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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苏对老婆的疼爱，此时体现在语言上对老婆背书：“我也觉得是这样，你想，欧美人总是造高档的东西，为什么？利润高呗。如果他们产低档货，谁来支撑高工资高福利？我们中国人就不同了，劳动力成本低，刚刚脱贫要消费，这就有市场。民劳作坊要生产，就提供低端产品。我们不嫌工资低，只要比种田效益高就行。你们看看，只要有钱赚，中国人要他每天加班，都有人干。最近流行一个词，叫人口红利，我不太理解，估计然然学过，大概是中国劳动力便宜造成的吧。”

  又从微观扯到宏观，小苏也是照顾学院派感情吧，他这个人，善于观颜察色，左右逢源。

  “人口红利是个比较热的概念。”然然当然比较理论比较高端了：“我们中国人刚从贫困线中解脱出来，拥有巨大的致富热情和劳动人口，光这还不够。如果光人多，与非洲就没差距了。关键是，我们劳动力素质高。中国一半以上劳动人口都有中学以上教育经历，这可是工业化必备的劳动基础，这个素质是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比较不了的。中国还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也是所有非洲国家比不了的。你想想，用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素质，给发展中国家的工资，这劳动效率和成本，就造成了巨大优势。林毅夫教授把这个优势做了个总结，叫比较优势论，目前在学术界，这个理论热度不小。”

  比较优势论，与市场差异化竞争，当它们碰在一起的时候，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改变。在这个改变中，王班长只不过是千百万冲锋队中的一人，妍子随后的发言就是证明：“其实，我们温州，已经有好多人到国外去了。非洲是一部分，还有东欧，还有俄罗斯，还有的在欧洲巴黎、意大利，按这个理论，他们都是在差异中找商机，在比较优势中发财。”

  学得快，悟得快。对于赚钱的理解，妍子不需要学习，这只是她的本能。

  妍子的话总是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她是成功者，来自于一个盛产成功者的地方。小苏说到：“温州人，盛产英雄。我记得，我老家那穷的位置，在我小时候，就有温州人去做小生意。现在满世界跑，天生就是做生意的人种。什么原因呢？”

  妍子不回答时，我得硬答,老公的责任要扛在肩上：“我估计，温州这地方人多地少，必须出来找饭吃，这是逼的。另一方面，靠近江浙，工商业有传统，上海金陵，历史上与乡间的差距巨大，他们善于找市场差异。他们是中国最负盛名的行商，善于在坐商与官商之间，寻找利润。”

  妍子崇拜地看着我，她没有理论，我在她眼中，就是理论家。

  但是今晚最闪亮的女人，不是高高在上的然然，也不是成功证明的妍子，而是小苏的老婆，要说原因嘛，秘密在她的大肚子上，她一个人说话，思维的估计是两个人。

  “我觉得，王经理还有个特点，大家注意过没有，反正我家小苏也有些这个特点，就是善于了解需求。”她这一说，我和李茅不约而同地想到另一层去了，盯着小苏看，小苏没明白过来，妍子明白了：“你们男人，就爱乱想，人家是讲的了解顾客和市场需求，不是了解女人。”

  笑声这才放肆出来，然然有点脸红，小苏老婆倒不在意：“你们想，他们都是从底层出来的人，也见过一些市面，善于设身处地观察别人的需求，善于耐心沟通了解别人的愿望，善于通过小事情来测试市场的变化。这是他们的优点，你们不要笑，我说的是真的。就拿现在我们卖的手机来看，你们总认为黑白灰银几中颜色才是销量大的设计，但是我家小苏非要让厂里设计一些红绿蓝的彩色外壳，而且可以互换，这是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来都有过喜欢艳丽色彩的经历。我们打工时，我们的老乡们在外地时，住工棚、整天上班加班，生活单调灰暗，需要用色彩来调节，弥补。美是什么？满足并改善生活，就是美。对不对？小苏懂，王经理懂，我也懂，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从那个消费层次过来的人。”

  她这一说，大家都理解，穷过的人，理解穷人。乡村杀马特，也有一颗向上的心。

  李茅此时估计被触动了：“要说差异化，要说草莽英雄，我们这个行当也是。计算机技术起源于西方，我们要跟他们拼机器语言、芯片设计制造、基础软件架构，还不行。从基础上不行，我们就不行了吗？我们从应用端入手，从功能实现上发力，不也是一种创新？我们崭时产生不了伟大的数学家和计算机伟大革命，这需要积累和时间。但我们国家近些年毕业了多少理工科大学生，这数量巨大的工程师预备队，难道在工程技术领域内，不可以和西方进行差异化竞争吗？阵地战不行，难道不可以变为运动战和游击战吗？战争不一定是对称的，也可以非对称。”

  我就烦李茅，举例说明专业问题，非要扯上他并不专业的战争。但他讲得气宇轩昂、鼓励人心，总体上也是可以鼓掌的。然然的支持有限，但在我们心中，李茅也算是草莽英雄之一了。

  虽然是研究他的婚礼，这酒席的主题已经改变。李茅仿佛对草莽的定位感兴趣，估计他的内心中，也有英雄主义情结。这是我学心理学后，喜欢观察的角度。

  “庄哥，你是搞化和哲学的，在你看来，草莽英雄涌现的时代，究竟是好还是坏？”

  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我得回答，因为这个比较靠近我的强项。但谦虚为先：“李茅不要跟我扣帽子，说我是搞哲学的，我只是爱好者。我真实的身份你们也清楚，与这关系不大。”

  小苏是好事者，他要挑起话题：“庄哥，你现在对自己的定位改了吗？让我猜猜，你现在定位的真实身份：是股东？我们三人都是股东，没有独特性；是工厂主？算是，温州那个厂，你经营得不错。但是，毕竟开创者是妍子的父母；是算命的人？街头多的是，只不过你多看了几本书，算得准些而已；是生意人？我们都是生意人，这个排除。算了，你自己说，你定位是什么。但是，条件是：必须是你自己最独特的定位，不能跟别人重合。”

  他这明显是挑事，当然也是为了把大家关注的目光，向我身上吸引。

  “我是高妍的老公。”当我说完这个定位后，李茅说我有点耍赖，小苏苦笑但无法反驳，另两个女人意味深长地看着自己的男人，只有妍子，在扫视了在座的表情后，嗔怪和骄傲同时在她的目光中闪现，满意极了。

  还得回答李茅的问题，他又将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到问题本身。

  “从中国最古老的思想家老子的学问来说，英雄辈出的时代，是最不好的时代。比如春秋五霸的时代、五胡乱华的时代、三国纷争的时代，一直到近代的中国军阀割据的时代。所以，老子说：绝圣弃智，天下太平。”

  “那就是不好哟”李茅急于得到结论。

  “在那个时代，是不好的。为什么，这个结论绝对适合中国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在人口与土地关系上来说，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如果要是这个稳定结构被突破，就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到了，就会出现大量圣人和英雄的出现。圣人在寻找道路，英雄在闯出道路，总是，是原来的道路被破坏的产物。这对农业社会的政治家来说，要极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这意味着政权失控。为了做到这一点，政治家发明了一套办法。用科举制度，来规范或者说是扼杀聪明人的创造力，大家知道，创造性有时也等于破坏性。用土地制度来束缚劳动力，让英雄没有产生的人力基础。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配合科举制度，让中国的超稳定结构延续了两千年，这也是控制英雄出现的制度。当然，也出了大量所谓英雄，本身就是贵族和节度史之类，这只不过是大政权与小政权的矛盾。但出现草莽英雄，就是最坏的时代了，陈胜吴广成草莽英雄与梁山好汉的原因是一样的，社会矛盾的极大逼迫，人活不下去，就反了，社会剧烈动荡，用鲜血和生命，重塑下一个平衡。”

  李茅说道：“你这是个新历史观，我没听说过，果然是高手，庄哥，继续。”

  “但是，在今天，逻辑变了。”我一说到逻辑这个词，然然的目光中也产生的光亮，我知道她熟悉这个。

  “今天，我们中国第一次站在了工业化的上，甚至还不得不迎接信息化的到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经验的东西。我们为了保持稳定，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但成效呢？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此，我们开始了改革，放开户籍、土地的限制，将读书人从单纯的国家分配工作导入到参与经济发展的事情上来，总之，是鼓励草莽英雄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决心简直是开天辟地，这是两千年来，中国政治家从没有干过的事，没有人敢干的事。虽然每个王朝的建立都或许是草莽英雄出生，但他们当政过后，就要压制和杀死这些草莽英雄，因为，他们是不稳定的源头。中国几千年来，无一例外。但今天，中国政府以极大的自信和民族责任感，冒着政治被威胁的风险，放开英雄的自由，让他们遍地闯荡，这得是多大的勇气？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勇气！邓公是最猛的英雄。”

  “为什么这种英雄的产生，既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又没威胁政治呢？”李茅的问题已经非常尖锐了，得慎重回答。

  “本来统治与被统治是一对矛盾，但是，只要找到了最大公约数，矛盾可以维持在动态平衡之中。”我在说这段话后停顿了一下，然后一字一句地说到：“这个最大公约数是：政府和人民都相信，我们能致富！”

  第一百八十九章 婚礼的尴尬

  小苏此时问到：“庄哥，此句话是不是可以改为：我们要致富，更准确些？”

  大家都看着我，我回答：“要和能，一字之差，内涵区别巨大。对于小苏你来说，要致富肯定准确些，但更重要的是，确定能致富的信心，才是我们最根本的东西。”

  “我也只想到要致富上，你说的能致富，是怎么考虑的？”李茅也提出疑问，说明这个问题需要专门解释。

  “国强民富，是正相关的，不要说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大家都有这个共识，就是国外的发展，这也是共识。在这点共识上，所有兴盛的王朝和其他国家都有，对今天的中国，不具备特殊性。所以，我们要致富，不算是特点了。但我们能富裕，这可是非常难得的，体现了今天中国的独特性。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落后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具备这种迷之自信，非常少见。正是这种自信，中国在保持中华传统的情况下坦然地面对世界，我们利用了西方的现代化，但没有被西方彻底改造，这是真独特。”

  大家的目光中，我看出了不理解，但也看出大家对我的说法有兴趣。有兴趣就好办，不理解，可以打比方。

  “我来举例，在座诸位，假设极端化我们的特点，就可以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人。比如我和李茅，可以称为保守派，无论怎么现代化，我们都想保留中国化的某些基因，我们熟悉这个、我们习惯这个，当然我们有时也维护这个。这个保守，虽然也想富裕，也想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和富裕，一定是想做一个富裕的中国人，而不是想做一个世界公民。”

  李茅点点头：“我不算保守，但我父母那一辈，是真保守。他们只想做中国人，不那么富裕，也可以忍受。”

  “而然然和妍子呢？可以称之为现代派。只要能够现代化，做哪国人并不特别重要。这是世界公民学派，当然今天的所谓现代派，主要是指西方派，因为西方是现代化的发源地。西方的一切，都代表着现代化，所以，对西方化的信任多一些，亲近感强一些。对中国的传统怀疑多一些，反思多一些。”

  然然说到：“庄哥是打比方，用的是极限法。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崇拜西方，但我父母，却是极度的西式生活迷，尽管他们没在国外生活过。”

  “然而，小苏夫妻俩，是实用派，只要能致富，管它中西，努力挣钱。所以，我和李茅、然然和妍子，折中自己的倾向，向你靠拢，我们成了合伙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最大公约数是：我们要致富。”

  小苏笑起来：“那我们就是中间派别哟，所以大家才向【创建和谐家园】拢？”

  “不，你不是中间派，我们三类人都隐约有个特点，内心相信我们能致富。我们相信政府能带我们致富，我们自己能够挣钱，对不对？”

  小苏的夫人说到：“要不相信能挣钱，我们那么努力干嘛，等政府救济呗。政府要不相信我们老百姓自己能发财，要个体户干什么？全是国企大集体，平均分配呗。”

  “精辟！”我不禁大加赞赏：“你说到根上去了，政府对民众有信心，民众对国家有信心。信心从何而来？难道不很特殊吗？”

  妍子也说到：“是啊，发财还是要在中国啊，我在国外读书，有本事的，很多都回来发财了。我这没本事的，也算是试着赚了点小钱。”

  然然也说：“对的，如果我在国外，就这几年，要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概率太小了。”

  “那么，这种国家和民众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呢？我想主要从三个方面而来。第一，从历史的对比中来。近百年来，西方工业明对中国对世界摧枯拉朽，无往而不胜。历史上学习中华传统化的日本，在工业化面前完全丧失了化自信，完整而彻底地脱亚入欧，完全西化，进入到工业明。抗日战争，是两种化的对决，工业明与农业明的对决。中华民族到了存亡之际，我们幸运地熬过来了，我们虽然有点侥幸，但毕竟没有完全丧失化根基。抗美援朝，我们虽然惨胜，但充分证明了我们的生机。这究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就不能简单否定了。但这些历史对比和经验，起码让我们没有简单地抛弃中华化的特点，至少，它还有存在的空间和理由。我们毕竟胜过，对不对？从历史上看，中华明受过五胡乱华的冲击、受到蒙古元朝的洗礼、经过满清入关的考验，不也存在吗？因为，中华明本身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允许革新发展的明，所以，对外部冲击的耐受性比较强，所以生存能力比较强。这是我们五千年明不中断的重要原因。”

  李茅问：“这就是你所说易经的特点：生生之谓易？”

  我点点头：“从哲学和思想基础上，中华明就给变化留下了空间，这是它伟大的地方。第二，从现实的效果来看。政府的政策是不是让老百姓富裕了呢？是的。老百姓自己的努力有没有效果呢？是的。同样的中国人，在国外发财容易呢还是在国内发财？国内。我们全面开放，引狼入室，我们被吃了吗？没有。在我们民众富裕的过程中，虽然拉大了贫富差距，有人抱怨甚至泄愤，还发生过【创建和谐家园】事件，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比以前几十年富裕得多。挣钱的径无非两个，一个是分配，这是政府的事。但这也往往走向零和博弈，你多了我就少了。另一个是发展，这可以做到双赢，企业赚钱、人民有工作涨工资，政府税收好，这是多赢，所以，改革成功，就在于它是普遍增量的。中国人是最现实的，最现实的人最适合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有效性理论中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每个参与者都是经济中的理性人。中国人的特点，完美地满足了这个特征。”

  小苏的夫人讲到：“我奶奶说，今天她过的生活，比过去的地主好十倍。”

  她的话题引起了妍子兴趣：“你奶奶跟你讲过过去的地主是怎么生活的？”

  “张家石盘的大地主啊，家里有地七八百亩呢，那叫有钱！”小苏的夫人模仿她奶奶的口气说话，把这个讨论变成了话剧表演：“要说他家有多少钱呢？我们也不清楚，只晓得，腊月腌肉啊，要用好多盐，用过的盐水啊，再也不用了，直接倒掉，里面还有白花花的盐！”

  她的语气、神态、表情一出来，我们觉得，她没有学表演，可惜人才了。妍子哈哈大笑：“盐水用过了，当然倒掉，难道还要留下再用不成，那多脏？”

  我着重地告诉她：“晒干了，是可以吃的。”然后用语重心长的口气教训到：“年轻人啊，不晓得甘贵，油盐钱啊，我小时候，父母都操心过。”

  “去去去，整天哭穷，好像你小时候多不得了似的。”妍子嗔怪到，其实，我说的是实话。

  “那第三个方面呢？庄哥？”这次是然然发问，估计我的前两点理由也部分说服了她。说服学院派可不简单，我还有点小小的成就感呢。

  “第三个方面，就不得不涉及到中国人的化特点了。各国人民都自我吹嘘自己民族的优秀品质，什么勤劳勇敢无私神圣之类，我们自吹也不少。但我认为，在中国人的思想血液中，至少有两点，是信奉到极致的：勤劳和智慧。中国人是这两点最忠实的信奉者和最彻底的实践者。我们自古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耕就要勤劳，读就长智慧。反过来，我们共同嘲笑的缺点中，最被嘲笑的就是懒惰，你可以迂腐、可以贫穷、可以倒霉，但你绝对不可以懒惰。懒惰是所有人都可以嘲笑你的，相反，勤劳的人，会得到所有人的赞美。智慧，从制度上讲，科举为读书搭建了成功的桥梁；从信仰来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两个特点，不是我故意夸大，妍子，你在美国呆过这多么年，你有直观感受吧？”

  “那倒是，先说勤劳吧。中国人开餐馆，墨西哥人也开餐馆，中国人可以晚上不休息，节假日不休息，只要能赚钱，可以整天不休息，这老墨哪里受得了？这样竞争法，他们都得要倒闭。但是除了中餐馆，几乎没有西方人这样勤奋的。所以有老墨才推动美国政府立法，强制餐馆限定营业时间，中国人可以不休息，但他们可受不了。中国人赚钱，可以不要命！”在大家一阵哄笑中，妍子继续说明读书的问题：“全世界也没哪个国家，像中国人一样重视教育的，虎爸虎妈就不说了，只说跟我们一起读书的，有的家庭根本不富裕。有的同学，在美国读完本科，家底基本就空了，后来还要贷款上学，自己还要打工，这种重视程度，无人可比。当然我是不行，但我们华人，在美国读书的，平均成绩，比西方人要好得多，这是肯定的。我们聪明，更努力。”

  妍子这些鲜活的例子是最生动的，但为了给然然和李茅以冲击，我还得照顾理论的完整性。我总结到：“我翻看中国二十四史，发现中国少有五十年内不打仗的，要不外敌入侵，要不发生内乱。但有一个现象，只要给中国人五十年真正的和平，政府休养生息，人民会自动发展。五十年的和平，会让中国自动富裕。一百年不折腾，中国必定最强大。这就是我这两年学习历史的结论。”

  还有啥说的？把历史都总结了，话题也到头了。

  我们再次确认了婚礼前期的准备事项，就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就打电话问班长，一来向他汇报我来北京的事项，二来向他打听金姨现在在不在家。结果，他说他与李茅有交往，婚礼他要去祝贺，并愿意帮忙。这就好多了，班长的组织协调能力，比我们都强。当然，金姨今天在家，我们正好要去拜访。

  当我们到金姨家时，妍子和金姨兴奋得不得了，抱在一起，都要流泪的样子，按过年的标准，拜年给红包，因为还在正月，这还应景。金姨感叹到：“全靠你们的妈妈，知道我过年不好过，她一回北京，就找我玩，你们昨天到北京，今天就来了，是不是你妈命令的？”

  “金姨，你瞧不起人！我和我哥早就定好的，一定要给你拜年，这还需要我妈说？”

  过年就要有过年的样子，我们三人一起下厨房做菜，让保姆在客厅看电视休息，我们又是菜又是饺子又是汤圆的，好像又过了一次年。

  吃饭时，金姨说到：“春节，这是第二次这热闹了。陈经理两口子，大年初一就在我这过的，也像你们一样。小庄，你给我介绍了个好人！”

  “金姨，陈班长就是我亲哥，你就是我亲姨，一家人当然得像一家人嘛。”我谦虚到：“其实，他比我亲哥还要亲。”

  金姨说到：“我知道你们的感情，这也是天大的缘分。”

  从金姨家离开时，已经深夜了，算是完整地陪了她一天。回到家时，妍子说到：“哥，金姨前半生穷，有人爱；后半生富，没人疼，我们今后要多去看她，好不好？”

  “当然。”

  当我们进入到李茅婚礼的正式筹备阶段，小苏、我、班长三人在一起商量时，才知道好多细节，我们没有考虑周全，幸亏班长的提醒，我们才意识过来。

  不用说双方老家亲友住宿的酒店，选择的地点和档次；不用说婚礼的菜品风格和纪念品的发放；不用说接亲迎亲的仪式和红包；不用说新房的布置和闹新房的人员。单说婚礼正式仪式究竟是中式的还是西式的，就发生冲突了。

  按然然父母的要求，这个西式的婚礼是他们预先的定位，他们是上海式西方生活的崇拜者，他们对婚礼的要求是“洋气”，因为他们认为“洋气”代表着现代代表着高尚代表着富足代表着明。但李茅的父母就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最好是中式的婚礼，李茅的父亲是孔子崇拜者，希望有山东风味的传统婚礼，一个终身坚守传统礼仪的读古书的人，来北京时都穿的是唐装，你想想，他要在儿子成功时，展示平生所学所求的愿望，是多么强烈。

  究竟是宣誓亲吻交换戒指重要呢？还是给父母敬茶共拜天地重要？这找谁评理去？

  他们两人都是成功的典范，是父母的骄傲和乡邻亲友的明星。自身没有实现的理想，要在子女婚礼上展示出来，这是人之常情。

  婚礼，是两个家族的结合，更是两种化的碰撞。婚礼是舞台，新人是演员，所有人都在表演现实中没得到的心中希望实现的并不存在的东西，人人都有自己的剧本，导演不好当。

  婚礼并不能改期，也不能拆成两个宴席，留给我们工作的余地和时间不多了，但一定要把事办成。

  班长分工：“然然父母崇洋，妍子洋气，让她做工作。李茅父亲守旧，小庄读古书，你去说服。从两头往中间靠，最终结果，估计是中西合璧。”

  受领任务后，妍子充满信心地去了。她工作的难度如何我不知道，但我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

  “小庄啊，我们都读过圣贤，礼记说婚礼是人生最大最隆重的礼节，那是家族传承最重要的，这你应该是知道的。你跟我说半天，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我承认，你说的有理。我也不是不开通的人，这样，其他的礼节都可以从简，拜天地、父母，夫妻对拜，这不能免吧？这免了，我还是读书人吗？我还是中国人吗？对不对？”

  这可难了，他都几乎说服了我。但我还得要尽量简化，深思熟虑，进行了游说。“李叔，您所说的，我都理解。这里也有个大原则，我们男方迎娶人家姑娘，是不是求？既然求，我们三媒六聘没做到，那婚礼上就得迁就人家的要求，对不对？我是说的原则，并不是说您说的三拜不对。”

  李叔点了点头，我觉得这事有缓，继续说到：“您所说的三拜，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我们要分析，规定这三拜访的真实意义是什么。拜天地，中国人真的相信天地吗？我们中国人最相信最崇拜的，其实是祖先啊，您读孔子，没感觉出来？”

  李叔说到：“你这个观点我承认，对天地，中国人只是敬畏，对祖先我们才是崇拜。”

  “如果您觉得我所说的有道理，那么，其实最重要的一拜就是拜父母了，因为父母就是孩子的天地，父母就是祖先的代表，对不对呢？”

  “有理有理。”李叔还高兴起来，当然，他既代表天地又代表祖先，这事可以接受。

  “夫妻对拜，目的是表示夫妻亲爱，也可以用亲吻来表示。您想想，今天看电视，哪个夫妻表示亲爱，要互相拜一下的？不都是亲吻吗？这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习惯，在北京，要两夫妻表达爱情，两个人互相拉开距离，正经下拜，别人看了还要笑的，是不是？”

  我看到李叔终于点头，赶快跟妍子去电话：“其它仪式简化，只保留向父母鞠躬。”妍子过了一会回电话：“这边也简化了，搞定！”

  综合后的中西合璧简化版仪式，经过班长的整合后，司仪才有剧本，这只是众多繁忙的一项内容。

  当然，后面在婚礼现场的尴尬，也是我婚约预见的。

  伴郎伴娘的再现，肯定会让我和妍子不太自然的。张思远和他女朋友挽着新郎新娘出来的时候，虽然我们早就知道，但也还是有些心情波动。如果按两年前的剧本，我与小池，他与妍子，应该是这样。况且，我在某个走神的片断，想起那些在帐篷的日子，稍微觉得有些异样。我看了看妍子，她盯着杯子里的饮料出神，我知道她是故意不看张思远的，这更证明了她的尴尬。

  在鼓掌和欢呼声中，新人们上演着中西结合的喜剧，每位观众配合着鼓掌与欢呼，杯盘中碰撞着诸多真情与假意。

  有些东西你真的不在意吗？虽然它已经过去；有些东西你真的忘记了吗？不过是你假装已经忘记。

  就算你大度你坦荡你只关注现实，但现实有时也会给你一个出其不意。

  在我们这个桌子上，小苏的夫人和班长的夫人，正挺着明显的骄傲，她们的肚子挂着巨大的勋章，虽然没故意炫耀，她们只是窃窃私语；虽然听不到她们在说什么，但弥漫出的笑意也很打击人，妍子感到了落寞，因为她也曾经为此骄傲，而今天，饱受重击。

  仪式中，我们礼貌地鼓掌，虽然有真诚的祝福，但也包含了些其它东西。饭菜虽然丰盛，敬酒也很热烈，小苏插科打诨的幽默、班长左右关照的努力，都不能让我和妍子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这是自然的，但，这一关，不得不过。

  “哥，我们去发礼物吧。”妍子终于找到办法了，只有做有意义的事，才可以摆脱消极。

  我问班长：“可以发了？”

  班长回答：“可以，有人吃得差不多了。”

  我和妍子立即开始行动，我俩分东西向中间散发，她避开了张思远，主要对付新娘那边的客人。我的任务稍重些，但我速度快，完成任务有效率。

  完成任务后，我和妍子在桌边汇合，我们一起向李茅和然然告别，出了大厅，我听到，妍子长舒了一口气。

  我岔开话题，问到：“你是怎么说服新娘父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