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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远老老实实，将来前陈頵对自己所说的话——主要是解释为什么要上那么一道奏章——向裴该备悉陈述一番。裴该闻言，倒不禁欣悦起来，笑道：“如此说来，陈延思几为孝文之亚匹了。”

  这世上喷子很多，喷得有道理的不多，不仅仅指出弊病，还能提出改正意见来的，那就更加稀少了。听熊远所言，这个陈頵是有脑子的，对于目前洛阳朝中的状况，也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而其不问出身，广揽人才，文武皆须考核试用的想法，也跟自己不谋而合啊。

  熊远自谦道：“吾有何能？陈延思之才过远十倍。”

  裴该说既然如此，那就赶紧让他来见我吧。

  熊远拱手致谢，随即先紧着打一剂预防针：“陈延思自以为恶于明公，本不肯从我西来。且今其为群小所谮，难免心怀怨念，既见明公，言辞未必谦卑，还望明公勿罪。”

  裴该笑笑，说：“人既有才，难免骄傲，唯骄而不蔽其目，傲而不失其礼，我又岂能怪罪呢？”没关系，你把他叫过来吧。

  于是便召陈頵入谒。陈延思整顿衣冠，报名而入，到了裴该面前依例参拜，倒也没有什么失礼之处。

  寒暄几句，裴该便说了：“卿既随孝文入关，必有以教我也，我当恭聆教诲。”

  陈頵听得此言，不禁微微一愕，心说人言果然不虚，大司马甚是礼贤下士啊！

  裴该的灵魂终究来自于后世，而后世理论上是讲人人平等的，再加上他做小公务员的时候，就最瞧不上领导摆架子，还要外行指挥内行了。不过随着身份的改变，人的想法乃至脾气也是会随之而变更的，裴该体内本有傲骨，最近也难免更增添了些傲气。

  好在正当用人之际，他知道哪怕演戏，也得摆出副谦恭下士的样子来。否则正如自己对熊远所说，“人既有才，难免骄傲”，越是诸葛亮，越是要等着刘备去顾茅庐，轻易不肯出山，倘若傲以待下，估计招上来的也都是一些马屁精，或者别有用心之辈吧。

  再说还是熊远举荐的，我总得给熊孝文留点儿面子不是么？最关键的，裴该不记得后世史书有记载陈頵其人了——其实有，《晋书》中与熊远等人同传——则贤愚未辨，哪有一上来就先摆架子的道理啊？

  陈頵倒也不兜圈子，当即直言道：“卑愚之辈，何有以教大司马之言哪？唯见大司马行台关中，忽忽数年，变更旧制，实有三得三失也，愿奉芹献。”

  裴该心说古人真喜欢玩儿“三”字——“哦？卿可先言有何三得？”

  陈頵竖起一指道：“大司马所得其一，不问门第，广招人才……”

  其实关中群僚，也不是全都不问门第而仕的，其中有不少都是旧日高门出身，甚至与裴氏有亲眷关系，裴该皆录用之。这一来是因为初起步的时候人才少，又良莠难辨，只能先紧着熟人用；二则高门子弟，尤其是旧日官僚，起码比那些寒门士子经验要来得丰富一些吧，授职任官，比较容易上手。

  大司马三军当中，自然多是从卒伍中简拔的寒门乃至庶民，主要行政官员则仍以高门世家为多。但即便如此，亦有徐渝、路德等在，且裴该还曾经打算任用郁翎来负责商部，则其用人不问门第，唯才是举，已然可见端倪了。

  至于更次一级的官吏，则多数通过上回考试而征得，其中的寒门庶族不在少数。

  陈頵说了一通任人唯贤，不看出身的好处，随即又竖起二指来：“所得其二，行台制度，仿之朝廷，分部任事……”

  原本的行台，只是临时机构而已，体系粗陋，职能残缺，实话说很难统筹方面之政。裴该既更旧制，又新设十二部，职权明确析分，使得结构严谨，减少部门间推诿和扯皮的可能性，确实是让陈延思击节赞叹的。

  因为从汉代直到魏晋的台省，与后世的尚书省不同，尚书仆射与诸尚书品秩相等，且诸尚书虽云分曹理事，其实职权相互交叉，很不明晰。好比后世的国务院，唯尚书令可比总理，仆射则是常务副总理，诸尚书都是副总理，虽然各有分管，却还并不能算是各部委的首长。

  只有确定国务院以下，是各部委，各有其主官，职权才能明析，责任才能分明。

  陈頵说的第三条，是：“兴文教，培育士人；定考试，选用官吏。”前七个字是普天下全都是认同的善举，后七个字则符合陈延思个人的政治理想。

  这所谓“三得”，句句搔在裴该的痒处，他不禁遍体通泰，若饮醇醪。但是随即就说到“三失”了，陈頵道：“第一失，重工商。”

  当时普遍认为，农业是国家第一要务，工商则只是末业而已——当然就社会发展水平来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裴该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力，繁荣经济，奖励工商业，陈延思也认为并无不妥，但问题是——你不能把工商放到跟农业齐平的位置上来啊！

  主要就是裴该解除了一系列对商贾、工匠的禁令，甚至于工、商之家，也能出仕为官——虽然就目前而言，多为小吏——这使陈延思很难接受。

  陈頵道：“工匠习末业，若诚能造器械，有利于农，加以奖掖，还则罢了。商贾逐利，不知仁义，是故历代皆限其服用、居宅，以使人咸知商为贱业，虽一时富有，但朝廷颁诏，顷刻间其家可破。

  “今大司马除其禁令，使商贾皆能着绫罗、居广厦、食膏腴，甚至养宾客，则人必慕之，倘若皆风从为商，田土必荒，是大不利于国家也！”

  这也是老生常谈了，裴该在解除禁令之前，便曾经跟裴嶷等人就这个问题辩论过很久，对此早有应对之策。于是他笑笑说：“卿言商贾逐利而不知仁，我以为未必。如郑之弦高，犒秦师而救国，彼乃不知仁义，且有害于国家么？”

  陈頵反驳道：“败秽之中，偶有芝兰，不足为凭。”

  裴该便道：“则若舍败秽而不顾，即生芝兰，其谁知之啊？我今唯用芝兰耳。”

  陈頵说芝兰你当然可以用啊——“既云考试不问门第，则可驰商贾之家不得为吏之禁，若有才俊，试之可用，即授品秩。唯其它旧禁，不可废弛。”

  裴该正色道：“延思，譬若贫瘠之土，不可为农，唯生稗草，那我是一火焚之，使其抛荒好呢，还是任由稗草生长，可以偶获芝兰好呢？若其滋蔓，自当剪除，使不为害；但若天然设限，过高者锄，恐怕芝兰永不会生啊。

  “历朝所设禁令，是使富者不能贵，然而贵者独能富，卓氏、程郑，终不能与官商比类，由是遂生石崇……”

  市场就这么大，民间资本起不来，官僚资本就会进入，结果是催生出了石崇之类的官商，其对整个商业的破坏相当之大。

  “如卓、程等，终不如石季伦（石崇）害国之甚也。且农耕之家，若止力田，不过小康，凡阡陌纵横者，莫不因侵吞起家。于彼等而无商贾之禁，人不以为贱，难道百姓都会仿效，去侵占他人田产不成么？”

  ——封建时代，等级制度森严，是什么等级的人，就相应什么等级的衣食住行，否则便是逾制。不过对待大地主，却没有象对待商贾那样，有特殊的禁令颁布——虽然也不能跟官吏等同就是了——而且一般情况下，管理得也不严格。

  裴该长篇大论，却貌似并没有说服陈頵，对方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二人当场辩论不休。旁边儿熊远瞧着大司马的脸色有点儿不大好看，不禁心急，赶紧找个机会插话，问陈頵道：“所言一失，亦已阐明，不知其二失为何啊？”你别揪这个问题不撒嘴啊，还是先说下一条吧。

  裴该深知就工商业的问题，想要说服一个古代士人有多么困难，最关键他们毫无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那么既然皇帝与人民不平等，官吏与庶民不平等，则对于商贾更不平等一点儿，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么？于是他也就坡下驴，对陈頵说：“请言其二。”

  人既然不打算就这个问题继续跟你辩论下去了，陈延思也就只好闭嘴。终究上下有别，他也还不到一较起劲儿就九牛拉不回的犟脾气——实话说倘若脾气犟到那种程度，早在当小吏的时候就被人给偷偷宰了，不可能做到侍御史之职。

  啥时候可以说话，啥时候应该闭嘴，对什么人要直言不讳，对什么人要兜兜圈子，这点政治智慧，陈延思还是有的。

  于是竖指道：“其第二失，为民屯。”

  按照陈頵的意思，就应该立刻分给百姓土地，编户齐民，开展生产。他对军屯是支持的，对民屯却意见多多，当下即将民屯的害处逐一道来。

  裴该点头道：“我亦知之，不过权谋耳，比及三五岁，自当尽放屯户为国家编民。此际军用不足，不得以而为之罢了。”

  当然还有一点他没说，那就是倘若直接任由流民返乡，很大可能性会在短期内就变成豪门的佃客甚至于奴婢——江左方面就是最佳的例子——所以才要先用民屯圈一阵子，培养他们互助的习惯和对官府的信赖，进而再利用民屯的盘剥，去资助他们种稳分给的田地。

  对于这一条，两人根本就辩论不起来，于是熊远便问了：“其三失为何啊？”

  陈頵乃道：“其三失，大司马行台制度，仿效朝廷，不知因何独无诤谏之职哪？”

  裴该闻言，不禁沉吟不语。

  第二十八章、拾遗

  谏官乃是中国古代独有的官职，据说始于齐桓公设“大谏”，以鲍叔牙任之。但是也有一杆子捅去周初的，说“保”就是最初的谏官，那么兴周之大保（太保）召公奭就应该是谏官首领了。

  谏官的主要职责，是劝谏君主，并对朝廷施政提出自己的意见。秦代设谏大夫，属郎中令，汉代沿用，但属光禄勋，东汉改名为谏议大夫。此外光禄大夫、议郎、博士等，以及朝官加侍中、散骑、中常侍等号的，亦皆负有谏议之责，

  唐代最重要的谏官是左拾遗、右补阙——因名可知，此职是为了匡正君主的过时，补朝政之疏漏而设。

  说白了，谏官的主要职责是面对君主的，必须能够指出君主的不足和错误，兼及议论朝政。此职自汉代始即受宰相领导，乃是相权制约君权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此君主自然会产生不满，于是逐渐将谏官的职能分化，主谏君的转化为君主顾问官——比如侍中、散骑常侍等职；主议政的则演化为侍中寺、门下省等机构，逐渐反过来成为制约政府的工具。

  历代以谏官讽君王、监政府，而以御史督责百官，但是到了宋代以后，二者合流，并称“台谏”（台是指御史台），总监政府、百官，对于君主的讽谏职能却日益萎缩——君权由之渐盛。

  固然，理论上凡一定级别的官员，都可以上书指责君主的过失，但大家伙儿既然还有本职工作，则除了少数几个特例外，讽谏君主的力度必然因此而减轻啊——君主之独裁，即自台谏合流后逐步成型和完善。

  今天陈頵特意提出来，说关中行台就是个小政府，于军政两道的架构尚算严整、完善，可是为什么独独不设诤谏之官呢？在朝中，谏官之设是为了讽谏君王，而在行台，大司马你大权独揽，无人可以制约，倘若不设谏官，随时指出你的失误和缺漏，你就不怕办错事么？

  这倒确实是裴该从前没有想到过的。一则他觉得自己够谦虚，不专断，凡大事皆谋之于众，裴嶷等人也时常会主动提出意见来，又何必单设谏官？二来么，终究谁都不乐意整天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随时挑你的错儿……故而谏官之设，压根儿就没往脑袋里去过。

  听得陈頵之言，熊远不禁蹙眉，就先裴该发问道：“终为行台，并无人君，何必设置谏官？”

  陈延思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非止人君，其上位者有过而无可诤谏者，必然闭目塞听，甚至专断独行，而坏国家之事。即州亦有别驾，而行台唯大司马一人独尊而已，若不能设谏官，听诤言，谘诹善道，必致蹉跌啊。”

  按照制度，谏官是“言者无罪”的，哪怕当面指着君主的鼻子痛骂，只要就事论事，不是故意辱君，君主可以当听不见，但不能降罪于谏官。而且其他官员，固然也可以诤谏君主，但你若闭口不言，别人也不会强逼你；谏官若不言，则纯属失职。所以谏官之设，最主要是形成一股风气，使君主习惯于听取下情，而臣子也习惯于表述意见。

  按照陈頵的说法，人没有不犯错的，只有被人即时指出，进而加以改正，国家、政府才能趋向于正道。各级政府部门中都有人能够提意见，那是因为政府主官的权柄并不顶天；大至州府，刺史身边还有别驾，名分君臣、上下，其实也就低半级而已，自然不怕讲话。君主之下，却没有比他略矮一头的——宰相也不成——故而要专设谏官；如今你大司马在关中行台也是一言九鼎啊，那你的行为又岂可不受丝毫制约呢？肯定会出事儿啊！

  裴该心说我的行为怎么就不受制约了？先不说天时、地利、人和的制约，那些旧制度、旧习气，因旧官僚而给我下绊子，使我不能舒心畅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然后再设谏官，比方说你陈延思，见天儿上书要我轻工商、罢民屯，下笔千言，口若悬河，在舆论上攻击我，那我还不得给气疯喽！

  不过再一琢磨，我的很多理念、手段固然经过历史的考验，可以确定是先进的，但高产种未必可以施之于盐碱地，因应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很多施政措施有可能超前，过犹不及，反倒有可能坏事啊。

  对于这点，裴该本人是每常警惕的，故而以他的权柄，完全可以在关中彻底自搞一套，他却仍然要多方面听取意见，对于裴嶷等人因传统思想而产生的反对情绪，宁可花时间、精力去耐心说服，也绝不强行压制。况且若不能真服其心，你就算政策再高明也没用，人若不给你认真执行，阳奉阴违，必然难以成功。

  那么既然自己已经有了这种心理准备，已经下决心要知难而上，为了集体的团结，更为了不自矜、骄傲导致误事，乐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肯于做大量的说服工作，则谏官之设，又有何不可呢？

  这是主动用制度来约束自己的权力，起码打开一个下情上达的通道，自定会因此而产生不少的麻烦，但同时，制度的完善，能够将更多可能的失误都扼杀在摇篮中，这未必是一桩坏事啊。唯使我不得衬心顺意而已，但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为政者又岂能想望诸事尽皆衬心顺意呢？！

  再者说来，即便不监督自己，也应该设职监督行台政府。此前一是人才稀缺，二是为了行政方便，大司马以下唯长史、司马统管文武，对于政令缺乏中书、门下那类审核机构。虽然从事中郎掌监察之任，但主要是面对官吏个体的，而非督责整个政府部门的运行，且裴诜、王贡的绝大部分精力其实都扑在对外情报上面，要他们再加监督政府，未免强人所难。

  裴该从前就讨厌“喷子”、“键盘侠”，但具体到谏官，仔细想想，倒也未必有那么烦人。因为面对其他朝臣也就罢了，倘若面对的是主君，谁又敢以话术来混淆视听，甚至于撒泼打滚、扣帽子耍赖啊？只要确实是在讲道理，即便道理不通，我又有何可惧？

  想到这里，他便摆摆手，阻止了熊远继续反驳陈頵，随即面向陈延思，一字一顿地问道：“卿此言确实有理，是我疏忽了。然而，我若于行台设诤谏之官，卿可愿为么？可敢言么？”

  陈頵倒没想到裴该那么轻易就认同了自己的建言，他原本以为还要劝说半天才可能见成效——终究谁都不乐意在身边常伴一个提意见的呀，此乃人之常情。但他的打算是将来裴该还朝之后，把关中行台更为严谨的政治架构，直接套用于朝廷的，则若预先不设谏官，将来再硬塞进去就难了，故而做好了苦谏的准备。

  不禁暗道：“大司马倒确实从善如流啊……”便即拱手：“若大司马不以頵卑陋，假我以诤谏之任，自然知无不言。”

  裴该笑笑：“若卿进谏，而我不听，奈何啊？”

  陈頵道：“自当再谏。”

  “凭卿再谏、三谏，我皆不从，又如何？”

  陈頵闻言，不禁微微一愕，随即嗫嚅一下，回复道：“听不听在裴公，而言不言在陈某。”

  裴该笑问：“难道不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么？”

  陈頵正色回复道：“道与言未必契合，一言不听，未必其道不行。倘若谏臣所言，君主必听，则是以臣挟君也；倘若一言不听，即挂冠而去，是伪为龙逄、比干，而拟君为桀、纣也——此非诤臣，而是要名之妄人。大司马若有缺失、疏漏，頵自当直言进谏，若其事小，不听也可，但请更咨于众；若其事大，乃当固谏，即不我听，也不至于逃去……”

  他陈延思在洛阳的时候，三天两头上奏，就朝政发表意见，大佬们多数都是不肯听从的，也没见他因此而辞职啊，他最终是被人轰走的……就陈頵的认知，即便谏官也不能说自己的想法全都正确，否则直接以谏官为宰相甚至人君好了，岂有此理啊？既然如此，怎么可能要求凡谏言而人君必从？

  裴该颔首：“延思能明此意，我心甚慰。”我别招来个牛脾气，一定揪着衣襟要我听他的话，不听就或者辞职，或者去撞柱子，那不是白给自己找麻烦，却未必能产生好效果吗？再如明清之际，大群言官（还不能算是谏官）纯为要名而放嘴炮，细过必究，搞得都没人敢认真做事了——因为凡做事必有疏漏，唯不做才不会犯错——那种“键盘侠”，不要也罢。

  于是裴该就对陈頵说：“我即授卿诤谏之职，望卿毋负我望。如今日所言三失，我尽知矣，卿不必复言，我及行台别有疏漏、差错，卿当直言不讳。”

  即命书记胡飞制文，于行台新设诤谏之职，起名叫做“拾遗”——这个词儿当时就有，乃匡正过失之意，至于用作官名，则是直接抄了武则天的“后”智——直属大司马，列第五品上大夫，任命陈頵陈延思担任其职。制文即送长史裴嶷、司马陶侃传阅，若是没有反对意见，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事儿就算定了。

  就理论上而言，裴、陶二人对此事不大可能坚决反对，因而陈頵便再次向裴该行礼，改口尊称“明公”，而自称“臣”——上下级之间，尤其某官及其自辟的僚属，依秦汉之风即等同于君臣，起码礼数上如此，逮魏晋而俗不变，大概要到南北朝和隋唐以后，所面非人君而以“臣”自称的习惯才逐渐消亡。

  裴该接受了陈頵的再次行礼，然后双手搀扶他起来，顺便就说点儿别的——实话说陈延思口舌甚利，裴该不打算同一天再听他发表两次意见了——“闻有二少年随卿等前来，然否？”

  熊远点头，说确实，乃是王家的王羲之和庾家的庾翼，这会儿大概正在拜会李茂约，兼求教于卫夫人呢。裴该便问：“卿等观二少年如何啊？”

  陈頵回答道：“天赋异秉，恐怕将来书法之道，唯述此二人，可为当世之钟元常（钟繇）、张伯英（张芝）。唯尚年少，于其经史之学、治国之能，不敢妄断。”随即双眼微微一眯，说：“江左遣此二人来，得无欲谒明公么？”

  裴该闻言，不禁抚掌而笑——是个人就能瞧出来，王、庾两家派俩孩子来关中，究竟为了什么啊，我又岂有不知之理？他是没打算接王导递过来这橄榄枝的，因为裴、王如今龃龉，纯因国事，不是他本人记恨王茂弘当初扯自己的后腿——哦，对于庾元规，倒是难免存着不小的恶感，难以消解。

  不过也不妨抽空见见此二少年，尤其是王羲之。他没打算留此二少年在行台任职，一是对方年龄还小，又非甘罗、项橐，怎么可能这就当官儿？二则庾翼将来如何，他记不清了，王羲之那可是纯粹的艺术家，没听说有啥治国理民之才啊。

  裴该当年在建康的时候，之所以特别关注王羲之，有一定的“追星”因素在——那可是书圣啊！你到后世打问打问，东西晋之交，是知道王导、祖逖、陶侃的人多，还是知道王羲之的人多？凭什么我吃到一枚鸡蛋可口，就不能主动要求见见下蛋的鸡了？

  要说裴该在后世，软笔书法只学过不到一年，硬笔书法压根就没练过，字本来就跟狗爬似的，穿越前几年光敲键盘了，恐怕连狗爬字都难免提笔即忘。穿来此世，占据此躯，继承了此世裴该的诸多才能——包括经学，包括书法——要说高门世家子弟文史基础还是打得很扎实的，放诸后世，说不定也能在什么市级、区级书法比赛里拿名次。

  但在此世，裴该的书法仅仅中平而已，故而当李矩北归并入幕之后，他便时常抽空前往求教。虽然本身天天打拳练筋骨，没有特意练书法，终究日常公文批复，下笔往往数百上千言，写得多了，自然也有所长进。

  可是李茂约虽然也算书法达人，其水平却远不如其妻，则卫夫人的嫡传【创建和谐家园】，想必要比我这个李公子的挂名传人强得多吧。不知道王逸少如今已经到了哪种水平了？我要不要先存他几张字帖，将来可以传诸子孙啊……

  不过也不急，先晾一阵子再说。目前最需要花费精力的，乃是关东的战事。

  第二十九章、有肉吃肉，无肉吃屎

  陈頵入幕的第三日，恰逢陈安从高奴返回，急匆匆跑来谒见裴该。

  自从裴该从洛阳朝廷请得不少侯爵之封之后，麾下诸将多欲高其家门，往士人圈子里挤。可是要他们认真读书吧，却又犯懒，只是日常装束，往往改了高冠博带，口中言辞，往往夹杂些半通不通的成语，即便庶民出身，也一定要裴该给起一个表字……诸将中仍然自命大老粗，不愿与士人为伍的异类，大概只剩下两个，除了甄随，便是陈安。

  不过裴该也有所怀疑，陈安不会是故意要效仿甄随吧……

  陈安在陇上威名甚著，更重要的是，与多部氐、羌素有勾结，这是使裴该不得不深自警惕的。因而他特意将陈安召至长安，命其辅佐郭默，在枢部任职，打算逐步剥离陈安与原本党羽、军伍的联系。然而陈安终究只是冲锋陷阵之将，不是运筹帷幄之帅，郭思道在枢部如鱼得水，陈安却整日无所事事——其实是他完全搞不明白自己该做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

  因而前日命鲁凭担任高奴县令，裴该就终于放了陈安一件差事，命其率半营之卒，护送鲁凭北上，并助其完善高奴城防，以及周边的军屯、民屯事——虽然也非正经作战，陈安倒还算勉强拿得起来。

  事毕之后，陈安便返回长安来复命，并且通报了裴该一个重要消息。

  “末将听得传言，已知刘恒、刘曜等奔蹿于何处了，乃命部曲前往探查真伪；末将先归，来报大都督。”

  裴该闻言，不禁双睛一亮，忙问：“彼等究竟逃去了何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