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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明确提议,紧急禀奏圣主和中枢,详细述说远程攻击平壤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以及由这些困难所产生的事实存在的、足以危及到远征军安全的巨大危险。
实际上目前粮食还能支撑,虽然卫士们埋掉了自己后半程的口粮,但辎重营的粮食足够支撑远征军半个月的用度,只是如此一来,远征军攻打平壤的时间连半个月都没有了。从军事常识来说,这一仗不能打了,条件不具备。当然了,若后方能把粮草武器及时送到平壤城下,并且源源不断的送过来,这一仗依旧可以打,但问题是,圣主是否敢保证？中枢是否敢为此负责？
尚书右丞刘士龙明确反对。从政治上来说,今年结束东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从当前战局来说,远程攻击平壤,水陆夹击,是唯一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攻击手段。而从军事角度来说,水师已经出发了,马上就要抵达平壤了,这时候陆路突然撤军,等于让高句丽人集中全部力量攻打水师,这岂不陷水师于危境？再说了,能否一举攻克平壤,粮草并不是决定性条件,只是必备条件之一,所以刘士龙认为,不能以粮草为理由,停下攻击平壤的脚步。
刘士龙坚持杀到平壤,坚持水陆夹击平壤。你连平壤都没到,你怎么知道自己就不能创造奇迹,一举攻克平壤？退一步说,就算未能攻陷平壤,大军撤回了,那也总比半途而废好,最起码对上对下都有所交代。另外更重要的是,远征军此举,可以向高句丽人表明自己不打下平壤、不灭亡高句丽誓不罢休的决心,这必然会打击高句丽人的士气,让高句丽人害怕,或许便能迫使高句丽王举国投降,或者迫使平壤内讧不攻自破。
前线最高统帅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认可宇文述的建议,他本来就不支持实施段文振遗策,从稳妥安全的角度出发,远征军理应止步于鸭绿水,先把高句丽的半壁江山拿下来,然后利用一个冬天的时间巩固胜果,囤积粮草,为明年攻陷平壤、灭亡高句丽打下坚实基础。
但他不仅仅是军方大佬,还是政治大佬,他考虑问题的角度不能只限制于军事,还必须从政治层面权衡得失,为此他不但要认真对待刘士龙的意见,还要反复思量宇文述的提议。显然,宇文述的提议居心叵测,包藏祸心。宇文述是圣主的绝对亲信,是圣主在军方的代言人,是中枢核心层成员之一,如此人物竟单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这明显就不对,说句不好听的话,宇文述摆明了就是给于仲文挖坑。
此次远程攻打平壤,前线总指挥是于仲文,理由很简单,从军事立场考虑,于仲文是军方第一大佬,不但德高望重,功勋赫赫,更有丰富的临战指挥经验,是最合适的人选,但如果从政治立场考虑,宇文述位高权重,凌驾于于仲文之上,是理所当然的总指挥人选。
但圣主为什么要让宇文述屈居于仲文之下？宇文述又为何能忍受这样的委屈,甘心辅佐于仲文？官僚贵族们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件事最弊屈的不是宇文述,而是于仲文,于仲文就是一“替罪羊”。仗打赢了,功劳是大家的,见者有份;打输了,第一责任者当然是于仲文。
对圣主来说,于仲文可以舍弃,但宇文述绝对不能舍弃。宇文述不仅是圣主的心腹,是圣主的支持者,更是圣主和中枢的脸面,如果宇文述出任前线最高统帅,打了败仗,宇文述固然要接受惩罚,圣主和中枢也是颜面尽失,权威丢尽。所以从圣主和中枢的立场来说,宇文述肯定要去前线,圣主和中枢唯有通过宇文述,才能如臂指使地遥控远征军,让远征军按照圣主和中枢的意图去实现攻击目的,但总指挥绝对不能是宇文述,必须是其他人,于是于仲文非常不幸地坐上了这个“烫手”位置。
于仲文心知肚明,不论他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位置都是他的,但他是什么人？他岂肯做“替罪羊”？岂肯为他人做嫁衣？大军上了征途,他就牢牢抓住了指挥权,根本就不卖宇文述的帐。我说怎么打就怎么打,你不要啰嗦,更不要于涉,打输了我认了,打赢了功劳少不了你的,总之一句话,前线我说了算。
宇文述岂肯放权？事关重大,他不敢放权,任由于仲文为所欲为,因为他知道圣主的秘密,圣主要求他不惜代价向平壤推进,以牵制高句丽人的主力,掩护来护儿的水师先打平壤。但这个秘密于仲文不知道,于仲文还以为来护儿在海面上等着他,与他一起联手夹击平壤,所以不出意外的话,于仲文会稳扎稳打,徐徐推进,利用己方的优势,利用敌人的阻击,想方设法在平壤城外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样既有利于后期的攻城大战,亦有利于己方从容撤军。如此一来远征军的推进速度就慢了,对高句丽人的牵制力就弱了,就不利于来护儿攻打平壤。
事实也的确如此,于仲文求稳,他嘱咐各军统帅务必求稳,切莫冒进,切莫让卫士们筋疲力尽,宁慢莫快,而高级军官和基层军官之所以纵容默许士兵们私自“减负”,也正是因为于仲文从这一命令中所传递出来的“消极怠战”的讯息。至于于仲文是不是有心利用粮草不足做文章,是不是早就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是不是以无功而返为目标来制定行军计划和攻击部署,那就不得而知了。
无奈之下,宇文述唱白脸,处处与于仲文对着于,而刘士龙唱红脸,屡屡与宇文述对着于。于仲【创建和谐家园】决策的时候,不能不与宇文述和刘士龙商量,但宇文述与他对着于,而刘士龙又与宇文述对着于,两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而于仲文对这两个人敬而远之,一个都不相信,结果可想而知,鸡同鸭讲,三个人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
到了鸭绿水,于仲文更谨慎了,迟迟不渡河。宇文述气不过,于脆给他挖坑,你既然不渡河,那于脆就以粮草不足为由,上奏圣主和中枢,不走了,这仗不打了,今年的东征到此为止吧。
这样的奏章于仲文当然不会写,写了也白写,圣主和中枢即便现在“放他一马”,但这笔帐肯定记上了,秋后一起算。
三个人正在为是否渡河、何时渡河争执不下的时候,高句丽的使者来了。来者身份高贵,高句丽王下第一人,宰执乙支文德。
乙支文德开门见山,说自己是来投降的,为避免高句丽亡于战火,为拯救无辜生灵于水火,愿为内应,只待远征军杀到平壤城下,就为远征军打开城门,献上高句丽王的人头。
奇迹出现了。
刘士龙非常高兴,当即与乙支文德具体洽谈,并火速奏报圣主和中枢。
刘士龙是坚持以外交手段解决远东危机的中枢重要成员之一。从中土的远东利益来说,中土的确需要高句丽来约束远东诸虏,稳定远东局势,但前提是,高句丽可以比远东诸虏强大,但不能凌驾于远东诸虏之上,称霸远东。只要高句丽不称霸,不对中土的远东利益构成威胁,那么高句丽就是中土最好的远东附庸。从这一目标出发,东征的确以外交手段为佳,毕竟灭了高句丽之后,远东局势也就乱了,虽然诸虏混战也有利于中土,但对边疆安全的潜在危险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若能以武力迫使高句丽放弃称霸梦想,世世代代臣服于中土,还是最符合中土的利益。
这时候宇文述又唱白脸了。临行前圣主给了于仲文和宇文述密令,若有机会,就捕杀乙支文德。高句丽人失去了乙支文德,就如恶狼失去了爪牙,再无反抗之力。宇文述劝告于仲文,不要对高句丽人抱有幻想,也不要违背圣主的密令,马上抓捕乙支文德。
于仲文犹豫了。之前圣主和中枢一直都想以外交手段来解决远东危机,但被高句丽人耍了,于是恼羞成怒,决心以武力摧毁高句丽,这才有了远征军千里跃进直杀平壤,但如此一来战局就变了,高句丽人危在旦夕了,于是乙支文德来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平壤内部分裂了？如果平壤内部分裂了,这个机会就不能错过,否则将来圣主和中枢怪罪下来,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当然了,乙支文德也有可能是诈降,以诈降来阻止远征军的攻击,但这个判断自己不能下,而应该由圣主和中枢来做出,这样不论对错,责任都不是自己的。
另外于仲文的确不想去攻打平壤,远征军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实施段文振遗策,除非发生奇迹,否则胜算极低,一旦兵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于仲文也存了拖延的心思,正好乙支文德来投降,那不论真假都可以拖延一段时间,正符合于仲文的心意。
宇文述岂肯让于仲文如愿？你不抓,我抓。
第两百五十九章移花接木
乙支文德跑了。
宇文述大怒,质问于仲文,怀疑于仲文通风报信。
于仲文更是怒不可遏。他都说了,暂时不抓乙支文德,一边任由刘士龙与其谈判,一边等待圣主的回复,哪料宇文述对他的决策置若罔闻,说抓就抓,抓不到还怀疑是他故意放走了乙支文德。是可忍,孰不可忍,正好于仲文有心拖延渡河时间,遂借题发挥,借机与宇文述“撕破脸”,把矛盾公开化,然后上奏圣主和中枢,等待裁决。前线统帅部的决策层不能团结一致,后果可想而知,圣主和中枢当然会即刻拿出对策,不是打击于仲文就是遏制宇文述,总之结果都对于仲文有利。
刘士龙愤怒了。圣主瞒着他密诏于仲文和宇文述抓捕乙支文德,这本身就是对他的不信任,让他倍感羞辱。而乙支文德来了后,于仲文和宇文述竟然依旧瞒着他,任由他与乙支文德谈判,这不仅仅是对他的不信任了,而是蓄意挖坑,成心陷害。有这样明目张胆陷害同僚的吗？你们要置我于死地,可以光明正大的来,不要背后下黑手,如此下作之举,未免也太卑鄙,太【创建和谐家园】了。
刘士龙恼羞成怒,也不顾风度了,指着于仲文和宇文述的鼻子破口大骂,彻底“撕破脸”了。这不“撕破脸”也不行了,这才到鸭绿水,前线统帅部的矛盾就爆发了,如果仅仅是同僚之间的不信任也就算了,但现在严重了,互相陷害了,彼此都要置对方于死地,那等到了平壤城下还了得,岂不要拔刀相向、自相残杀啊？
前线统帅部三位决策层成员吵得不可开交,冲突激烈,当然惊动了其他统帅,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右候卫大将军卫文升、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右屯卫将军辛世雄、右御卫将军张瑾、右候卫将军赵孝才都匆忙赶来劝架。
于仲文、宇文述和刘士龙都是虏姓大权贵,而其他六位统帅都是汉姓大权贵,不论是江左人荆元恒、河洛人卫文升、河东人薛世雄,还是关陇本土贵族辛世雄、张瑾、赵孝才,与他们三位都不是“一路人”,在政界他们是政敌,在军界彼此各有山头,此番“劝架”的效果可想而知。
六位统帅异口同声,一致指责于仲文和刘士龙不应该与乙支文德谈判。圣主明确说过了,坚决不接受高句丽人的投降,坚决以武力摧毁高句丽,既然如此,你们为何还要违背圣主的意愿,违背中枢的决策,在没有征得圣主和中枢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高句丽人谈判？尤其于仲文,明明接到了圣主抓捕乙支文德的密令,却在关键时刻不抓人,甚至阻止宇文述抓人,为什么？你为何要违背圣主的密令？
于仲文成了众矢之的,按道理于仲文应该勃然大怒,但于仲文却高兴了,虚心接受统帅们的批评,而宇文述的脸色却阴沉了,他被于仲文和六位统帅“摆了一道”,虽然看上去六位统帅是站在宇文述这一边,但实际上这是六位统帅的围魏救赵之计,是在帮助于仲文摆脱现在的不利处境。
刘士龙一眼就看出了六位统帅的“手段”,当即心花怒放,好,太好了,马上十万火急奏报圣主和中枢。
可以预见,圣主和中枢迫于当前统帅部的现状,不得不压制于仲文,削弱于仲文的兵权,相应的提高宇文述在前线决策层中的地位,否则前线指挥权有可能失控,远征军会陷入危险处境,根本就无法依照圣主和中枢的意愿展开攻击。如此一来,于仲文就摆脱了“替罪羊”的尴尬位置,由前线总指挥降为前线第一副帅,而宇文述不得不承担起此次远程攻击平壤的重任,权力是大了,掣肘也多了,反而没有“第一副帅”这个位置发挥的作用大。
刘士龙以最快速度草拟了奏章,然后要求统帅们依次签名。虽然他的官职是抚慰使,但实际上就是监军,有纠察弹劾之权,统帅们谁也不愿得罪他,也就顺着他的意思,满足一下他的报复心理。这时候大家才发现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升没有来。
出发前,一直低调的崔弘升出人意料的主动请缨,愿为选锋军。选锋军不但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还要探查敌情,扫清阻碍,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于得好理所当然,于得不好罪责很大,尤其千里跃进、孤军深入的时候,选锋军最容易陷入敌人的包围,危险性非常大,所以一般统帅都不愿于。崔弘升主动请缨,正好帮助统帅部解决了这一麻烦,所以于仲文、宇文述很高兴,对崔弘升提出来的诸多要求,无条件的给予满足。
崔弘升考虑到鸭绿水和萨水都是大河,河面阔广,架桥困难,但这两条河的畅通无阻,不但直接关系到了远征军能否顺利实现此次远程攻击的意图,还关系到了大军的生死存亡,所以崔弘升向统帅部要求,在配备足够的架设桥梁所需的材料和设备之前,尚需向圣主和中枢提出申请,给选锋军配备更多的技术高超的工匠和有着丰富架桥经验的身强体壮的民夫。圣主和中枢满足了崔弘升的要求,不但给了大量的工匠和民夫,甚至还从工部调了一些相关专业的官员,以保障远征军的需要。
现在崔弘升正指挥选锋军在鸭绿水上架设浮桥,但雨季来临,河水暴涨,架桥的困难非常大,他没有赶来“劝架”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几个时辰后,崔弘升却不请自来,而且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抓住了乙支文德。
大家很振奋,就连刘士龙都喜笑颜开。抓捕了乙支文德,等于遵从了圣主的密令和中枢的决策,对高句丽人也是一个打击,可以增加攻打平壤的胜算。当然了,如果接下来圣主和中枢决定接受乙支文德的投降,要把他放回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与大家没有丝毫关系,谁也不用承担什么责任。
但接下来,崔弘升却说出了一个坏消息,这个乙支文德可能是假冒的,不是真身。
假冒的乙支文德？众人面面相觑,尤其于仲文和刘士龙,更是从心底涌出一丝寒意。如果这个乙支文德是假冒的,是高句丽人的移花接木之计,那么他们两个前线最高统帅不但未能辨别出真假,反而相信了对方的谎言,还有模有样的与其谈判,甚至还有鼻子有眼的报奏了圣主和中枢,这个“乌龙”就不是闹大了,而是丢脸丢到家了。
这个乙支文德是不是假冒的？
仔细一想,几乎肯定是假冒的。原因很简单,高句丽人以一次次的诈降欺骗了中土的皇帝,延缓了中土远征军的攻击速度,破坏了中土人的东征计划,以致于可攻击时间过半了,中土人还在辽东城下迟滞不前,距离高句丽的首府平壤还有一千多里,可以肯定,中土人的东征十有**要延续到第二年。中土人的东征一旦延续下去,不仅让不可一世的中土人丢尽了脸面,中土人的国力也会受到更大损害,而更为严重的是,国内外的政治局势会发生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变化,而这显然不利于中土。
由此可以想像,中土皇帝和中土远征军的统帅们对高句丽人的愤怒,尤其对高句丽王高元和高句丽第一权臣乙支文德的愤怒更是达到了极致,必欲杀之而后快。事实上中土人如果攻克了平壤,也肯定要诛杀高元和乙支文德,因为这两个人正是高句丽称霸远东,恶意损害中土利益的罪魁祸首,必须把这两个人及其他们的支持者连根拔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远东危机。
所以,高元不会接受中土皇帝的召唤去东都,也不会去中土皇帝的行宫参拜觐见,即便行宫就在辽东边疆也不会去,那纯粹是自投罗网,羊入虎口,有去无回。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高昌王曲伯雅和原西突厥处罗可汗到了东都就被变相囚禁了,虽然享尽荣华富贵,甚至娶中土宗室公主为妻,但失去了王国,失去了权力,失去了自由,那还是君王吗？不过是中土皇帝的宠物狗而已。
乙支文德同样不会自投罗网。对高句丽和高句丽的远东霸业来说,君王可以暂缺,可以换一个,但乙支文德不可或缺,不可代替,乙支文德比高元更重要,所以无论是高元还是平壤的王公贵族,都绝无可能让乙支文德离开高句丽,而乙支文德自己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不会冒着高句丽亡国和高句丽霸业毁于一旦的危险,亲自与中土人谈判。
现在中土人雷霆大怒,远征军主力千里跃进直杀平壤,摆出了一副誓必摧毁高句丽的架势,可以想像,此刻高元或者乙支文德亲自去找中土人谈判,结果是什么,就算中土人还有谈判的思,还有以外交手段解决远东危机的想法,但高元和乙支文德敢拿自己的头颅,敢拿高句丽的存亡去冒险？
崔弘升之所以怀疑这个乙支文德是假的,是因为他的斥候在鸭绿水对岸看到了乙支文德。那个斥候曾经是平壤一个亲中土贵族的贴身侍卫,认识乙支文德,而他之所以逃亡中土,并为中土卖命,是因为他的主人在平壤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了,被乙支文德诛杀了,为此他发誓要为自己的主子和因株连而死的家人报仇雪恨。崔弘升由此推断,前来谈判的乙支文德十有**是假冒的。
宇文述为证实崔弘升的推断,当即决定,把所有抓住的高句丽人,包括那个自称乙支文德的人,严刑拷打。如果结果正如崔弘升所说,乙支文德是假的,那么于仲文和刘士龙不仅丢了脸,损失了权威,更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此一来,在前线统帅部的决策中,宇文述就能力压两人,大权独揽。
“乙支文德”意志坚强,受尽酷刑都不改口,而其他高句丽人就不行了,在酷刑之下纷纷承认,这个“乙支文德”是假冒的,是替身,真正的乙支文德就在鸭绿水对岸,正在指挥高句丽军队阻击中土人渡河。
这次轮到宇文述十万火急奏报圣主和中枢,把于仲文和刘士龙往“死里整”了。
于仲文老老实实闭上了嘴巴,任由宇文述为所欲为,而刘士龙更是夹起尾巴做人了,虽然对他的惩罚暂时不会下来,但这一仗结束后,圣主肯定要秋后算帐,除非功过相抵,否则他即便是圣主的亲信,是圣主的亲家,也难以拯救他的官职,他的仕途。
前线统帅部下令,强渡鸭绿水,以最快速度向平壤推进。
七月上,当远征军渡过鸭绿水,大踏步向萨水推进的时候,来护儿和周法尚统率的水师抵达平壤近海。
水师决策层有三个人,水师总管来护儿,水师副总管周法尚,水师长史崔君肃。
来护儿是江都人,出身江淮豪门,圣主坐镇扬州主政江左期间,来护儿和江都来氏给了圣主以巨大支持。本朝两代皇帝都对来护儿器重有加,尤其圣主,更是委以重任。此次东征,来护儿不但是水师总管,还是海路远征高句丽的总指挥,因为通讯不便,圣主更是授以便宜行事之大权。中土一统后,来护儿久镇江左,再加上深得当时主政江左的圣主的支持,遂成为统一后的新的江左贵族集团的鼎柱人物。
周法尚是江左旧臣,江左权贵,也是老的江左贵族集团在军方的代言人。
崔君肃是清河崔,出身山东超级大豪门,还是皇亲国戚。崔君肃的父亲叫崔彦穆,崔彦穆的哥哥叫崔彦珍,而崔彦珍便是文献皇帝独孤伽罗的外公。崔君肃的哥哥叫崔君绰,【创建和谐家园】成员,受太子杨勇的牵连,被先帝除名为民,家族子弟禁锢于仕途。圣主登基后,为平息汉王杨谅的叛乱,不得不向山东贵族集团妥协,为此他主动与清河崔氏联姻,娶崔君绰的女儿为嫔妃,并为崔君绰和崔氏子弟【创建和谐家园】。崔君绰和崔君肃兄弟就此复出,现在崔君绰是宗正卿,管理皇族事务,中央九寺长官之一,而崔君肃则历任司朝谒者、齐郡太守,东征准备期间,调任水师长史。
这三人都为圣主所信任,但信任度不一样,所以作用也就不一样,来护儿主掌大局,周法尚主持水师日常事务,而崔君肃的作用是监督和制约,不能让水师成为江左人的一言堂。
水师抵达平壤近海后,来护儿请来周法尚和崔君肃,当着他们的面拿出了一份密诏。这份密诏是水师渡海前,由圣主从辽东前线,通过连接东莱水师的驿站专线,日行六百里送来的。
密诏的内容让周法尚和崔君肃非常吃惊,圣主竟然让他们在抵达平壤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打平壤城,也就是说,圣主和中枢改变了攻击策略,水陆夹击平壤,变成了以水师为主力攻打平壤,而本该是攻城主力的陆路大军,则变成了偏师,在正面战场上牵制高句丽人,帮助水师攻打平壤。水陆两支大军在平壤一战中的地位和攻击任务,正好调了个,彼此互换了。
来护儿宣读完密诏后,就坐在主位上一言不发,从他冷峻的表情上很难看出他此刻的心情。
周法尚和崔君肃相对而坐,神情很严肃,心情很沉重,各自凝神沉思,久久不语。
六月上,当远东雨季来临,远征陆路大军还在围攻辽东城的时候,水师决策层就担心今年可能出不了海,因为从有限的攻击时间上来推算,今年攻陷平壤的困难非常大,风险太高,圣主和中枢极有可能把战争延续到第二年。但是很快就从辽东行宫传来了诏令,圣主和中枢决策,实施段文振遗策,远征军主力千里跃进直杀平壤,而水师则务必于六月底之前,渡河远征。
来护儿和周法尚都是百战老将,对实施段文振遗策的风险一清二楚,但此次是倾尽国力的一战,卫府军主力倾巢而出,几十万府兵精锐直杀平壤,就算无法攻陷平壤,全师而退绝无问题,而从圣主和中枢的政治立场出发,今年内结束东征意义重大,所以两人意见一致,无条件执行圣主和中枢的命令。
但周法尚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圣主会有密诏,会让水师单独承担攻陷平壤的重任。单纯从军事角度来说,以水师六万人的兵力,根本攻陷不了平壤,毕竟平壤是高句丽的首府,城池高大坚固,守备力量精悍,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而水师无论是人数还是攻坚力量,都严重不足,除非发生奇迹,除非平壤内讧分裂,除非平壤的城门大开,任由中土人畅通无阻的杀进去,否则绝无可能攻陷平壤。
周法尚越是推演,越是不安,忍不住望向来护儿,“荣公,难道你相信奇迹？”
来护儿望着船舱外的绵绵细雨,没有说话,良久,低声叹息,“某戎马一生,所有胜利都是一刀一刀杀出来的,从未有奇迹发生,更没有不战而胜、唾手可得的功勋。”
周法尚微微颔首,冷声说道,“荣公,平壤一战,对水师来说只有死亡,没有奇迹。”
来护儿蓦然转头,神情坚毅,目光森冷,口气决绝,“即便前面是刀山火海,某亦会遵从圣主命令,舍身赴死,义无反顾。”
第两百六十章政客
周法尚面色骤冷,“在荣公眼里,水师六万将士的性命就如草芥蚁蝼般无足轻重？平壤一战,关系到东征成败,中土兴衰,不能这么打,更不能白白葬送水师六万将士的性命。”
来护儿目露杀气,斩钉截铁,“某意已决,不可更改。”
周法尚顿时怒气上涌,杀气凛冽,“若荣公一意孤行,兵败平壤,致使东征失利,由此引起的一切恶果,你能否一力承当？”
来护儿夷然不惧,正想力压周法尚,崔君肃却站了起来,冲着两人连连摇手,“荣公,樵公,切莫动怒,更不要意气用事。关键时刻,决策不能有丝毫错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此事在某看来,圣主之所以有此密诏,肯定是被迫无奈,否则绝无可能让水师行险一搏。”
崔君肃指了指铺在案几上的密诏,眉头紧皱,忧色重重,“圣主的诏令不可违抗,但正如樵公所说,仗不能这么打,不能因为要遵从圣主的诏令就置将士们的性命于不顾,让他们白白送死。某提议,两位应该冷静思考对策,看看能否找到一个既不违抗圣主诏令,又能最大程度保全水师实力,同时又能兼顾到东征大局的稳妥计策。”
来护儿稍加沉吟后,微微颔首,接受了崔君肃的提议。
从大局来说,他不得不向周法尚让步,如果他一意孤行,与周法尚对立,平壤一战根本没有任何胜算。
来氏做为江淮豪门,在中土三足鼎立期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谁占据了江淮,来氏就效命于谁,所以来氏并不真正属于江左贵族集团。关陇人统一了大河流域,占据了中土北方疆域,来氏遂效命于关陇,并帮助关陇人平定了江左。圣主镇戍江左期间,以扬州为治所,借助江淮人的力量,不但稳定和繁荣了江左,还增强了自身实力,而圣主的实力就源自以他为核心的、以江淮贵族和江左贵族为主要力量的新的江左贵族集团。
来护儿做为江淮豪门,在新的江左贵族集团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周法尚做为江左旧臣,则是以衣冠南渡而来的侨姓贵族和江南本土贵族为主的老江左贵族集团的鼎柱。由此可知,在新的江左贵族集团中,江淮人和江左人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来护儿和周法尚代表着不同的贵族集团,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
中土水师是在江左水师的基础上扩建的,江淮人在水师中只占据一小部分。圣主在东征期间,之所以士周法尚负责水师日常事务,原因就在于此。周法尚在水师中的威信很高,水师中的江左人都尊奉周法尚,而对来护儿有相当的抵触情绪,原因无他,平定江左的时候来护儿冲锋在前,后来平定江左叛乱的时候,来护儿又是血腥杀戮,来护儿的大部分功勋都是建立在江左人的累累白骨上,试想如此仇怨,江左人岂会尊奉来护儿？
现在来护儿要遵从圣主诏令,要以水师的单薄力量去攻打平壤城,这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决策、一句话而已,但对水师六万将士来说,付出的却是鲜血和生命,而他们的死亡,对江左人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是江左政治集团在军方利益的巨大损失,所以周法尚不可能支持来护儿的决策,即便来护儿确实是遵从圣主的诏令,但这个诏令根本无视军事常识,无视战场实际,无视水师将士的性命,无视江左人的利益,江左人岂肯乖乖就范？这可不是赔本赚吆喝,而是赔本了,还要承担东征失利之责,江左人哭都找不到地方。
来护儿是水师最高决策者,他已经决策了,要遵从圣主诏令攻打平壤,而水师长史崔君肃也支持了他,明确表示,圣主的诏令不可违抗,如此一来,执行这一决策的最大阻力就是周法尚,因此,崔君肃提出来的所谓的寻求稳妥之策,也就是暗示周法尚,在具体的攻打计策上可以向他让步,可以由他先行拿出一个攻打平壤的方案,先照顾他的利益,然后三个人再商量着办。
周法尚也不客气,他以强势手段逼迫来护儿让步,目的就在于此。
这一仗,仅靠水师力量肯定拿不下平壤,唯有与陆路大军联手,水陆夹击方有一线希望,但按照圣主的诏令,水师又必须抢先发动攻击,否则无法向圣主和中枢交待,然而,水师一旦抢攻失败,并遭遇了重大损失,那么也就丧失了实施水陆夹击之策的基本条件。
换句话说,如果今年东征失利,承担主要责任的是水师,来护儿、周法尚和崔君肃三个人都要倒霉,重则掉脑袋,轻则除名为民。而三个人于情于理都不能把责任推给圣主和中枢,更不能把圣主密诏的事情说出来。圣主为什么下密诏？就是防患于未然,就是要水师主动承担失利的责任。要知道圣主密诏一旦大白于天下,东征失利的责任就是圣主和中枢的,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恶果,圣主和中枢肯定承受不起,所以这个责任必须由来护儿三个人来承担。当然了,圣主和中枢也不会亏待他们,迟早都会给他们丰厚的回报。
这时候,周法尚就必须问一句了,为什么圣主和中枢要改变攻击决策,让水师抢攻平壤,行险一搏？无疑,圣主和中枢已经对陆路大军不抱希望了,不指望他们会不惜代价拿下平壤了,而原因肯定是圣主、中枢与军方之间的矛盾激化了。
为什么矛盾会激化到如此地步？看看东征策略导致的后果就知道了,圣主和政界大佬们为了以外交手段解决远东危机,置军方意见于不顾,非要与高句丽人谈判,结果三个月过去了,远征军还在辽东城下。这证明圣主和中枢的东征策略是错误的,但他们为了挽救危局,又不顾军方的反对,强行实施段文振遗策,这实际上是用可以预见的更大的错误来弥补之前所犯下的小错误,而由此导致的后果必然由军方来承担,军方当然不于了,当然要阳奉阴违了,甚至会故意制造不可克服的困难,迫使圣主和中枢下诏撤军。如此一来东征失利的责任就是圣主和中枢的,他们在政治上必然面临空前危机,而政治上的失败必将给圣主和中枢以沉重一击,后果之严重难以想像。
周法尚的质问,让来护儿和崔君肃“清醒”了一点,而正是这点“清醒”,让两人惊悸不安。
很显然,这是圣主和中枢的一个政治手段,一个政治上的预防措施。
平壤一战,如果水师按照预定计划,与陆路大军联手,水陆夹击,攻陷平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圣主和中枢根本没办法给平壤前线几十万大军提供源源不断的粮草武器,在没有奇迹发生的情况下,全民皆兵同仇敌忾的高句丽人应该能坚持下来,中土的陆路大军最多打个十天半月就会后撤。
陆路大军一撤,也就意味着今年的东征失利了,而失利的责任都是圣主和中枢的。面对这一最有可能变成事实的推演,圣主和中枢不得不使用政治手段来预防万一,而办法就是牺牲水师,让水师抢攻平壤,行险一搏,水师若创造了奇迹,功劳是圣主和中枢的,反之,若水师失败了,水陆夹击之策无法实施,陆路大军不得不后撤,也就巧妙掩盖了圣主和中枢根本无法给陆路大军提供源源不断的粮草武器的事实,而这一事实的掩盖,也就把圣主和中枢强行实施段文振遗策的错误,把几十万远征军将士强行推上覆灭绝境的错误,统统掩盖了,如此一来东征失利的责任就不是圣主和中枢的,而是水师的,是来护儿、周法尚和崔君肃的,而他们的牺牲,有效帮助圣主和中枢缓解了因东征失利所带来的政治危机的剧烈冲击。
来护儿的心里掀起了惊天波澜。虽然他早在接到圣主密诏的时候就做过无数猜测,也猜测到了水师和自己可能是政治牺牲品,但他始终抱着一丝侥幸,始终期待奇迹的出现。然而,今天周法尚给了他迎头一棒。
来护儿若想侥幸成功,若想创造奇迹,首先就必须赢得周法尚的绝对支持,但周法尚慧眼如炬,一眼就看穿了这份密诏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水师统帅是来护儿,水师最高决策者也是来护儿,相应的,他所承担的责任也最大,所以周法尚很明智,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你想让水师为你陪葬,门都没有
来护儿望着海面上的绵绵细雨和淡淡雾霭,心如重铅。他没有选择,亦没有退路,他唯有为圣主舍身赴死,才能确保来氏的未来,确保子孙后代的荣华富贵。
周法尚把密诏背后所隐藏的东西挑明了,其意思很明显,事已至此,肯定要做政治牺牲品了,但做政治牺牲品有两种结果,一个是身死族灭,啥好处没得到,一个则是从中牟利,而要从中牟利,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自身实力要过硬。你没有实力,却抓住了圣主和中枢的把柄,你不死谁死？
水师抢攻平壤的事情一旦传来,贵族官僚们马上心知肚明。来护儿做为军方大佬,赫赫有名的战将,不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战争中擅自违背圣主和中枢的诏令犯下政治错误,也不可能违背军事常识仅以水师的力量抢攻平壤,更不可能因为一己私利而置东征大业于不顾,置本贵族集团的政治利益和来氏的生死存亡于不顾,所以来护儿抢攻平壤的合理解释只有一个,他是被逼的,而能逼他做出此事的只有圣主和中枢,因此他是政治牺牲品。
既然如此,东都肯定有一大批政治势力如同恶狼一般扑上来,“痛打落水狗”,要置来护儿、周法尚和崔君肃于死地,要重创这三人所属的政治势力。那时候,求人不如求己,圣主和中枢根本靠不住,只有自己救自己,而要救自己,就必须掌握足够的筹码,拥有足够的实力,并有充分的准备,否则十有**会被一群政治恶狼吃得骨头都不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