离黄道渠还有三里多路。
卫府军在东、西两线均告失利,皇城气氛因此变得异常紧张。
黄昏后,杨恭仁出西太阳门,赶赴北大堤拜会右骁卫将军李浑。李浑很疲惫,眉宇紧锁,但情绪不错,自信满满
“损失如何？”杨恭仁开口问道。
李浑摇摇头,很郁愤,大概说了一个数字,而这个数字让杨恭仁很吃惊,“韩相国竟有如此实力？”
“杨玄感或许早有谋反之心,精心准备了很多年,当然一鸣惊人。”李浑叹道,“从韩世谔、顾觉等人的叛变中就能管中窥豹,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叛变投敌。”
杨恭仁点点头,问道,“这样打下去,你能坚持多少天？”
激战两天卫府军就退到了皇城根下,这显然不是东都卫戍军的真正实力,但李浑为何要故意隐瞒实力？目的又是什么？这正是杨恭仁亲来拜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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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七十五章彪悍的樊子盖
李浑没有直接回答,“今天东线战况如何？”
“裴弘策全军覆没,只身逃回。”杨恭仁愤然说道,“杨玄感距离上春门仅剩十里。”
李浑神色严峻了。明天杨玄感就到了上春门,其主力沿着通济渠直杀皇城,这样便与西线的叛军形成了夹击,卫府军的防守形势急转直下。
“某信守承诺。”李浑信誓旦旦地说道,“某一定守住皇城的西线,绝不让一个贼兵接近太阳门,亦不让一个贼兵越过黄道桥。”
杨恭仁的心骤然一沉。目前战局下,李浑说出这句话,说明他要集中全部力量死守皇城,换句话说,他要放弃南郭了。虽然南郭有费曜的军队,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果李浑放弃对南郭的保护,把坚守月陂的军队全部调到黄道渠北岸和皇城西线,则等于把月陂拱手让给了叛军,叛军可沿着月陂直杀黄道渠南岸,就此断绝南郭和皇城之间的联系。费曜被困在了南郭,没办法给皇城以有力支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杨玄感的大军东西夹击皇城,而皇城一旦失陷,他即便守住了南郭又有什么意义？
杨恭仁知道李浑这两天保存实力的原因了。自叛军攻陷伊阙口以来,李浑就一直在蓄意保存实力,蓄意夸大叛军的实力,由此给他节节败退找到了充足的理由,但谁也没办法说他欺上瞒下,无凭无据啊。这仗一直都是他在打,他说叛军厉害,实力强悍,足以与卫戍军抗衡,那谁又能拿出证据来证明他错了？既然叛军实力强悍,那么这两天卫戍军步步退却也就很正常了,而这一次李浑更是拿出了事实证据,一具具血淋淋的尸体,铁证啊,你能说他空口无凭？
战局发展到这一步,李浑也面临“艰难抉择”了,如果继续分兵卫戍,他就守不住皇城西线,他就无法兑现对越王的承诺,而皇城西线一旦丢失,韩相国的叛军猛攻西太阳门,杨玄感在另外一边猛攻东太阳门,皇城就岌岌可危了,所以李浑的选择只有一个,集中兵力戍守皇城西线。于是问题又来了,如果李浑全力卫戍皇城西线,他就没有足够的兵力保护南郭,就得放弃对南郭的保护,费曜就被困在了南郭。费曜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费曜无法支援皇城,他和四千余卫戍军在东都保卫战中竟然成了“看客”,这肯定不行。
难题由此转到了杨恭仁手上,对他来说,接下来是确保皇城的安全？还是兼顾皇城和南郭？关键依旧是李浑,李浑在未来局势中的选择至关重要。
假如齐王到了东都战场,与杨玄感携手结盟,李浑势必临阵倒戈,而随着他的倒戈,皇城的失陷也就在所难免,杨恭仁就算有通天的本事也守不住皇城,除非现在他杀伐果断,毅然提前放弃南郭,提前把费曜和四千余卫戍军调进皇城,然后凭借皇城的坚固和防守兵力上的优势,顽强坚守到圣主和远征军的归来。
杨恭仁的脸色越来越阴沉,眼神越来越凌厉,但李浑视若无睹,夷然不惧。他为什么要保存实力？为什么宁愿逼着杨恭仁放弃南郭,也不愿为越王竭力死战？没办法,陇西李氏成纪房在这场风暴中没有选择,只能与齐王祸福与共,如果齐王要到东都争夺皇统,他也只好奉陪到底,而那时他若没有实力了,拿什么去应对瞬息万变、波诡云谲的东都局势？又拿什么去帮助齐王争夺皇统？
杨恭仁稍稍巡视了一下战场,抚慰了一下卫府将士,便匆忙返回了皇城,召集留守大佬们紧急商议。
东都留守樊子盖第一个否决了杨恭仁的提议。放弃南郭？绝对不行,东都是一个整体,要守就守住全部,寸土必争,否则就算失陷了一个外郭的城门,也是京师的奇耻大辱。说白了,他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傀儡可以做,黑锅可以背,但有个底线,必须守住东都,只要守住东都,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毕竟最后的功劳可以补偿他之前所有的损失。反之,他就完了,彻底完了,万死莫赎其罪。当然了,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比如南郭和北郭都给杨玄感攻陷了,只能坚守皇城了,他也就咬牙认了,但关键问题是,现在韩相国还没有攻破积翠池防线,杨玄感也还没有兵临上春门,杨恭仁就急吼吼地要主动放弃南郭,这不行,这太荒唐了,完全不能接受。
越王府长史崔赜坚决站在杨恭仁一边,旗帜鲜明地支持杨恭仁的提议。理由很简单,是杨恭仁会打仗,还是你樊子盖会打仗？无疑杨恭仁更擅兵事。既然杨恭仁会打仗,那么他对目前东都战局的分析就是可信的,一旦杨玄感与韩相国东西夹击皇城,则黄道渠上的黄道桥必断,而黄道桥一段,皇城和南郭之间的联系断绝,费曜和四千余卫戍军将士在东都保卫战中起到的作用就十分有限。
崔赜质问樊子盖,“你既然拒绝观公的决策,拒绝把费曜和四千余将士调进皇城,那么你是否敢拿项上人头保证皇城一定可以守住？如果你不能保证,皇城亦不能守住,失陷了,你是否愿一力承当全部罪责？”
樊子盖当然不敢保证,更不会一力承当罪责,虽然他个人并不害怕承担责任,但问题是,他在东都战场上代表的并不是个人利益,而是代表了圣主和中枢以及整个改革派的利益,如果他独自承担了东都失陷的罪责,必然会对圣主和中枢的权威造成致命打击,给整个改革派带来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到那时就算砍他一千颗一万颗脑袋又有什么意
樊子盖据理力争。现在黄道渠还在卫戍军手上,黄道桥也还固若金汤,皇城和南郭还保持着密切联系,费曜和四千余卫戍军将士也还可以随时支援皇城,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放弃南郭？敌人还没有打到阵地前,自己就先放弃阵地,这算什么？这是哪本兵书上的韬略？另外,樊子盖代表东都留守府已经向西京留守府求援了,估计很快西京留守、刑部尚书卫文升就会出兵东都,这种情况下放弃南郭就更没有道理了。樊子盖坚信,只要西京援军一到,东都战场上的局势必然逆转。
这时,治书侍御史韦云起说话了,矛头直指樊子盖,“如果西京大军未到,皇城就已经陷落敌手呢？”
樊子盖一听就生气了。这场危机的幕后推手就是以韦氏为首的关陇本土贵族,而东都局势恶化如此之快,亦与关陇本土贵族蓄意制造、扩大和激化东都内部矛盾和冲突有直接关系,若东都上下齐心协力何至于京师有陷落之危？现在韦云起又要“挑事”了,又要挑起杨恭仁和樊子盖之间的冲突了。
之前樊子盖因为不顾杨恭仁的阻止执意向西京求援,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今日樊子盖再度反对杨恭仁的提议,这事就搞得太过了。杨恭仁复出后不但未能实现有效凝聚东都各大势力的初衷,反而在激烈的博弈中被一群大佬们联手架到“大火”上烤,虽没有成为众矢之的,但最起码他已经是东都危机的替罪羊了,而越王杨侗和樊子盖却因为权力被杨恭仁抢去了,自然也就把责任转嫁给了杨恭仁。按道理杨恭仁应该可以掌控全局了,也算是把东都各大势力凝聚到了一起,哪料到关键时刻樊子盖“发飙”了,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战斗力”,在叛军兵临城下大敌压境之际,突然拔剑要与杨恭仁“决一死战”。
这个时机选择得好,非常好,杨恭仁不敢与之“决战”,内讧的结果肯定是东都的失陷,所以他只能妥协,而妥协的结果便是樊子盖把权力抢回去了,却把责任留给了杨恭仁。杨恭仁被一个彪悍的不要命的不守规则的政客给“坑”了,但他没办法,他的性格就是如此,温恭仁义,而不是心狠手辣,这是他的致命要害。
现在尚书都省的局面是,越王是傀儡,杨恭仁和樊子盖各行其是,分庭抗礼,一帮大佬们则冷眼旁观,各怀心思。东都在最需要他们齐心协力的时候,他们却偏偏乱成了一团,一盘散沙。
韦云起这句话明显就是挑唆,唯恐天下不乱。皇城陷落,东都沦陷,樊子盖固然要承担责任,但砍头的却是杨恭仁。樊子盖是坚守本分,杨恭仁却做了自己不该做的事,追究责任当然杨恭仁罪无可恕。韦云起这句话的意思很直白,你樊子盖阴险狡诈,名义上是为了坚守东都,实际上就是要置杨恭仁于死地。杀人不过头点地,杨恭仁已经向你妥协让步了,但你不依不饶,非要砍了杨恭仁的脑袋,这就太过了。
樊子盖横眉冷对,怒视质问,“你凭什么认定皇城一定会陷落敌手？你是否掌握了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这话一出口,人人侧目。樊子盖太彪悍了,剑指韦云起,不惜撕破脸了。既然你认定皇城要陷落敌手,那皇城陷落就一定与你有关系。这个“推定有罪”的手段太厉害了,尤其在政治博弈中,有时候“莫须有”就是致死的罪名。
“某没有掌握什么你们不知道的秘密。”韦云起两眼微眯,目光阴戾,冷笑道,“某只知道,伊阙口的韩世谔、洛口仓的顾觉、黑石关的裴爽、偃师都尉来渊,还有武贲郎将周仲,一个个不战而降;某还知道,河南令达奚善意大败于汉王寺,只身逃归;某更知道,河南赞务裴弘策大败于白司马坂,同样是只身逃归。”
“所以,某想问一句,既然韩世谔、顾觉、裴爽、来渊和周仲等人都纷纷叛变投敌,那么东都城内打算献城投降的人还有多少？某还想问一句,既然达奚善意的五千人马,裴弘策的上万大军,都在交战中一触即溃,全军覆没,那么东都城内的其他军队是不是同样不堪一击？如果东都城内的人纷纷献城投降,如果东都城内的军队个个不堪一击,你是否还能坚守东都？”
樊子盖面红耳赤,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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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七十六章凌厉一击
韦云起一击致命,正打在樊子盖的“要害”上。其实樊子盖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他相信周仲、来渊和裴爽等江左人不会叛变投敌,但问题是周仲等人所在的团队崩溃了,兵败如山倒,就像决堤洪水,当无可挡。依此类推,假如在坚守东都的过程中,城里的贵族官僚和卫戍军也崩溃了,纷纷献城投降,东都怎么守？
这就成了死局,即执行受杨恭仁的决策,放弃南郭,把费曜和四千余卫戍军将士调进皇城,加强了皇城的防守力量,但是否就能因此守住皇城？答案还是否定的。
樊子盖束手无策,忍不住反驳韦云起,“依你之言,我们根本守不住东都,守不住皇城,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现在就放弃东都,于脆渡河避难而去？”
韦云起冷笑,针锋相对,“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对策,我们的确守不住东都,守不住皇城,只是,某想问你,你现在有行之有效的对策吗？你为了守住整个东都,把有限的卫戍力量部署在洛水两岸,结果导致洛水两岸的防守力量严重不足。某实在看不懂你的用意,你到底要想坚守东都？还是有意把东都拱手相送？”
此言一出,气氛骤然紧张。樊子盖是“推定”韦云起居心叵测,而韦云起则更为“彪悍”,公开直接质疑樊子盖有投敌之嫌。这是针尖对麦芒,正面对阵了。
樊子盖怒极而笑,“如此说来,你是运筹帏幄,胸有成竹了？既然如此,拿出你的锦囊妙计,某洗耳恭听。”
韦云起也笑了,笑容很“灿烂”,但眼中杀机毕露,让人惊惧不安。
没有人不怕,就连樊子盖都霍然醒悟,懊悔不迭。韦云起不但性情刚直,谋略出众,其“胆识”更是空前绝后。开皇年间他曾当着兵部尚书柳述的面,向先帝弹劾柳述骄横跋扈。大业元年,契丹人和高句丽人联手进犯辽东,当时圣主刚刚平息汉王杨谅之乱,国内政局动荡不安,难以兼顾外事,遂临危授命于韦云起。韦云起孤身一人北上大漠,先向突厥人借两万大军。当时突厥牙帐是启明可汗,南北关系处于“蜜月期”,所以一口应承了。然后韦云起带着这两万突厥骑军成功偷袭了契丹人,斩获四万余人,大获全胜。契丹人惨遭重创,元气大伤,至今尚未恢复。韦云起一战成名,其杀戮手段之血腥,震慑了北方诸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非常紧张的辽东局势。
此后韦云起就进了御史台,出任御史台的副长官,而他凌厉的行事风格和保守的政治立场,让其与御史大夫裴蕴之间冲突不断,与中枢改革派也是矛盾重重。三年前齐王杨喃“失德”一案的背后就是保守和改革两派激烈冲突的一次大爆发,好在韦氏势力庞大,韦云起、韦德裕等人对御史台又有相当的掌控力,危急关头“壮士断臂”才挡住了改革派的致命一击,否则虽不至于惨白但难免重创。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今天这场风暴正是韦氏洗雪前耻、报仇雪恨的大好时机,韦云起焉能错过？
“若想守住东都,首先就要齐心协力,但在一盘散沙的情况下,已经不可能凝聚人心,唯有以血腥手段强行镇慑,所以……”韦云起猛地一挥手,厉声说道,“杀一儆百,杀鸡儆猴,杀了裴弘策,便能镇慑百官,威压军民,让瞻前顾后者股战而栗,让居心叵测者肝胆俱裂,唯有如此,才能上下齐心共守东都。”
大堂上寂静无声,个个色变,人人自危。
樊子盖大汗淋漓。他已经预料到自己掉进了韦云起的“坑”里,但没想到这个“坑”如此之深,深得让他根本爬不出来,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三年前齐王杨喃“失德”一案的发起者和推动者的确是御史台,是御史大夫裴蕴,而目标正是齐王背后的最大支持力量关中韦氏,但仅靠裴蕴背后的江左人肯定不够,毕竟支持裴蕴的江左人有限,以裴蕴为核心的政治势力还不足以抗衡关中韦氏,而其他江左势力考虑到自身利益,在形势尚不明朗之前不会轻易表明立场,最多给裴蕴一些暗中支持,以免与关中韦氏发生正面冲突,所以裴蕴敢于与关中韦氏正面厮杀的原因只有一个,河东裴氏给了他坚决支持,以整个河东裴氏的力量对抗关中韦氏,正好旗鼓相当,结果裴氏赢了,以最小的代价换回来最大利益。
韦氏“吃亏”了,连齐王心爱的女人和孩子都未能保住,那可都是韦氏血脉,是赤。裸裸的打脸,打得鼻青脸肿,韦氏岂能善罢甘休？果然机会一到,韦氏果断出手,剑锋直指裴弘策,可谓一击致命。
裴弘策在今日河东裴氏中的地位非常高,除了中枢的黄门侍郎裴世矩和御史大夫裴蕴外,就是他和司隶大夫裴操之了。韦氏如果借助这次机会,把裴弘策杀了,不但可以狠狠打击一下河东裴氏,更重要的是扳回了“脸面”。对豪门来说,“脸面”比利益更重要,“脸面”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权势,“脸面”没了,权势必然受损,而权势岌岌可危了,利益还能保得住？
然而,形势虽然恶劣,韦云起虽然咄咄逼人,甚至有以东都安危来胁迫“大佬”们的暗示,但礼法律法摆在那,即便在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也不能轻易诛杀一个从三品的中枢大员,再加上这里面还裹挟着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笼罩着皇统之争的阴霾,夹杂着关中韦氏和河东裴氏之间的恩怨,再加上当前局势下东都各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指望在坐的所有“大佬”们一致决策以斩杀裴弘策来镇慑东都贵族官僚,难度实在是太大。
韦氏势在必得。韦云起占据了“大义”的制高点,拥有以御史台的名义行使最高监察权的优势,在今日东都高层决策中占据了重要份量,所以韦云起在提议诛杀裴弘策之后,“乘胜追击”,又提出诛杀国子祭酒杨汪。
杨汪出自弘农杨氏,是老越国公杨素的【创建和谐家园】,是小越国公杨玄感的莫逆之交,现为中土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掌门人”。受杨玄感所累,杨汪也被拘捕了,但他身份地位太高,弘农杨氏的大儒,从三品的中央大员,也不是说抓就能抓的,只能稍作变通,将其“禁足”在家,不允许他出门,也算监禁拘捕了。
杨汪是杨玄感一案中被连累到的级别最高的官员,在今日这个危急关头,将其斩杀,对东都贵族官僚同样能起到镇慑作用。韦云起这个提议没有错误,存亡之刻,借你的人头一用,管你有没有罪,关键是你这颗脑袋有用,那就行了,至于什么是非黑白,什么礼信仁义,在生死面前狗屁都不是。再说了,韦云起既然决心杀人,做为御史台的最高留守长官,拥有纠劾之权的监察官,他有无数种办法坐实杨汪叛逆之罪名,他要杨汪死,杨汪就不得不死。
樊子盖本来还在绞尽脑汁想办法拯救裴弘策,因为韦云起的提议并不具备法律效力,须经在坐的“大佬”们一致同意,愿意一起承担由此带来的所有责任,越王杨侗才会正式下令,所以樊子盖还是有一线机会,但听到韦云起提议斩杀国子祭酒杨汪后,樊子盖当即彻底绝望。韦云起太狠了,把拯救裴弘策的最后一线机会都毫不留情地剥夺了。
越王杨侗害怕了。他认识裴弘策,对裴弘策的观感很不错;与杨汪更为亲近,虽然杨汪不是他的授业恩师,但多少也聆听过杨汪的教诲。突然间,眼前这帮人竟然要杀裴弘策和杨汪,而这帮人不但与裴弘策和杨汪是同殿之臣,有些彼此关系还相当不错。这一幕太匪夷所思,太恐怖了,给了越王杨侗以强烈冲击,让他无法接受。
杨恭仁也不能接受,虽然他知道政治博弈血腥残忍,知道韦云起的计策有助于坚守东都,但这违背了他的道德和良知,而更重要的是,以杀裴弘策来打击河东裴氏并不是韦云起的目的,而是保守派打击改革派,关中韦氏报复圣主的手段而已。裴弘策的人头一旦落地,关中韦氏和河东裴氏、改革派和保守派固然是大打出手,但越王杨侗亦受池鱼之灾,杨恭仁和宗室也受连累,当真是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诉。
然而,当韦云起把目标对准杨汪之后,杨恭仁就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必须拯救杨汪。弘农杨氏在这场风暴中肯定惨遭重创,这对宗室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为此杨恭仁不惜代价,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只求把弘农杨氏的损失限定在杨素、杨玄感这一房,只求清算风暴不会累及到其他诸房诸支。弘农杨氏必须保住元气,否则宗室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杨氏国祚就断了根基,后果可想而知。
韦云起这是攻杨恭仁之必救,迫使杨恭仁不得不妥协,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以同意诛杀裴弘策来保住杨汪的性命。杨恭仁只能妥协,但他心中的痛有增无减。从眼前这一幕便可看到,各大贵族集团已经对弘农杨氏举起了屠刀,虽然他和越王杨侗可以保护东都的弘农杨氏血脉,但西京的杨氏血脉怎么办？谁去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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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七十七章用心险恶
“大王,杨玄感已经兵临东都城下,明日即可抵达上春门,而其选锋军更是势如破竹,明日定可杀至东太阳门。”韦云起步步紧逼,“贼帅韩相国势不可挡,今日再度推进,距离西太阳门已近在咫尺,明日便可与杨玄感夹击皇城。这种危局下若瞻前顾后,任由皇城一团混乱,则皇城必失,而皇城一失,则东都沦陷,所以大王没有退路,唯有杀伐果断,一剑定乾坤。”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无懈可击。试想就连裴弘策这样的中央大员打了败仗全军覆没了,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甚至依旧高居官位,依旧权势倾天,那其他官员打了败仗就更没事了。既然打败仗没事,那家为何还要浴血奋战、舍身赴死？如此则越王没有权威,中央没有权威,留守府更是摆设,所有命令都很难得到执行,即便执行了也是大打折扣甚至阳奉阴违,结果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皇城若能守住,那是神迹,而不是奇迹。
同样的,杀杨汪的目的也是一样,如果与杨玄感关系密切者,甚至有证据证明参与了叛乱者,都活得好好的,根本没有性命之忧,那其他人违法就更不怕了。人家是最高等的叛逆之罪都不杀,我不过消极怠战,或临阵退缩、或打了败仗,那就更不算什么了。既然违法乱纪都没事,都无性命之忧,那谁还愿意遵纪守法？谁还愿意遵从命令誓死奋战？如此军纪涣散,士气低迷,大家都无心作战,东都如何坚守？皇城又能坚守几天？
大佬们面无表情,各自权衡利弊得失,都要在最短时间内做出选择。实际上现在根本没有充裕的时间给他们思考,韦云起的“出击”时机选择地非常好,如果大佬们迟疑不决,迟迟拿不定主意,明天可能就是东都失陷之日,而东都如此“神迹”地失陷,先就把越王杨侗和他们这帮大佬统统送上了断头台,其次东都势必被接下来的连天战火所摧毁。
西京的目的本来就是摧毁东都,东都失陷得越早,对他们就越是有利,所以韦云起并不虚张声势、虚言恐吓,而是真正的要挟。你们帮我杀了裴弘策,我报了仇,你们守住了东都,大家互利互惠,何乐而不为？反之,你们保全了裴弘策,但可能失去东都,而失去东都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了,韦氏此举把越王杨侗等人统统拉下了水,日后清算之刻,关中韦氏固然要与河东裴氏大打出手,但越王杨侗等人也要遭受池鱼之灾,这等于无偿帮助韦氏分担了一部分来自河东裴氏,甚至来自圣主和改革派的打击。然而这个损失与东都失陷的损失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大佬”们的选择是唯一的,只是,他们必须要考虑,一旦他们支持韦氏,与韦氏联手杀了裴弘策,得罪了河东裴氏,得罪了圣主和改革派,之后东都还是失陷了,他们还是要承担东都失陷之罪,那就是罪上加罪,不死也要脱层皮了。
于是“大佬”们就不得不恶意地揣测韦氏的真正用意。如果西京不但要利用这场风暴摧毁东都,还要利用这场风暴摧毁圣主和改革派,彻底终结改革,那也就意味着这场兵变很快就会演变成皇统大战,统一大业可能就此崩溃,中土可能就此陷入分裂,国祚可能就此败亡。以此来倒推,那现在韦云起要挟他们联手诛杀裴弘策,实际上就是以迫使他们与圣主、改革派和河东裴氏翻脸,来达到绑架和策反他们的目的,继而挟两京所有保守力量来对抗圣主和改革派,颠覆国祚,摧毁改革。
“大佬”们犹豫了,未来利益的不确定性让他们难以抉择,但就在这时,太府卿、安昌公元文都打破了沉默,也打破了僵局。
“某同意御史台的建议,以临阵逃脱的罪名斩杀裴弘策,以叛大逆之罪诛杀杨汪。”
一石激起千层浪,元文都的公开支持,顿时让两难之中的大佬们看到了“曙光”,心理上的天平骤然失衡,几乎在这一霎那,大佬们都做出了决断,与元文都一样的决断。关键时刻,跟着元文都走,跟着虏姓第一豪门走,跟着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主的虏姓贵族集团走,在大方向上肯定不会错,甚至还能从中牟利。至于元文都为何支持韦云起,为何在短短时间内做出选择,“大佬”们无一例外地选择性忽略了,因为元文都是中枢实权大佬,很多时候他的态度就已经说明了一切,根本毋须探根寻底。
“某同意御史台的建议。”左监门郎将独孤盛也表态了。
于是“同意”之声四起,裴弘策和杨汪的性命就这样被无情剥夺了。
越王杨侗很害怕,很紧张,脸色苍白,目光不停地在杨恭仁、杨浩和崔赜的脸上转来转去,期望有个答案。现在除了他们外,就剩下樊子盖和几个山东籍、江左籍的中央大员没有表态了,形势基本上一边倒。
樊子盖独木难支,这个“坑”又是他自己挖出来的,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在这件事上他已失去话语权,其他江左人提出反对意见亦是自取其辱,倒不如不表态,保持中立。
而越王杨侗的态度实际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宗室和山东豪门的态度,如果宗室和山东豪门联手反对,越王杨侗拒绝下令,韦云起和元文都等人的努力就算白费了,但关键是韦云起已经做出了威胁性的暗示,元文都、独孤盛等人又支持他,这种情况下东都如果失陷,越王杨侗和杨恭仁等人必将承担全部责任。
杨恭仁保持沉默,杨浩紧随其后闭紧了嘴巴,但两人始终关注着崔赜,目光有意无意都落在崔赜的脸上。这件事宗室必须最后一个表态,而从目前局势来看,若想保住杨汪,就必须寄希望于崔赜,寄希望于山东人的坚决反对,唯有形成了“正反”两种意见,宗室才能掌握主动,才能从断头台上抢走杨汪。
吏部侍郎高孝基沉默不语。宗正卿崔君绰一言不。卫尉卿张权闭目假寐,仿若熟睡。很明显,三位山东籍的老臣在关键时刻都明确支持崔赜,只要崔赜是什么态度,他们就是什么态度,而在关陇人和山东人的斗争中,这是一种宝贵的默契,不论对错,只论得失。
“某反对,御史台的建议不但无助于坚守东都,反而会进一步恶化局势,陷东都于败亡之绝境。”果然,崔赜的态度旗帜鲜明。凡关陇人坚持的,都是山东人反对的,至于理由,只要不缺智慧,理由千千万万,信手拈来。
崔赜坚决反对,从律法到人心,他都一一驳斥,拿出了与韦云起截然相反的观点,他甚至公开威胁韦云起和元文都等人,“你们今天杀了裴弘策和杨汪,等于把所有的东都官员和卫戍将士都逼到了无路可走的绝境。当他们抵挡不了杨玄感的攻击,守护不了东都,却又无路可退的时候,除了战死就是投降,而他们大都会选择投降,于是一批批的官员和军队就被你们拱手送给了杨玄感,到那时我们拿什么坚守东都？所以某在这里告诫你们,如果你们杀了裴弘策和杨汪,而东都大部分官员和军队就此开始纷纷投降,东都因此而失陷,责任就是你们的,你们必须为此承担全部罪
“一派胡言。”韦云起勃然大怒,当即反驳,而元文都等人也出言相助。
高孝基、崔君绰、张权顿时来了精神,不要看这帮老家伙们平时老态龙钟、有气无力,一旦进入“状态”,马上就变了,一个个老当益壮、精神矍铄、士气如虹,大有挡者披靡、无坚不摧之势。
这个东西争不出结果,实践出真知,只有实施了才知道对错,但问题是现在东都面临生死存亡,没有时间去验证对错,而一旦实施了错误的决策,得到了与预期相反的结果,东都就完了,就再也没有改正纠错的机会了。
杀,有道理,但结果可能是错的,而不杀,也有道理,但结果同样可能是错的,所以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杨恭仁站出来了,充当和事佬,危机当前,时间宝贵,不能这样无意义的争吵,必须尽快拿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决策。
杨恭仁的建议是,严格依照律法来,可以宣判裴弘策和杨汪的【创建和谐家园】,并公之于众,以儆效尤,但不能执行,不能马上杀了他们,因为依照律法,还须经过中枢审核,还须圣主下达诏令,然后在规定执刑的日期里才能砍头。如果借口非常时期或军兴之法,就擅自把他们杀了,那置圣主和中枢的威权于何地？置礼法律法的权威和尊严于何地？
韦云起的目标是河东裴氏,是裴弘策,而对于山东人和江左人来说,裴弘策是根正苗红的关陇人,不像裴世矩和裴蕴,他们一个原来是山东高齐的旧臣,一个原来是江左旧臣,这两人的政治势力与山东、江左有很多交错重叠的地方,所以山东人和江左人肯定要保护裴世矩和裴蕴,但可以舍弃裴弘策。裴弘策不在他们的保护范围内,相反,他们倒是乐于看到关陇人自相残杀,当然了,裴弘策死了对河东裴氏还是有一定的打击,但这个打击显然不在山东人和江左人的考虑范围内。
一番激烈争论之后,关陇人和山东人各让一步,开始围绕着杨恭仁的建议“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