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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
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以乐成，难以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
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邪？
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邪？
愿闻所以辨之。”
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首先提出的不是改革派王安石，而是保守党领袖司马光！这是他给王安石贴上的标签！
之所以被后世人传颂为王安石的改革宣言，仅仅是因为最了解自己的往往是敌人，这三句话，对改革派总结得太贴切了。
然而这是一处巨大的陷阱。
因为这句话是与夫子的“君子三畏”唱反调——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要说文学家不通逻辑，那是瞎扯，司马光这通安排的巧妙之处在于——如果改革派认可三不足之说，就是儒家的叛徒，是辱圣人之言，是夫子定了性的小人。
这样的杀伤力，不是老苏一篇《辨奸论》能匹敌的。
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千年，王安石都被列位奸臣，其最重要的一项罪名就是三不足论。
而千年以下，人们又开始以此为王安石提出的论点，加以颂扬。
甚至有专家说，这就是王安石亲口，因为以司马光保守派的素质，是总结不出这三点的。
后世苏油看到这样的资料不由得捧腹大笑，这些所谓专家，却是连《论语》都没有摸过的？
然而王安石就是这么执拗，这么自信，司马光这说法估计是说到他心里去了，竟然不予反驳！
反倒是赵顼历练出来了，司马光要考生“愿闻所以辨之”，一看就知道这是即将掀起舆论大战的前奏，而且从牌面看怎么都是输。
数典忘祖的名声，哪怕是皇帝，都不敢背！
于是赵顼下令，用纸把它贴盖起来，并批令“别出策目，试清臣等”。
次日，王安石去见赵顼，赵顼问王安石：“闻有‘三不足’之说否？”
王安石有些诧异：“不闻。”
赵顼说道：“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令别作策问矣。”
王安石不但不就坡下驴，反而朝坡上走，回答道：“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唯恐伤民，此即是畏天变。”
“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唯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
“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以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
“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
听闻此事，苏油不由得以手扶额，王安石实在是太小看舆论的威力了。
华夏历史千年，什么经典上找不到支持自己的证据？
《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甚至苏油还将给自己改良派观点的立足点都找出来了：《易言·火器》：“惟火器既日出日新，购用宜慎之又慎。”
群经之首，设教之书，一部周易，通篇都是在讲变化！这才是变法派应该高举的大旗！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要是苏油，就会拿着这个问保守派，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它们是变化的吗？如果是，那我们是不是顺应发展，进行相应的变化，方才可以做到“天且弗违”？
这个世界，运动变化是绝对的，静止不变，是相对的！
不变，才是违天！用得着跟着保守派的节奏走？自己带节奏不行吗？
在这一点上，王安石还不如他的颜回吕惠卿！
第五百六十章 进与退
第五百六十章进与退
因为在朝廷当变法还是当守旧尚未成定论之时，吕惠卿就亮过一个华丽的大招，和天下第一嘴炮司马光来了一场以经典为武器的正面对决。
而且，赢了！
赵顼设迩英殿，崇政殿说书，是向群臣学习，听从政治意见的。
于是这里就是双方的天然战场，每次授课，大家都要引经据典，以论证自己的观点。
那天司马光先讲，讲的是《尚书》：“乃反商政，政由旧。”
这句的意思是说，武王虽然建立了周朝，可还是沿用的商朝的治国方略。故此，周朝延续了八百年。
因此遵从祖宗家法，不轻易变革，才是正道。
接着司马光以汉朝为例，萧规曹随，虽然纷争不断，但国家一直安定，百姓也日趋富足。
至汉武帝擅自更改祖宗家法，天下盗贼四起；
汉宣帝重新沿用祖宗家法，则国家长治久安；
汉元帝又擅自更改家法，天下再次陷入混乱。
吕惠卿上台，同样《尚书》开讲，不过讲的是，《尚书》如何要求大家变法。
《尚书》有云：“正月始和，布法象魏。”
也就是说，每年的正月，天子要将法令公布在宫门外。既然每年都要公布一次法令，那也不是说明，每年都要更改一次法令吗？
《尚书》有云：“五载一巡狩，考制度于诸侯。”
这不就是说，天子的法令，每五年就要更换一次，怎么能说制度不变呢？
接下来开始引申，还是说汉朝。
司马学士说汉代的法令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变法，国家就一定动乱。
但是史料记载，汉惠帝废除了高祖时期的妖书令、挟书令；汉文帝也废除过前朝的收孥令，怎么能说一成不变呢？
至于汉武帝时期盗贼四起的问题，不是因为变法，而是因为穷兵黩武、滥用民力。
汉宣帝时期国家富庶，也不是因为恢复萧何旧法，而是皇帝选贤任能，用贤臣治理国家。
汉元帝时期国家衰败，是因为皇帝重用奸臣，滥杀功勋。
可见，汉室的衰败，跟变法一文钱关系都没有。
《尚书》还有云：“无作聪明乱旧章。”
但这句话不是让后人不要去变法，而是不要自作聪明，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胡乱更改法令。
如今，吾皇英明神武，参政又制定了一系列可行的法令，时机已经成熟，为什么还不赶紧变法?
苏油都不由得感叹，吕惠卿，经史功夫，真特娘的扎实！
但是要是吕惠卿敢和善于“战国纵横家言”的苏家人互怼，苏油就会指出吕惠卿论据不足。
“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明明是每年重申法令，以示重视，却不是一年就来一变。
“五载一巡狩，考制度于诸侯。”既然是考，就是考核，是检查诸侯们对法律的执行情况，跟宣布新法有一文钱关系吗？
老吕你在偷换概念！
不过苏油这次不准备帮司马光，因为他其实也是变法派。
但是更不准备帮王安石，因为他又被欺负了。
《青苗法》，还是没有体现出他给王安石提到过的那些建议，地方上，还是出现了抑配，发生强行摊派现象！
苏油觉得，让俩倔驴各自受点教训也好。
先是右正言李常、孙觉上书：“王广渊在河北乱搞，强行摊派。民间喧然不以为便，而广渊入奏，说是民间在欢呼歌舞，歌颂圣德。”
赵顼立刻下诏：“诸路常平、广仓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今虑官吏不体此意，均配抑勒，翻成骚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立以名闻，敢沮遏者亦如之。”
同时派出各路监察，并遣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蓝元震，潜察府界表钱事。
因为河北太重要了，所以韩琦成了灭火队员，刚刚从陕西出来，又被派去坐镇大名府，兼任河北路转运使。
诏书下达，韩琦立刻上书数万言，大说青苗法不便。
更要命的是，上书中还附上了几处州县发布的告令，里边明确存在强行摊派的内容！
韩琦的原话是：“臣本以青苗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者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无所求利。”
“然今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自放钱取息，非旨抑兼并、济困乏。欲民信服，不可得也。”
“新诏虽云不得抑勒，而上户必不愿请，下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而后必生行刑督责、同保均陪之患！”
“乞尽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施行。”
知通进银台司范镇进言：“青苗钱者，唐衰乱之世所为。苗青在田，先估其直，收敛未毕，已趣其偿，是盗跖之法也。”
苏油的建议之所以没有被王安石和吕惠卿采纳，其实也是苏油的锅。
没有什么别的原因，都怪这娃太能赚了。
赵顼一共就拨给苏油六十万贯，还是在军器监成立很久之前，而给王安石两千四百万贯，是他上任参知政事之后。
一年下来，苏油不但把军器监搞得风风火火，还缴纳了三十万贯的赋税，还偿还了他三分之一的本金，还附带五万贯的利息，还得到了许多的军器！
相比之下，条例司就有些乏善可陈。
于是吕惠卿王雱等人认为这就是苏油建议王安石改青苗法的目的所在，让他们拿着两千四百万贯的钱财，只做六百万贯的生意，还要降息免息扶助四五等户，怎么算都搞不出什么政绩来。
六百万贯，就算三分息全部收回，也才一百八十万贯，这这这……
至于农田水利，那可是短期内难以见到效益的东西，就算赵顼再偏心，两边一对比，也怕是会有意见。
加上曾布怂恿，老王决定还是激进一点，来点立竿见影的成效比较好。
于是历史还是回到了老路上。
三月，苏油回了一趟汴京，给老张送行。
张方平和赵抃同时当任参知政事，然而【创建和谐家园】都没有坐热，就以父忧去，服阕回来，赵顼任命他为观文殿学士，判尚书都省。
张方平和老苏可是铁杆的交情，也是对王安石不怎么感冒的人，几次在赵顼面前言新法之害，搞得赵顼很不高兴。
于是判老张出知陈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