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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堂隆上书说：“如今世上邪恶之人，喜好议论秦、汉之时的奢靡生活以动摇陛下的圣心，引诱陛下求取已亡国家不合法度的器物，致使百姓劳苦，钱财浪费，伤害德政，这不是提倡礼乐的和谐，保持神明的喜庆。”明帝不采纳。
隆又上疏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载，尧、舜君臣南面而已。今无若时之急，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徙共供事役，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今若有人来告，‘权、禅并修德政，轻省租赋，动咨耆贤，事遵礼度，’陛下闻之，岂不惕然恶其如此，以为难卒讨灭而为国忧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贼并为无道，崇侈无度，役其士民，重其赋敛，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闻之，岂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难乎！苟如此，则可易心而度，事义之数亦不远矣！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后至于亡；贤圣之君自谓亡，然后至于不亡。今天下雕敝，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蓄，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禀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此为官入兼多于旧，其所出与参少于昔。而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赋，前后相继。反而推之，凡此诸费，必有所在。且夫禄赐谷帛，人主所以惠养吏民是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废，是夺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览之，谓中书监、令曰：“观隆此奏，使朕惧哉！”
高堂隆又上书说：“古代洪水泛滥，波浪滔天，历时二十二年，唐尧、虞舜依然面朝南方而坐，平安无事。如今没有那时的紧急情况，可是却让三公九卿大夫等官员与厮役共同从事力役，让四方蛮夷知道，记载在史书上，不是好的名声。而今吴、蜀二敌，不是大漠游散的胡人以及占据乡邑的盗贼，而是僭号称帝、欲与中原抗衡。如果现在有人来报告：‘孙权、刘禅都在修德政，减轻田租赋税，有事向前辈贤者咨询，事事遵循礼仪法度，’陛下听到这些，难道能不警惕、厌恨他们，感到将难以很快消灭他们，而为国家忧虑吗？如果有人说，‘那两个敌国都行无道，崇尚侈华没有限度，奴役它的士人与庶民，加重田租赋税，下面承受不了，怨叹之声一天比一天厉害’。陛下听到这些，难道不庆幸他们的疲惫败落而认为攻取他们不会很难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变换位置思考一下，掌握事物的道理便不远了。将要亡国的君主自以为不会灭亡，然后导致亡国；圣贤的君主自认为有亡国之危，然后才不会亡国。而今天下凋敝衰败，人民没有一石以上的存粮，国家没有维持一年的储备，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大军只能长期驻守边防，国内大兴土木工程，州郡骚动不安，万一有敌人入侵的警报，那么，我恐怕修建宫墙的官员便不能舍命破敌了。加之武将文官的俸禄逐渐减少，与从前相比，只有五分之一，很多受命退休的官员，不再发给生活费用，不应该交纳赋税的如今都要交纳一半，国家的收入比以前多出一倍，而支出比以前减少三分之一。可是，预算支出，筹划经费，愈加不够，缴纳牛肉作为额外赋税，接连不断。反过来推算，多出的费用必定另有用途。俸禄发给米谷和布帛，是君王恩待官吏，让他们赖以为生，如果现在取消，就是夺去他们的性命了。已然得到的又失去，是怨恨集聚的根源。”明帝看后，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到高堂隆这一奏章，使朕感到恐惧。”
尚书卫觊上疏曰：“今议者多好悦耳，其言政治，则比陛下于尧、舜；其言征伐，则比二虏于狸鼠。臣以为不然。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士陈力，各为其主，是与六国分治无以为异也。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将遂凋敝，难可复振。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此皆陛下之所览也。当今之务，宜君臣上下，计校府库，量入为出，犹恐不及；而工役不辍，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汉武信神仙之道，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汉武有求于露而犹尚见非，陛下无求于露而空设之，不益于好而糜费功夫，诚皆圣虑所宜裁制也！”
尚书卫觊上书说：“如今议论的人多爱说好听的话，他们谈论政治，则把陛下比作尧、舜；谈论征伐，就把吴、蜀两敌比作狸猫和田鼠，我认为并不如此。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僚尽力，各自效忠自己的君主，这与当初六国分治的形势没什么差别。如今千里无炊烟，百姓贫困不堪，陛下如不多加留意，必将很快衰败，再难以振兴起来。武皇帝时候，后宫每餐不超过一盘肉，衣服【创建和谐家园】锦缎绣饰，坐垫不镶花边，所用器物也没有红漆，所以才能平定天下，给子孙留下福分，这都是陛下亲眼所见的。当务之急应是君臣上下，核算国家财政库存，量入为出，恐怕还来不及；如果还是征调工匠役夫不停，侈奢糜费一天胜似一天，国家府库将日渐枯竭。从前汉武帝相信神仙之道，说应当取得云表的露水来和玉屑一起服用，所以竖立了仙掌来承接从高而下的露水，陛下通达圣明，每每嗤笑其非。汉武帝有求于露水还被非议，陛下无求于露水而虚设承露盘，毫无益处并浪费了很多人力，这些实在都是陛下圣虑所应克制减省的啊！”
时有诏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首者内之掖庭。太子舍人沛国张茂上书谏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夺彼以与此，亦无以异于夺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又，诏书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乃出与士。得妇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忧，或穷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万姓之欢心者，鲜不危殆。且军师在外数十万人，一日之费非徙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复有掖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与，内外交引，其费半军。昔汉武帝掘地为海，封土为山，赖是时天下为一，莫敢与争者耳。自衰乱以来，四五十载，马不舍鞍，士不释甲，强寇在疆，图危魏室。陛下不战战业业。念崇节约，而乃奢靡是务，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后园建承露之盘，斯诚快怔目之观，然亦足以聘寇雠之心矣！惜乎，舍尧、舜之节俭而为汉武帝之侈事，臣窃为陛下不取也。”帝不听。
当时，有诏书命令搜括强取天下仕女，已经嫁给下级官吏和平民为妻的，一律改嫁给出征兵士，允许以相当数目的牛马牲畜赎回。还选拔其中更美貌的送到皇宫。太子舍人沛国人张茂上书直言劝谏：“陛下是上天之子，小吏、平民也是陛下之子。如今夺取那个给予这个，也和夺兄之妻嫁给弟弟没什么区别，作为父母来说，就是有所偏爱了。还有，诏书说可以用年龄、毛色与妻子价值相当的马牛牲畜代替，所以富家则倾家荡产，穷人则典当借债，用昂贵的价钱买来牲畜以赎回他的妻子。朝廷以配妻给出征战士为名义而实际上是送到皇宫，色衰丑陋的才配给士兵。这样，配到妻子的人未必高兴，而失去妻子的人必定忧伤，或者穷困或者忧愁，都不如愿。一个拥有天下而得不到万民欢心的君王，很少有不陷于危险的。况且军队驻扎在外数十万人，一天的开支绝非只是千金，把全国赋税都用在兵役开支上，还将供给不上，何况又有皇宫中那么多超额的美女。对后妃及太后娘家随意赏赐，内外开支，费用与军费相半。从前汉武帝挖地造海，堆土造山，依赖的是当时天下统一，没有敢与他抗争的人。自从衰乱以来，四、五十年，马不离鞍，士不解甲，强敌压境，企图吞灭魏室。陛下不兢兢业业，考虑崇尚节俭，反而追求奢糜，中尚方制作出游戏器物，后园竖起承露盘，这当然能使耳目愉悦，然而也足以助长敌人的图我之心！可惜啊，舍弃尧、舜的节俭而仿效汉武帝的奢侈，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明帝不理睬。
高堂隆疾笃，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寝疾有增无损，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诚，愿陛下少垂省览！臣观三代之有天下，圣贤相承，历数百载，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徙，纵心极欲，皇天震怒，宗国为墟，纣枭白旗，桀放鸣条，天子之尊，汤、武有之；岂伊异人？皆明王之胄也。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于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镇抚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叹，则辍录授能。由此观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诏深慰劳之。未几而卒。
高堂隆病重，口授上书说：“曾子曾经说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卧床病重，有增无减，常常恐怕猝然去世，款款忠心不能昭然于世，我的一片赤诚，愿陛下稍稍垂阅深思！我观察夏、商、周三代占有天下时，圣贤的君王前后相承，历经数百年，天下每一尺土地都归他所有，每一个子民都是他的臣属。可是，夏桀、商纣之辈，放纵私心，极尽私欲，皇天震怒，国家化为废墟。纣被斩首县悬挂在白旗之上，桀被放逐到鸣条山，天子尊位，被商汤、周武居有。难道夏桀、商纣与普通人不同？他们也都是圣明君王的后裔。黄初年间，上天预示警告，异类之鸟，在燕巢中抚育长大，嘴、爪、胸部都是红色，这是魏室的特大怪事，应该防备飞扬跋扈的大臣在宫墙之内发难。可以选拔亲王，让他们在自己封国之内建立军队，亲自统率，象棋子一样，分布全国，镇抚皇家的疆土，辅翼弘扬皇室。皇天不特别亲近谁，只辅佑有德的圣君。百姓赞咏德政，则享国年数自然长久；下面怨声载道，上天就会另外选授新的贤能。由此看来，天下乃是全体民众的天下，而不单是陛下的天下了。”明帝亲手写下诏书，深切慰劳高堂隆。不久，高堂隆去世。
陈寿评曰：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存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发于恳诚，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谓意过其通者欤！
陈寿评曰：高堂隆学业昌明，立志辅助君王，在天变灾异发生时提出劝诫警告，发自诚恳之心，堪称是忠臣啊！及至他一定要改变历法，让魏国以虞舜为祖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意念超过了通博吧！
[16]帝深疾浮华之士，诏吏部尚收卢毓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按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帝纳其言。诏散骑常侍刘邵作考课法。邵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诏下百官议。
[16]明帝对华而不实的士人深恶痛绝，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说：“选拔举荐人才时，不要唯名是取，名声如同地上的画饼，只能看不能吃。”卢毓说：“凭名声选拔，不足以得到奇异的人才，但可以得到一般的人才；一般的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后才会出名，不应当痛恶这样的人。我既不能够识别奇异的人才，而主事官吏的责任又是根据名次按常规任命官职，只有从以后的实际中检验了。古代以上奏陈事考察言谈，用实际工作考察能力。如今考绩的办法已经废驰，只是凭借赞誉或毁谤的舆论决定晋升和罢免，所以真假混杂，虚实难辨。”明帝接受了他的建议，颁布诏书让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课法。刘邵制定《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下诏让百官讨论。
司隶校尉崔林曰：“按《周官》考课，其文备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课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汉之季，其失岂在乎佐史之职不密哉！方今军旅或猥或卒，增减无常，固难一矣。且万目不张，举其纲，众毛不整，振其领，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远。若大臣能任其职，式是百辟，则孰敢不肃，乌要考课！”
司隶校尉崔林说：“《周官》考课之法，条例已十分完备了。从周康王以后，就逐渐废驰，这就说明考课之法能否保持完全看人的掌握。到汉代末年，失误岂止在于佐吏的职责不详密！如今军队或聚或散，减增无常，本来就很难统一标准。况且万目不张，就要拉住它的纲绳；裘毛不整，就要抖动它的衣领。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职，邪恶的人自会远离。如果大臣们能尽到他的职责，成为百官效法的榜样，那么谁敢不恭恭敬敬地尽职尽责，难道在于考核吗？”
黄门侍郎杜恕曰：“明试以功，三载考绩，诚帝王之盛制也。然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云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被阙，无善不纪，无过不瘵。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办课可以致雍熙者哉！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俗，虽仲尼为课，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
黄门侍郎杜恕说：“公开考核官员的能力，三年进行一次考绩，确实是帝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经过六个朝代，考绩办法没有明著于世，经过七位圣人，考核条例也没能流传下来，我的确认为这是由于考核的原则可以粗略地依据，详细规定很难一一列举的缘故。俗语说：‘世上有恶人，没有恶法。’如果法制是万能的，那么唐尧、虞舜可以不必需要后稷、子契的辅佐，商朝、周朝也不会以伊尹、吕尚的辅助为可贵了。而今主张考绩的人，陈述了周朝、汉朝的所说所为，辍叙了汉代京房考功课吏的本义，可以说是使考课的要旨更加显明了。盼望用这种办法崇尚谦恭推让的世风，振兴美好的治绩，我认为还不是尽善尽美。打算让州、郡举行任官考试，必须经由四科，都有实际成效，然后保举，经官府考试征用，任不地方官吏，根据功绩补升为郡守，或者增加禄秩，赐予爵位，这最是考核官吏的当务之急。我认为被任职的官员应当使他们的身分显贵，采用他们的建议，命他们都分别制定州郡官吏考核办法，切实施行，确立可信的必赏制度、可行的必罚制度。至于三公九卿及内职大臣，也应当都就他们的职务进行考核。古代的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讨论治国大道，内职大臣，时时弥补君王的疏忽和错误，再小的善行也要记载，再小的过失也要纠举。况且天下如此之大，大事如此之多，绝非一盏明灯就能照亮每个角落，所以君王好比是头脑，大臣好比是四肢，必须明白同属一体、互相依赖才能成事的道理。所以古人说廊庙所以需的木材，绝非一根木头就能支撑，帝王的宏大事业，绝非只靠一个臣僚的谋略。由此看来，怎么可能只靠大臣守职尽责办理课试，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和乐呢？如果容身保位没有被放逐罢官之罪，而为国尽节，也处在被怀疑的形势中，公道没有树立起来，私下议论却成为风气，这样即使是孔子来主持考核，恐怕也不能发挥一点点才能，何况世俗的普通人呢？”
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责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本纲未举而造制末程，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议久之不决，事竟不行。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说：“设置官吏分担职责，管理百姓，是治国的根本。依照官职考察官员的实际工作，依照规章进行督促检查，是治国的细微末节。大纲不举而抓细小之事，不重视国家大政方针，而以制定考课之法为先，恐怕不足以区分贤能和愚昧，显示出明暗之理。”于是，久议不决，此事竟没有实行。
臣光曰：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
臣司马光曰：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然而识别人才的办法，连圣贤也感到困难。所以只好求助于舆论的毁谤或赞誉，于是个人爱憎争相掺杂进来，使善良和邪恶混淆；用档案进行考核，于是巧诈横生，真假不明。总之，识别人才的根本在于主上的至公至明而已。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么属下有能无能就会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眼中，无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绩之法，恰好能够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治，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至公至明，是要出自内心，所谓档案，反映的是外在表现。自己的内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别人的表现，不也很难吗？居上位的人，如果真能做到不以亲疏贵贱改变心思，不因喜怒好恶改变意志，那么，想要了解谁是擅长经学的人，只要看他博学强记，讲解精辟通达，那他就是饱学之士了；想要了解谁是执法人才，只要看他断案穷尽真相，不使人含冤受屈，那他就是善于理财了；想要了解治军的将领，只要看他战必胜、攻必取，能使敌人畏服，那他就是善于治军了。至于文武百官，莫不如此。虽然要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考核要看实际表现，但审察却在自己内心。探讨实情而斟酌是否适宜，最为精密最为细微，不可以口述，也不可以笔录，怎么可以预先定出法规而全部委派给有关部门办理呢？
或者亲贵虽不能而任职，疏贱虽贤才而见遗；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考求其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虽复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安能得其真哉！
有的人因是皇亲显贵，虽然无能但仍被任官授职；有的人因为关系疏远出身卑贱，虽然有德有才但仍被排斥。当权者所喜欢的人即使失职也不被罢免，所恼怒厌恶的人即使有功也不被录用。向人咨询，毁誉各半而不能决断；考核事迹，文书具备内容空洞而不能觉察。即使制定了再好的考核办法，增加考核条目，完备档案文簿，又怎么能得到真实情况呢？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之官以千万数，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独任其事哉？曰：非谓其然也。凡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属官之上，三公居百执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烦劳之有哉！
有人说：君主的治理，大到天下，小到封国，里里外外的官吏成千上万，要一一考察任免，怎么能不委派给有关部门而独自承担呢？回答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居上位的人，不只是君王而已；太守居于一郡之上，三公居于百官之上，如果各级都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自己的下属，君王也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三公、九卿、郡守，还会有什么烦劳呢？
或曰：考绩之法，唐、虞所为，京房、刘邵述而修之耳，乌中废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专，其立法也宽，其责成也远。是故鲧之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既宅，然后赏其功；非若京房、刘邵之法，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察也。考绩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汉、魏，由京房、刘邵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
有人说：考绩之法，是唐尧、虞舜所制定，京房、刘邵不过是加以陈述及修订罢了，怎么可以废除呢？回答是：唐尧、虞舜的官吏，任职时间长，所担职责专，设立法规宽，完成期限远。所以姒鲧治水，历经九年尚未完成，然后才治他的罪；大禹治水，等到九州全部安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居住，然后才嘉奖他的功劳；不象京房、刘邵的办法，考核官吏琐刺碎碎的功绩，检查他们一朝一夕的成效。事情本来就有名同而本质不同的一面，不可不明察。考绩之法并不是只在唐尧、虞舜时才可能实行，而在汉、魏不可行，是由于京房、刘邵没有弄清根本问题而只追求细微末节的缘故。
[17]初，右仆射卫臻典选举，中护军蒋济遗臻书曰：“汉主遇亡虏为上将，周武拔渔父为太师；布衣厮养，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试而后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于成、康，喻断蛇于文、景，好不经之举，开拔奇之津，将使天下驰骋而起矣！”
[17]起初，右仆射卫臻主持推举选拔人才的工作，中护军蒋济给卫臻写信说：“汉高祖遇见逃犯，任命为上将；周武王延聘渔夫担任太师。平民百姓甚至奴仆，可以登上王公之位，何必墨守成文，非得考试以后才能任用？”卫臻说：“不然。你想要把牧野大战比同于周成王、周康王时代，把汉王斩蛇起义比同于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喜好出乎常规的举动，开提拔奇才的先河，将会使天下混乱起来。
卢毓论人及先举，皆先性行而后言才，黄门郎冯翊李丰尝以问毓，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丰服其言。
卢毓议论人才及选举之事，都是优先考虑德性品行而后再谈才干。黄门郎冯翊人李丰曾经就这个问题问卢毓，卢毓说：“才干是要用来行善的，所以大才干能够成就大的善行，小才干能够成就小的善行。如今只说是有才而不能行善，这样的才干是不适合作官的！”李丰佩服他的见解。
资治通鉴第七十四卷（回目录）
魏纪六 烈祖明皇帝下景初二年（戊午、238）
魏纪六 魏明帝景初二年（戊午，公元238年）
[1]春，正月，帝召司马懿于长安，使将兵四万讨辽东。议臣或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帝曰：“四千里征伐，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也。”帝谓懿曰：“公孙渊将何计以待君？”对曰：“渊弃城豫走，上计也；据辽东拒大军，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然则三者何也？”对曰：“唯明智能审量彼我，乃豫有所割弃。此既非渊所及，又谓今往孤远，不能支久，必先拒辽水，后守襄平也。”帝曰：“还往几乎日？”对曰：“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1]春季，正月，明帝从长安召回司马懿，命他率军四万人讨伐辽东。参预谋议的大臣有的认为四万兵员太多，军费难以提供。明帝说：“四千里远征讨伐，虽说要出奇制胜，但也应当依靠实力，不应斤斤计较军费。”明帝对司马懿说：“公孙渊放弃守城先行逃走，是上策；据守辽东抗拒大军，是中策；如死守襄平，必被生擒。”明帝说：“那么，三者中他将采用哪一种？”回答说：“只有明智的人，才能审慎度量敌我双方的力量，才会预先有所舍弃。这既不是公孙渊的才智所能达到的，他又会认为我军是孤军远征，不能支持长久，一定是先在辽水抗拒，然后退守襄平。”明帝说：“往返需多少天？”回答说：“进军一百天，攻战一百天，返回一百天，以六十天作为休息日，这样的话，一年足够了。”
公孙渊闻之，复遣使称臣，求救于吴。吴人欲戮其使，羊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计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潜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军远卦，是恩结遐夷，义形万里；若兵连不解，首尾离隔，则我虏其傍郡，驱略而归，亦足以致天之罚，报雪曩事矣。”吴主曰：“善！”乃大勒兵胃渊使曰：“请俟后问，当从简书，必与弟同休戚。”又曰：“司马懿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之。”
公孙渊听到消息，再次源遣使节称臣，向吴国求救。吴国打算杀掉来使，羊说：“不可，这是发泄匹夫一时怒气，而破坏称霸称王的大计，不如就势厚待他，然后派遣奇兵暗中前往，以胁迫公孙渊归附。如果魏讨伐不能取胜，而我军远赴救难，便与远方夷族结下恩情，大义表现于万里之外。如果双方交战难解难分，辽东前方、后方分隔，那么我们就在它边陲郡县，驱逐劫掠而归，也足以表达上天的惩罚，对往事报仇雪恨了。”吴王说：“好！”于是大规模地集结部队，并对公孙渊来使说：“请回去等候音信，我们遵从来函吩咐，一定和老弟休戚与共！”又说：“司马懿所向无敌，我深为老弟担忧。”
帝问于护军将军蒋济曰：“孙权其救辽东乎？”济曰：“彼知官备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则非力所及，浅入则劳而无获；权虽子弟在危，犹将不动，况异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扬此声者，谲其行人，疑之于我，我之不克，冀其折节事已耳。然沓渚之间去渊尚远，若大军相守，事不速决，则权之浅规，或得轻兵掩袭，未可测也。”
明帝向护军将军蒋济问道：“孙权会救援辽东吗？”蒋济说：“孙权知道我们戒备严密，不可能从中渔利，援军深入则力所不及，不深入势必徒劳无功；即使是儿子、兄弟处于那种危险境地，孙权都不会出动，何况是异域他国之人，加之以前还被羞辱过。如今所以向外宣扬出兵救辽，不过是欺骗辽东来使，使我们产生疑惧，一旦我们不能攻克，希望公孙渊向他臣服而已。可是沓渚县离公孙渊所在地相距还远，如果大军受到阻碍，相持不下，战斗不能速决，那么孙权的临时决策，或者轻兵突袭，就不可预料了。”
[2]帝问吏部尚书卢毓：“谁可为司徒者？”毓荐处士管宁。帝不能用，更问其次，对曰：“敦笃至行，则太中大夫韩暨；亮直清方，则司隶校尉崔林；贞固纯粹，则太常常林。”二月，癸卯，以韩暨为司徒。
[2]明帝问吏部尚书卢毓说：“谁可以担任司徒？”卢毓推荐处士管宁，明帝不采用，又问其次的人选，卢毓答道：“敦厚忠诚的是太中大夫韩暨，耿直高洁的是司隶校尉崔林，忠贞纯朴的是太常常林。”二月，癸卯（十一日），任命韩暨担任司徒。
[3]汉主立皇后张氏，前后之妹也。立王贵人子为皇太子，瑶为安定王。
[3]汉王立张氏为皇后，是前皇后的妹妹。立王贵人的儿子刘为皇太子，刘瑶为安定王。
大司农河南孟光问太子读书及情性好尚于秘书郎正，正曰：“奉亲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风；接待群僚，举动出于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户所有耳；吾今所问，欲知其权略智谋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欢，既不得妄有施为；智谋藏于胸怀，权略应时而发，此之有无，焉可豫知也！”光知正慎宜，不为放谈，乃曰：“吾好直言，无所回避。今天下未定，智意为先，智意自然，不可力强致也。储君读书，宁当效吾等竭力博识以待访问，如博士深策讲试以求爵位邪！当务其急者。”正深谓光言为然。正，俭之孙也。
蜀大司农河南人孟光向秘书郎王询问太子读书情况及性情爱好，正说：“侍奉双亲虔诚恭敬，日日夜夜毫不怠懈，有古代世子的风范；接待群臣，举措出以仁义宽恕之心。”孟光说：“如您所说，都是每家子弟所具备的。我今天要问的，是想知道他的权略智谋如何？”正说：“作为世子的大义，在于继承君父的志向，尽心使父母欢乐。既不能随便有所作为，就把智谋深藏在胸怀之内，权略顺应时势发挥，是否具备这些，怎么可以预先知道呢？”孟光知道正讲话谨慎合宜，不敢放开畅谈，便说：“我喜欢直言，没有什么避讳。如今天下未定，智谋最为重要，智谋是先天秉性，不可用力强迫求得。太子读书，怎么可以效法我们博学强记以备咨询，象博士探策讲试一样以谋求一官半职呢？应当在最急需的方面下功夫。”正深感孟光言之有理。正是俭的孙子。
[4]吴人铸当千大钱。
[4]吴国铸造可当一千的大钱。
[5]夏，四月，庚子，南乡恭侯韩暨卒。
[5]夏季，四月，庚子（初九），南乡恭侯韩暨去世。
[6]庚戍，大赦。
[6]庚戌（十九日），魏大赦天下。
[7]六月，司马懿军至辽东，公孙渊使大将军卑衍、杨祚将步骑数万屯辽隧，围堑二十余里。诸将欲击之，懿曰：“贼所以坚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堕其计。且贼大众在此，其巢窟空虚；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张旗帜，欲出其南，衍等尽锐趣之。懿潜济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诸军进至首山，渊复使衍等逆战，懿击，大破之，遂进围襄平。
[7]六月，司马懿大军到达辽东，公孙渊命大将军卑衍、杨祚统率步、骑兵数万人驻扎在辽隧，围城挖掘了长达二十余里的壕沟。魏军将领们想要攻城，司马懿说：“敌人所以坚守壁垒不肯决战，是打算拖死我军，现在攻打他们，正中其计。而且敌人主力在此，他们的老巢必定空虚，我军直指襄平，必能攻破。”于是，打出许多战旗，佯作要向南方出动，卑衍等率全部精锐部队随之向南。司马懿率军暗中渡过辽河，向北挺进，直扑襄平。卑衍等大为惊恐，率军连夜撤回。魏各路大军进抵首山，公孙渊再命卑衍等迎战。司马懿迎击，大败卑衍，遂进军包围襄平。
秋，七月，大霖雨，辽水暴涨，运船自辽口径至城下。雨月余不止，平地水数尺；三军恐，欲移营，懿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都督令史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贼恃水，樵牧自若，诸将欲取之，懿皆不听。司马陈曰：“昔攻上庸，八部俱进，昼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焉。”懿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失半而克，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与粮竞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水雨乃尔，功力不设，虽当促之，亦何所为！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蒋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朝廷闻师遇雨，咸欲罢兵。帝曰：“司马懿临危制变，禽渊可计日待也。”
秋季，七月，连降大雨，辽河暴涨，运粮船队从辽口直抵城下。大雨下了一个多月不停，平地水深数尺，魏三军恐惧，打算迁移营垒，司马懿下令军中：“有敢说迁营者斩！”都督令史张静违抗命令，被斩，军心这才安定。敌人依仗水势，砍柴放牧依然如故，将领们想要俘获他们，司马懿都不准许。司马陈说：“从前攻打上庸，八支部队同时进发，日夜不停，所以能用十六天时间攻下坚城，斩杀孟达。这次远征而来，反而更安闲迟缓，我私下感到疑惑。”司马懿说：“孟达兵少但存粮可支撑一年，我军将士四倍于孟达，但粮食不能支持一个月。以一个月攻打一年，怎么可以不快速？以四个兵士攻击一个敌人，即使丧失一半而能够攻克，都应当去做，所以不顾死伤地强攻，是与粮食竞争啊！如今敌众我寡，敌饥我饱，何况雨水如此之大，功力不能施展，虽然应当速战速决，又能干什么呢？自打从京师出发，不担心敌人进攻，只恐怕敌人逃走。如今敌人粮食就要耗尽，可是我们的包围还没完成，抢掠他们的牛马，抄袭他们的樵夫，这是故意逼迫他们逃走。用兵是一种诡诈的行为，要善于随机应变。敌人凭仗人多，倚仗雨大，虽然饥饿窘困，还不肯束手投降，应当显示出我们无能以便使他们安心。如果因贪图小利使他们惊吓逃跑，这不是好的计策。”朝中听说大军遇雨，一致打算退兵。明帝说：“司马懿有能力临危控制事变，捉住公孙渊指日可待。”
雨霁，懿乃合围，作土山地道，橹钩冲，昼夜攻之，矢石如雨。渊窘急，粮尽，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将杨祚等降。八月，渊使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请解围却兵，当君臣面缚。懿命斩之，檄告渊曰：“楚、郑列国，而郑伯犹肉袒牵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围退舍，岂得礼邪！二人老耄，传言失指，已相为斩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来！”渊复遣侍中卫演乞克日送任，懿谓演曰：“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发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但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壬午，襄平溃，渊与子将数百骑突围东南走，大兵急击之，斩渊父子于梁水之上。懿既入城，诛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余人，筑为京观。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皆平。
雨止，司马懿随即合拢包围圈，高堆土山，深挖地道，用干、橹车、钩梯、冲车，日夜攻城，射箭与石密集如雨。公孙渊窘迫危急，粮食已尽，以至人与人互相格杀残食，死亡极多，部将杨祚等投降。八月，公孙渊派遣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请求解围退兵，如果同意，君臣定当自缚面降。司马懿命斩来使，用檄文通知公孙渊说：“楚国和郑国地位相等，可是郑伯还光着脊背牵羊出城迎降。我是天子的上公，而王建等想要我解围后退，难道不失礼吗？这二个老糊涂，传话失去意指，已被我杀掉。如还有请降之意，就另派年轻有明快决断的人前来。”公孙渊又派侍中卫演，请求指定日期，派送人质。司马懿对卫演说：“军事大要有五条，能战则战，不能战就当坚守，不能坚守就当逃走。剩下的两条路，就只有投降和死了。公孙渊不肯自缚面降，这是决心去死，不必送来人质！”壬午（疑误），襄平城败溃，公孙渊和儿子公孙带领数百骑兵从东南突围逃走，魏军急忙追击，在梁水岸边斩杀了公孙渊父子。司马懿既已进入襄平城；诛杀城中公卿以下官吏及兵民七千余人，积尸封土，筑成大坟，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全部平定。
渊之将反也，将军纶直、贾范等苦谏，渊皆杀之，懿乃封直等之墓，显其遗嗣，释渊叔父恭之囚。中国人欲还旧乡者，咨听之。遂班师。
公孙渊将要反叛时，将军纶直、贾范等苦苦劝阻，都被公孙渊诛杀。司马懿于是堆土加高纶直等人的坟墓，显扬他们的子弟，释放了为朝廷所立而被公孙渊囚禁的叔父。中原人想要返回故里，听任自便。然后班师。
初，渊兄晃为恭任子在洛阳，先渊未反时，数陈其变，欲令国家讨渊；及渊谋逆，帝不忍市斩，欲就狱杀之。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窃闻晃先数自归，陈渊祸萌，虽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马牛之忧，祁奚明叔向之过，在昔之美义也。臣以为晃信有言，宜贷其死；苟自无言，便当市斩。今进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闭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观国，或疑此举也。”帝不听，竟遣使赍金屑饮晃及其妻子，赐以棺衣，殡敛于宅。
最初，公孙渊的哥哥公孙晃作为公孙恭的人质住在洛阳，公孙渊还未反叛时，公孙晃几次报告公孙渊的变故，打算让魏出兵讨伐。到公孙渊图谋叛逆，明帝不忍心把公孙晃在街市斩首，打算下狱处决。廷尉高柔上书说：“我私下听说公孙晃以前多次自动归附，报告公孙渊已萌生祸心，他虽然是凶犯宗族，但是推究其本心，是可以宽恕的。从前，孔丘曾经明察司马牛的忧虑，祁奚曾经指明叔向没有过失，这都是古代的美好义行。我认为公孙晃确实在先前有过举报，应免他一死；如果他本来没有告发，应应当在街市上斩首示众。如今是进不赦免其性命，退又不公开其罪状，只是紧闭狱门，命他【创建和谐家园】，天下各地，或许会怀疑我们的做法。”明帝不采纳，竟派遣使节带着搀有金屑的酒让公孙晃和他的妻子儿女饮下，然后赏赐棺木丧衣，埋葬在公孙晃的住宅。
[8]九月，吴改元赤乌。
[8]九月，吴改年号为赤乌。
[9]吴步夫人卒。
[9]吴步夫人去世。
初，吴主为讨虏将军，在吴，娶吴郡徐氏；太子登所生庶贱，吴主令徐氏母养之。徐氏妒，故无宠。及吴主西徙，徐氏留处吴；而临淮步夫人宠冠【创建和谐家园】，吴主欲立为皇后，而群臣议在徐氏，吴主依违者十余年。会步氏卒，群臣奏追赠皇后印绶。徐氏竟废，卒于吴。
起初，吴王任讨虏将军，驻守吴郡，娶吴郡人徐氏。太子孙登生母出身卑贱，吴王命徐氏抚养。徐氏十分嫉妒，所以失宠。等到吴王向西迁移，徐氏仍留住在吴郡。这时，临淮人步夫人在后宫最受宠爱，吴王打算立为皇后，可是群臣议论应立徐氏，吴王犹豫不决，拖延了十几年。恰好步氏去世，群臣奏请追赠步夫人皇后印信、绶带。徐氏竟被废，在吴郡去世。
[10]吴主使中书郎吕壹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壹因此渐作威福，深文巧诋，排陷无辜，毁短大臣，纤介必闻。太子登数谏，吴主不听，群臣莫敢复言，皆畏之侧目。
[10]吴王让中书郎吕壹主管各官府及州郡公文，吕壹因此渐渐作威作福起来，援引法律条文进行狡诈的诋毁，排斥陷害无辜，诽谤朝廷大臣，连细微小事也禀闻吴王。太子孙登屡次规劝，吴王都不接受，群臣不敢再表示意见，对吕壹都深怀恐惧，侧目而视。
壹诬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谤讪国政，吴主怒，收嘉，系狱验问。时同坐人皆畏怖壹，并言闻之。侍中北海是仪独云无闻，遂见穷诘累日，诏旨转厉，群臣为之屏息。仪曰：“今刀锯已在臣颈。臣何敢为嘉隐讳，自取夷灭，为不忠之鬼！顾以闻知当有本末。”据实答问，辞不倾移，吴主遂舍之；嘉亦得免。
吕壹诬告前江夏太守刁嘉诽谤讥讽朝政，吴王大怒，逮捕了刁嘉，下狱审问。当时被牵连的人都畏惧吕壹，都说听到过刁嘉诽谤之词，只有侍中北海人是仪一人说没有听到过，于是被连日穷追诘问，诏书也越发严厉，群臣都为他捏着一把汗，是仪说：“如今刀锯已经架在脖颈上，我怎敢为刁嘉隐瞒，自取杀身灭门之祸，成为不忠的鬼魂？只是要说听到、了解此事，必须有头有尾。”是仪据实回答审问，供辞不改，吴王于是放了他，刁嘉也被免罪。
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忧壹乱国，每言之，辄流涕。壹白丞相顾雍过失，吴主怒，诘责雍。黄门侍郎谢语次问壹：“顾公事何如？”壹曰：“不能佳。”又问：“若此公免退，谁当代之？”壹未答。曰：“得无潘太常得之乎？”壹曰：“君语近之也。”曰：“潘太常常切齿于君，但道无因耳。今日代顾公，恐明日便击君矣！”壹大惧，遂解散雍事。潘浚求朝，诣建业，欲尽辞极谏，至，闻太子登已数言之而不见从；浚乃大请百寮，欲因会手刃杀壹，以身当之，为国除患。壹密闻知，称疾不行。
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忧虑吕壹祸乱国政，一谈到这件事，就止不住流泪。吕壹指控丞相顾雍有过失，吴王大怒，责问顾雍。黄门侍郎谢在闲谈时问吕壹：“顾公之事如何？”吕壹答：“不能乐观。”谢又问：“如果此公被免，应当是谁代替他？”吕壹没回答。谢说：“莫非是潘浚？”吕壹答：“你的话差不多。”谢又说：“潘浚常常对你恨得咬牙切齿，只是没有机会讲罢了。今日他如接替顾公，恐怕明日就会打击你了。”吕壹万分恐惧，亲自去建业，打算尽辞极谏。到达后，听说太子孙登已经多次揭发吕壹，而不被接受。潘浚于是宴请文武百官，打算在席间亲手杀死吕壹，再以性命抵罪，为国除害。吕壹得到密报，声称有病不去赴宴。
西陵督步骘上疏曰：“顾雍、陆辽、潘浚，志在竭诚，寝食不宁，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监其所司，课其殿最。此三臣思虑不到则已，岂敢欺负所天乎！”
西陵督步骘上书说：“顾雍、陆逊、潘浚志在竭诚报国，睡觉吃饭都不安宁，思虑着怎样安国利民，建立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可以说是君王的心腹和肢体，国家的重臣了。应当对他们分别委以重任，不要让其他官员监督他们主管的工作，考核他们的政绩等次。这三位大臣思虑不到的事情就算了，岂敢欺骗辜负君王呢？”
左将军朱据部曲应受三万缗，工王遂诈而受之。壹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于杖下；据哀其无辜，厚棺敛之，壹又表据吏为据隐，故厚其殡。吴主数责问据，据无以自明，藉草待罪；数日，与军吏刘助觉，言王遂所取。吴主大感悟，曰：“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乃穷治壹罪，赏助百万。
左将军朱据的部曲应领受三万钱，工匠王遂将钱诈骗冒领。吕壹怀疑朱据实际将钱私取，拷问朱据部下主事的军吏，将他打死在棍棒之下。朱据哀伤他无辜屈死，丰厚地为他入殓安葬。吕壹又上表说朱据军吏为朱据隐瞒，所以朱据为他厚葬。吴王屡次责问朱据，朱据无法表明自己清白，只好搬出家门，坐卧在草席上听候定罪。几天后，典军吏刘助发觉此事，说钱被王遂取走。吴王深有感触，省悟地说：“朱据尚被冤枉，何况小小吏民呢！”于是深究吕壹罪责，赏赐刘助钱百万钱。
丞相雍至廷尉断狱，壹以囚见。雍和颜色问其辞状，临出，又谓壹曰：“君意得无欲有所道乎？”壹叩头无言。时尚书郎怀叙、面詈辱壹，雍责叙曰：“官有正法，何至于此！”有司奏壹在辟，或以为宜加焚裂，用彰元恶。吴主以访中书令会稽阚泽，泽曰：“盛明之世，不宜复有此刑。”吴主从之。
丞相顾雍到廷尉审理和判决案件，吕壹以阶下囚身分相见，顾雍面色温和地审问他的口供，临走出时，又对吕壹说：“您是否还有什么要讲的？”吕壹叩头无语。当时尚书郎怀叙当面责骂羞辱吕壹，顾雍责备怀叙说：“官府有正常的法律，为什么要这样！”有关部门奏请处以吕壹【创建和谐家园】，有的认为应加以焚烧、车裂之刑，以表明他是罪魁祸首，吴王就此事请问中书令会稽人阚泽，阚泽说：“盛明之世，不宜再有此刑。”吴王听从了他的意见。
壹既伏诛，吴主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礼还，复有诏责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曰：“袁礼还云：‘与子瑜、子山、义封、定公相见，并咨以时事当有所先后，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见礼，泣涕恳恻，辞旨辛苦，至乃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闻之怅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圣人能无过行，明者能自见耳。人之举厝，何能悉中！独当己有以伤拒众意，忽不自觉，故诸君有嫌难耳。不尔，何缘乃至于此乎？与诸君从事，自少至长，发有二色，以谓表里足以明露，公私分计足用相保，义虽君臣，恩犹骨肉，荣福喜戚，相与共之。忠不匿情，智无遗计，事统是非，诸君岂得从容而已哉！同船济水，将谁与易！齐桓有善，管子未尝不叹，有过未尝不谏，谏而不得，终谏不止。今孤自省无桓公之德，而诸君谏诤未出于口，仍执嫌难；以此言之，孤于齐桓良优，未知诸君于管子何如耳！”
吕壹既已处死，吴王让中书郎袁礼向诸位大将道歉，同时询问他们对时事兴革的意见。袁礼返回后，又有诏书责备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说：“袁礼回来后说：‘与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相见，同时向他们询问时事先后安排的意见，各人都以不掌民事为由，不肯当即发表意见，全推给陆逊、潘浚。陆逊、潘浚见到袁礼，流泪不止，态度诚恳痛切，辞意辛酸痛苦，甚至心怀危惧，有一种感觉不安全的神情。’我听了不禁怅然，内心深感困惑。为什么？天下只有圣人才能无过，只有聪明人才能自察。普通人的举止行动，怎么可能全部正确？自以为是而有伤害抵触众意的地方，一时忽视而没有觉察，所以使各位心存疑忌畏难了。不然的话，有什么缘由至于这样？和各位共事，从年少至年长，如今头发已经花白，自以为表里都可以和诸位坦诚相见，公私情分足以互保；大义上我们是君臣关系，但恩情上犹如骨肉至亲，荣耀、福分、喜乐、悲戚，都共同分享和承受。忠臣不应该隐瞒实情，智士不应该保留谋略，不论事情是非如何，各位怎么可以袖手旁观，自得悠闲呢？我们是同舟共济，还有谁能替代？古代齐桓公有善行，管仲没有不赞叹；有过失，没有不直言规劝；如不被采纳，则永不休止地规劝。如今我自知没有齐桓公的德行，可是各位不肯开口直言规劝，仍然采取避嫌畏难的态度，就这一点而言，我比齐桓公还好一点，不知各位比起管仲来又是如何？”
[11]冬，十一月，壬午，以司空卫臻为司徒，司隶校尉崔林为司空。
[11]冬季，十一月，壬午（二十四日），魏任命司空卫臻担任司徒，司隶校尉崔林担任司空。
[12]十二月，汉蒋琬出屯汉中。
[12]十二月，蜀蒋琬出兵驻扎在汉中。
[13]乙丑，帝不豫。
[13]乙丑（初八），魏明帝患病。
[14]辛巳，立郭夫人为皇后。
[14]辛巳（二十四日），魏立郭夫人为皇后。
[15]初，太祖为魏公，以赞令刘放、参军事孙资皆为秘书郎。文帝即位，更名秘书曰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遂掌机密。帝即位，尤见宠任，皆加侍中、光禄大夫，封本县侯。是时，帝亲览万机，数兴军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会议，常令决其是非，择而行之。中护军蒋济上疏曰：“臣闻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动；陛下卓然自览万机，菲不祗肃。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权在下，则众心慢上，势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愿无忘之于左右，左右忠正远虑，未必贤于人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毁誉，必有所兴，功负赏罚，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达，因微而入，缘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复猜觉。此宜圣智所当早闻，外以经意，则形际自见；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适以闻。臣窃亮陛下潜神默思，公听并观，若事有未尽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将改曲易调，远与黄、唐角功，近昭武、文之绩。岂牵近习而已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当有所付；若委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则有弄权败官之敝。当今柱石之士虽少，至于行称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职，可并驱策，不使圣明之朝有专吏之名也！”帝不听。
[15]最初，太祖还是魏公时，任命赞令刘放、参军事孙资同时担任秘书郎。文帝即位，改称秘书为中书，任命刘放担任中书监，孙资担任中书令，两人掌管机密。明帝即位，两人尤其受到恩宠信任，都加任侍中、光禄大夫，封为本县侯。这时，明帝亲自处理日常政务，屡次出兵，中枢筹划都由他俩掌管；每有国家大事，朝臣【创建和谐家园】议事，经常让他俩决断是非，择定而行。中护军蒋济上书说：“我听说大臣权力太重，国家就有危险，左右过于亲近，耳目必受蒙蔽，这是古代最大的戒鉴。以前大臣掌事，内外动摇不安；陛下识见高明，亲自处理国事，无不肃然安定。大臣不是不忠，只是权威下移，人们对君王就一定怠慢，这是情势发展的必然。陛下既然已经对大臣有所明察，希望不要忘记左右亲信造成的流弊。左右亲信的忠心和谋略，未必胜于大臣，至于逢迎诌媚、阿谀奉承，有的却极其擅长。如今外面议论，动辄就说‘中书’，虽然让他们恭敬谨慎，不敢对外交往，然而仅有这个名义，就可以迷惑世俗，何况实际掌握国家要事，整日侍奉在眼前；倘若趁着陛下疲倦之时，有所剖断，窃弄权威，大臣见他们能影响国事，也就会顺势转而趋向他们。一旦有此弊端，私结成朋党，褒贬毁誉就会兴起，功过赏罚必定颠倒，走正路向上的或许会被阻塞，而曲意逢迎左右近侍的却能显贵，他们抓住空子就钻，看到迹象就干，陛下亲信他们，也就不再猜疑。这按理是应该让陛下早早听到了解，用心留意，则左右近侍的形迹自然暴露。有人担心朝廷大臣会害怕进言不妥而受左右近臣的怨恨，因而不敢上报陛下和他们对抗。我认为陛下静神沉思，垂听舆论全面观察，如果事物有不尽合理或是不合于用的，就要改换曲调，远可以和黄帝、唐尧的功劳相等，近可以使武帝、文帝的政绩发扬，岂止是不受左右控制而已！可是君王不可能独自承担天下的全部事情，必当有所托付。如果委任一个臣属，除非有周公旦的忠心，管仲的公道，否则就有弄权败官的弊病。当今之世，栋梁之才虽然很少，但德行能称职于一州，才智可效力于一官，忠信尽力，各奉其职的人，还是可供驱策的，不要使圣明之朝出现恶吏专权的丑名！”明帝不接受。
及寝疾，深念后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为大将军，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爽，真之子；肇，休之子也。帝少与燕王宇善，故以后事属之。
到明帝病重卧床，深虑后事，才任命武帝之子燕王曹宇担任大将军，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共同辅政。曹爽是曹真之子，曹肇是曹休之子。明帝年少时与燕王曹宇亲近友好，所以把后事嘱托给他。
刘放、孙资久典机任，献、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曰：“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放、资惧有后害，阴图间之。燕王性恭良，陈诚固辞。帝引放、资入卧内，问曰：“燕王正尔为？”对曰：“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谁可任者？”时惟曹爽独在侧，放、资因荐爽，且言：“宜召司马懿与相参。”帝曰：“爽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对。放蹑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帝从放、资言，欲用爽、懿，既而中变，敕停前命；放、资复入见说帝，帝又从之。放曰：“宜为手诏。”帝曰：“我困荐，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遂赍出，大言曰：“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甲申，以曹爽为大将军。帝嫌爽才弱，复拜尚书孙礼为大将军长史以佐之。
刘放、孙资长久地掌管国家机要，夏侯献、曹肇心中忿忿不平。殿中有一只鸡飞上树，两人互相说：“这也太久了，看他们还能活几天！”刘放、孙资怕有后患，私下想加以离间。燕王曹宇性情恭顺温和，诚恳地坚决推辞，明帝让刘放、孙资进入卧室问道：“燕王正是如此吗？”刘放、孙资答道：“燕王实际是自知不能承担重任，所以这样。”明帝问：“谁可以承担？”当时只有曹爽一人在旁，刘放、孙资顺势推荐曹爽，并且说：“应当召回司马懿参与。”明帝问：“曹爽能承担这件大事吗？”曹爽汗流满面，紧张得不能回答。刘放暗中踩他的脚，耳语说：“快说以死奉社稷。”明帝听从刘放、孙资建议，打算任用曹爽、司马懿，不久中途又改变，下令停止先前的任命。刘放、孙资再次入见游说明帝，明帝再度听从他们的意见。刘放说：“最好亲自写下诏书。”明帝说：“我疲乏极了，不能写。”刘放随即上床，把着明帝的手勉强写下诏书，遂拿着出宫大声说：“有诏书免去燕王曹宇等的官职，不得在宫中滞留。”曹宇等流泪而出。甲申（二十七日），任命曹爽担任大将军，明帝嫌曹爽才能不足，又任命尚书孙礼担任大将军长史辅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