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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朝都有，但是像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这样，横下心来大杀勋贵，接连赐死宗室亲王的情况，也只有洪武年间的太祖皇帝这么做过。

  朱效镛自认沈王府与福王、德王相比没有什么优势，虽然是一个祖宗，但二百多年以来，与如今天家的血缘早就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若是沈王府拒绝了皇帝的旨意，皇帝又岂会对沈藩存有什么亲亲之情？

  再者说了，一个无兵无权的藩王府第，又怎么敢拒绝当今皇帝的旨意呢？

  正所谓，机关巧诈，到此何凭？！军机大臣李邦华督师入晋，首先来到了潞安，若是沈王府不给个满意答复，恐怕祸事很快就要降临。

  这个时候，只见低垂着双目权衡良久的沈王朱埕尧，抬头说道：“李阁老说的有道理。皇上既然已有明旨，本王与当今天子自当休戚与共，同舟共济。我沈藩各支，也必不会坐视流贼荼毒山西。请李阁老，几位巡抚、总镇放心，陛下分派沈藩的银款粮草，旬日之内，沈藩各支宗室子弟定当筹办妥当，如数交割。”

  既然事情无可挽回，当了几十年沈王的朱埕尧也知道该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场面话。

  说完了这些，朱埕尧看了看李邦华等人，话头一转，接着说道：“不过，本王也希望李阁老说到做到。也请今日在场的诸位，给本王做一个见证，银三十万两，粮三十万石，交割完毕之后，请李阁老约束各路官军，莫来骚扰沈藩各支宗室。”

  朱埕尧的想法也简单，既然躲不过去了，那干脆大方接旨，反正沈藩支系众多，这个数目看着挺大，摊派下去，各支承担的也就不多了。

  而若是有的支系敢于哭穷不给或者抗旨不遵，那么自己也就有了理由上书皇帝推卸责任。

  最重要的是，李邦华所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一个堂堂阁老给自己这个藩王苦口婆心说这么多话，说明这个问题在皇帝那里的确是事前有过交代，自己可以在这些武官员面前不讲理，但是又如何敢于对如今这位登基不到两年，就杀得南北两京人头滚滚的皇帝蛮不讲理？

  自己老了，死了之后当然是一了百了，但是沈藩这个藩王之爵，却不能断送在自己的手中，否则百年之后，如何去见烈祖烈宗？

  难道到了地下，要对列祖列宗说是如今这位小皇帝勒索钱粮剿贼，自己不给，就因为这个断了沈藩的香火？

  论理固然是这么个理，但这话却又如何说得出口？

  就这样，思前想后，沈王朱埕尧总算是作出了这个决定。

  而他的话一说出来，世子朱效镛也是暗自松了口气，他已经当了几十年的世子了，每天小心谨慎，为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继承沈王爵位，如今眼看着老沈王年近古稀，自己快要熬出了头，可别因为这点事情得罪了皇上，让自己就要到手的爵位，再一次变得遥遥无期。

  见沈王朱埕尧领了圣旨，表明了态度，李邦华当然也是不为己甚，亲自搀扶着朱埕尧，将之一路送到了督师府的大门外，仿佛方才言辞之中包含的刀光剑影根本不存在一样。

  对李邦华来说，沈王配合自己那当然是最好的结果，毕竟自己督师剿匪，事务繁重，不可能一天天地与沈王府斗智斗勇，浪费精力。

  督师府的议事结束之后，张晓、洪承畴、孙传庭、王国梁领着自己的人马，离开了潞安府城，各回各的防地，督促麾下兵马，该守城的守城，该进剿的进剿，按照事先议定的计划分步实施去了。

  就在众人临行之际，李邦华亲手将另外一道圣旨交给了张晓和孙传庭二人，嘱咐他们两人到了太原，去向晋王朱求桂传达圣旨，令其按旨捐饷捐粮不提。

  第三五三章 青史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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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邦华带着矿营和卢象升的天雄营坐镇潞安府，策划围剿窜晋流贼事宜的时候，崇祯皇帝在京师的紫禁城中也没有清闲下来。

  对南京官场和几个侯伯勋贵世家进行整肃之后没过多久，随着浙西之乱的平定，崇祯皇帝的目光，很快就又重新转回到了开海这件事情上了。

  自从开海通商在崇祯二年的元旦大朝会上被定为大明国策之后，南北两京的官场上都经历了一番严酷的斗争。

  崇祯皇帝也趁着这个机会，通过督察院副都御史贾继春之手，将一部分党争恶习不改的东林党人赶出了朝堂，对这些人处置既快又狠，要么是抄家充军，比如给事中任澍、李友兰、霍化鹏，以及他们的精神领袖钱谦益；要么是勒令致仕回籍，比如原南京礼部尚书钱象坤、郑三俊；要么是断崖式的降职调任，比如张延登、惠世扬、钱士升等。

  当然了，那部分吃饭砸锅、吃里扒外的南京勋贵，连充军流放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赐死了事。

  崇祯皇帝的雷霆手段，彻底让南北两京的官员和勋贵们，见识到了皇帝开海通商的决心，朝野之间对于开海的议论辩驳，随之由公开转为地下，再也没有哪个官员或者勋贵上书反对开海了。

  即便是崇祯皇帝之前一直着意提防着的郑芝龙，也一直没有动静。

  按理说，登莱、南直、浙江、福建、广东这五个沿海地区，各开一个海港通商，对于郑家的海上垄断来说，是影响很大的。

  即便是朝廷将闽海新开的港口设在他的防区之内，基本上仍然等于是交给了他来控制，但他也不应该无所表示才对。

  然而事实上就是这么奇怪，从一月到四月，几个月过去了，在南北两京被吵得沸反盈天的开海大政，早已传遍了沿海，传遍了天下，郑芝龙却一直没有动静。

  不过，对如今的崇祯皇帝来说，不管现在郑芝龙的肚子里在憋着什么坏水，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或者隐情，只要他能不公开跟朝廷叫板，不公开反对开海通商，那就是一件好事。

  即便是郑芝龙通过别人或者自己亲自上书反对开海，甚至是重新起兵造反，叛据海上，如今的崇祯皇帝也已经做好了撕破脸开战的准备。

  朝廷在东南沿海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水师力量，当然远远不如郑芝龙强大，但是有些事情即使明知道有风险也必须硬着头皮去做。

  崇祯皇帝开海的诏书已经明发天下，这个事情也就已经没有了转圜的余地，除非满朝武群起反对，逼着皇帝再下诏收回成命。

  但是在崇祯之初的时候，满朝武还没有谁有这样的胆子和能力，敢于带着群臣逼宫，让崇祯皇帝将已经明发天下的诏书收回。

  当然了，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的崇祯年间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比如，崇祯皇帝曾经被迫六次下发罪己诏，这个问题的性质，要比收回成命更严重。

  下罪己诏，意味着向全天下的人认错乃至认罪，这对皇帝的权威来说绝对是一种严重的损害。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只能是走投无路、万不得已情况下的一种选择。

  而这样的事情，崇祯皇帝被逼着先后做了六次。

  也因此，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皇帝的权威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人人阳奉阴违，人人瞒上欺下，圣旨出不了紫禁城已成了一个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实。

  到了李自成大军兵临北京城下的第二天，崇祯皇帝去上早朝，却赫然发现，往日举行朝会的建极殿里冷冷清清，一个臣子都没有。

  当时无奈之下，崇祯皇帝亲自去景阳钟，召唤在京的大臣们入宫商议守城御敌之策，可是先后敲了三边，到了天黑，也还是没有一个臣子前来。

  到了夜里，外城失陷，然后内城失陷，崇祯皇帝处理他认为还需要处理的最后事情之后，凄凄惶惶、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御花园后面的煤山之上，向外张望，见满城大火、一片混乱，绝望之下，自缢于煤山之上。

  此时此刻，他的身边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跟随左右。

  对于如今这位穿越而来的崇祯皇帝而言，这样的历史悲剧，绝对不能再次重演。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阻力，自己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推行下去，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因为在任何一个关键问题上的让步，都是再把自己往死路上推。

  开海通商，就是这样一个很可能扭转大明国运的关键问题。

  因此，即便是郑芝龙这个目前应该着意笼络的人物，若是在这个问题上真的扯旗造反，崇祯皇帝也不会一仗不打就稀里糊涂地瞎让步。

  而且崇祯皇帝也坚信，像如今这样归附朝廷，带给郑氏家族的利益绝对要比他叛出海外要大得多。

  所以他也相信，只要不是把郑芝龙逼到了退无可退的绝路上，那么郑芝龙就会像历史上一样，满足于东南沿海的海贸之利，不会轻易再跟大明朝廷的官军大打出手。

  所以在想通了这些问题之后，不管朝野之间背地里是不是还有官商集团在搞一些阴谋诡计小动作，他都要迅速把开海设港的事情给落实了。

  好在如今收拾掉了一批反对开海的朝廷和南京官员及勋贵之后，朝堂之上，对于开海通商的议论，风向已经变了。

  特别是与开海通商密切相关的官员，比如两广总督王之臣、闽浙总督温体仁，以及登莱巡抚孙国桢，也都纷纷上书拥护朝廷的开海决策，还都提出了在自己辖内开海设港、通商收税的详细条陈，包括港口的选择、官吏的任免、榷税的细则，等等。

  随着这些直接相关的封疆大吏们，上书表态支持开海，朝堂之上拥护开海的声音顿时成为了主流。

  不管这些人是不是跟风迎合拍马屁，对于这样的奏疏，崇祯皇帝一概批示表扬，然后让人抄写了贴在通政司的大门外，再以邸报形式流传天下。

  就在李邦华与云集山西的几位巡抚一起会议，商量剿贼方略的同一天，崇祯皇帝也召集了内阁阁臣和户部尚书，一起在华殿中议事，议论的主题正是开海相关的榷政问题。

  榷政，就是征税的事务，榷政问题也就是税务问题。

  不过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深知明末税务问题的复杂性，所以从来不敢轻易出手，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也不会轻易去做大范围的改变。

  但是对于还海贸问题，因为此前基本上还是个空白，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如何重新分割蛋糕的问题，说到底，乃是如何做大新蛋糕的问题，因此他并不担心会引起什么反弹。

  看着眼前这几个兢兢业业地协助自己处理军国大事的重臣，崇祯皇帝斟酌着说道：“朝廷开海的诏书已经下达三个月有余了，期间虽有起伏波折，但是如今也都已经平息。至于利弊得失，是是非非，现在看云里雾里，说不清楚，所有这些，都留给后人们去评说吧。

  “今日召集几位爱卿前来华殿，要议论的乃是朕在这几日里的一些想法。朝廷财计艰难，问题由来已久，而要整顿财计，莫过于开源节流。

  “然而如今天下纷乱，非四海升平之时可比，赈灾也好，军费也罢，那一项都不是可以节流的。

  “朕之所以一意开海，不过是为朝廷财计，开一新源罢了。至于那些力主反对开海的臣或者勋臣，其有无私心，不问可知。

  “前宋丞相天祥曾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诸位爱卿跟着朕，勤勤恳恳不说，也跟着挨了不少骂。但是朕相信，将来我华夏青史之上，必有卿等之贤名。”

  第三五四章 榷政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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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天祥过零丁洋中的这两句，对于像李国鐠、徐光启、孙承宗、毕自严这样的明末大臣来说，当然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不过，这两句诗从眼前这个少年老成的皇帝嘴里说出来，而且说的还是他们这几个老臣，当然另有一种深深的触动和震撼。

  自古以来，人人都不免一死，但是死得要有意义，倘若能够为国家尽忠而死，死后当可青史留名、彪炳千秋。

  这是天祥的意思，当然也是天祥之后所有忠孝节烈的人士大夫的信仰。

  别的人且不去说他，像徐光启、孙承宗这样的人物，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而他们如今身在朝堂之上，辅佐天子，不惧骂名，孜孜以求的又是什么？

  他们所求的，正是青史留名、彪炳千秋，也就是所谓“留取丹心照汗青”！

  所以崇祯皇帝的这个话一说出来，诸位老臣心中自是感动不已，当下就要起身离座，跪地谢恩。

  这个时候，崇祯皇帝哪能大大咧咧地受他们的大礼，于是示意殿中当值的内侍，将几位老臣拦住，再令他们坐下。

  看着这几位老臣，崇祯皇帝接着说道：“开海通商，设港征税，这是朕为朝廷开辟的一个重要财源，也是朕中兴大明定下的百年大计，谁敢坏了朝廷的这个财源，谁敢坏了大明中兴的百年大计，朕绝不会坐视不问。”

  听着皇帝说出这种杀气腾腾的话来，几个老成也是暗自心惊，看来开海通商的确是眼前这个年轻皇帝计划已久的国策大政，这是皇帝的逆鳞，触犯不得。

  几个人想着，又听皇帝说道：“不过开海可不是像朕这样，只是动动嘴皮子说说这么简单。从朝廷到港口，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这中间可是隔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庙堂之高的事情，朕可以一言而决，定下方向，但是江湖之远的事情，就需要卿等为朕监督办理了。”

  说到这里，看着几个重臣默默听着，崇祯皇帝继续说道：“朕意在南北两京户部之下，各设一个专管榷政事务的衙门。一来，方便朝廷提纲挈领，统一权责。二来也可以避免政出多门，混乱不清。”

  崇祯皇帝说完这话，眼睛看着几个重臣，等着他们说话。

  这几个大臣先是让皇帝以青史留名来了一顿鼓舞激励，紧接着又被皇帝另一通杀气腾腾的话语敲打了一番，此时见皇帝示意众人表态，自然一个接一个的表示同意。

  李国鐠说道：“陛下所说乃是正理。臣等当然赞成。”

  徐光启、孙承宗就不用说了，皇帝说的也正是他们心里的话，遇上这样一个投脾气、对胃口的皇帝，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绝对是人生之中的一件幸事了。

  这个时候的徐光启已经六十七岁了，作为一个历事四朝、阅尽风雨的老臣，年近古稀了才得到重用，他们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孙承宗也是如此，算起来他比徐光启也只是小了一岁而已，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说，崇祯皇帝即位以来所做的事情，是他们自打中进士当官以来，就一直想着要做的事情。

  而且这一年半来的作为和成就，也是过去多少年孜孜以求却难以达成的，大明朝的内忧外患虽然依旧严重，但是眼前这种诸事向好的趋势却已经开始显现，假以时日，定然会有根本性的一个改观。

  在他们的心中，皇帝在处理政务上虽然仍有一些急躁和操切，但是在大的方向上面并没有什么行差踏错的地方。

  所以，徐光启和孙承宗没有什么犹豫，很快就先后向皇帝表示了赞成的态度。

  这时，户部尚书毕自严突然说道：“只是不知道陛下打算设立一个什么样的衙门？这个衙门与户部现有的十五清吏司等职司又是何种关联？”

  毕自严问的正好，他不问反而显得他不够专业，问了才说明他这个户部尚书是听进去了。

  见内阁几位重臣已经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崇祯皇帝冲毕自严点了点头，接着说道：“朕打算在户部现有全部职司之外，另设南北两个榷政使司。

  “朕不知道卿等是否清楚前宋中枢三司使之设，朕以为，前宋之所以能以远少于我大明的土地人口，却做得到财计充足、养兵百万，力抗辽国、西夏，乃至后来的女真、蒙古二百年，归根结底在财税充裕，在于户部之外，尚有三司使计相之设。

  “当其时也，朝廷除了田赋之外，尚有海贸通商之税、百工百业之税，因此，国家每岁收入，常以亿万计，而照样民阜物奉、百姓安乐。这一点，我大明朝廷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俗话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明朝与宋朝相比，说起来版图更大，人口更多，皇权更盛，军事实力也甩南北两宋几条街，但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却根本没法跟宋朝比，即便是偏安江南的南宋，每年的财政收入都远高于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