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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枢核心三大机构中，内史省是决策者，诏令政令出自内史；门下省也参与决策，并负责审查诏令政令；尚书省同样参与决策，并负责执行诏令、政令。尚书省下辖六部，人员较多，派系林立，而内史省和门下省人员较少，其中内史省两位长官都是江左人，门下省三位长官都是关陇人，虽然内史侍郎虞世基和萧瑀在江左贵族集团中分属江南和荆楚派系，纳言苏威和黄门侍郎裴世矩、赵长文在关陇贵族集团中也分属关中、河东和陇西派系，但在集团整体利益上，这两大决策机构的“掌门人”显然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

  封德彝属于山东贵族集团，与关陇、江左两大贵族集团“泾渭分明”。这种政治上的“泾渭分明”在高层中极其重要，尤其在当今豪门世家牢牢霸占着政治资源的情况下，“骑墙派”在高层中根本没有存身之地，出一个死一个。

  过去功勋大臣高颎和杨素都以“伯乐”扬名于世，屡屡提携和举荐不同派系的人，封德彝就是杨素提携和举荐的，但这不仅是统一后的政治需要，其背后也隐藏着大量的利益交换。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理名言。

  封德彝和裴世矩不是政治盟友，但因为同为前朝旧臣，有共同利益所在，关键时刻可以政治合作，互利互惠。现在封德彝就迫切需要裴世矩的帮助。杨玄感的叛乱肯定会连累到封德彝，为了自救，封德彝打算向裴世矩求助，但如何求助？拿什么才能交换裴世矩的帮助？

  封德彝写给裴世矩的这份密信，能否打动裴世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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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百一十四章恨入骨髓

  八月初二，杨玄感全军覆没于潼关之下，兵变风暴肆虐两个?后终于平息下来。

  越王杨侗、东都留守樊子盖、西京留守卫文升、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联名向圣主报捷：杨玄感已死，兵变已平，东都局势正在迅速恢复之中，请圣主速回京师。

  同日，在涿郡临朔宫，圣主接到了西京奏报。代王杨侑禀奏，陇西局势日益危急，虽然右屯卫将军柳武建和右御卫将军李仁政火速支援，迅速逆转了陇西边军的颓势，但受制于兵力不足和物资匮乏，只能勉强维持现状，无力展开反攻。同一时期，西域局势也急转直下，河西军团同样受制于兵力不足和物资匮乏，既无法抵挡吐谷浑人的反攻，亦无法阻止西突厥人对西域诸国的兼并和蚕食，节节败退。总结起来一句话，西征所拓展的疆土，基本失陷；经略西域的果实，丧失殆尽。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西北局势风雨飘零之际，河西会宁的突厥人又叫嚷着重返故土，如果不是陇西和河西两大军团以武力强行震慑，这些突厥人恐怕早已踏上归途了。

  三年前西突厥内乱，处罗可汗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于是在中土的“威逼利诱”下东投中土，而追随处罗可汗的突厥人便被安置在了河西会宁。当时中土承诺，只待时机合适就帮助处罗可汗东山再起。******的启民可汗就是在中土的帮助东山再起的，有这个先例存在，处罗可汗和他的追随者们就相信了中土的承诺。

  一转眼就是三年，中土不但没有兑现承诺，反而变相“囚禁”了处罗可汗，并且与处罗可汗的敌人射匮可汗结盟了。中土背信弃义，激怒了这些突厥人，他们理所当然要离开中土。然而，中土已绝无可能让他们离开了。

  目前中土内忧外患一起爆发，这种恶劣局面下，中土不要说经略西土劳师远征了，就连维持西北安全都困难重重，所以此刻处罗可汗的这张“牌”尤其重要，中土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会宁的突厥人离开。如果他们离开，剩下处罗可汗孤家寡人一个，势单力薄，中土拿他威胁谁？

  吐谷浑人复国必然会严重【创建和谐家园】到西土诸虏，激起西土诸虏对中土的野心，接下来中土如果不能迅速击败吐谷浑人，那便证明中土实力不济，未来西北边疆必定战事频繁，其中对中土威胁最大的就是西突厥人。为此，中土必须牢牢抓住处罗可汗这张“牌”，以帮助处罗可汗重回西土东山再起来要挟西突厥人。同样是因为启民可汗这个例子的存在，西突厥的射匮可汗必然妥协，毕竟以中土的实力足以帮助处罗可汗杀回西土，如此西突厥人必然重蹈衰落之覆辙，再次分裂，再次自相残杀，最终白白便宜了中土。

  西北的噩耗一个接一个，圣主异常愤怒，但愤怒之后亦是一筹莫展，无可奈何。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好局面在短短时间内完全颠覆？

  国力不足？肯定不是国力不足，大业五年西征大获全胜，大业八年发动了上百万人规模的浩大东征，可见国力足以支撑中土实施积极防御之国策。

  策略错误？先帝时期国力不足，要休养生息，只能消极防御，如今国力发展了，当然要积极防御，主动出击，遏制和削弱外虏，为中土赢得一个更安全更宽松的飞速发展的中外大环境，否则中土总是受制于外虏的威胁，在倍受掣肘的情况下步履蹒跚，无法专注于发展，长此以往当然不利于自身的强大。

  所以西征是对的，倾尽国力东征高句丽也是对的，只要一战而定，接下来东都就能腾出手来，在确保北疆稳定的同时，加大对西北的支持力度，如此吐谷浑人即便反攻也无法形成威胁，西突厥人即便重新杀进西域也只能与中土分庭抗礼，西北局势也就不至于急转直下一溃千里。

  然而，第一次东征以惨败而告终，积极防御的国策在实施过程中遭遇重挫，中土飞速发展的梦想遭到了沉重打击。

  难道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相比西征，东征期间军事指挥上?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军权更为集中，圣主和中枢不但牢牢掌控了军事决策权，还从前线统帅们的手上“抢”下了大部分的战场指挥权，前线统帅们为此不得不事事请示最高统帅部，结果贻误战机。

  但是，圣主和中枢并不承认自己“抢”了统帅们的战场指挥权，因为水师是单独行动，水师统帅部独揽水师指挥权，来护儿、周法尚和崔君肃三个人就能决定水师的攻防大计。另外在陆路，远征平壤的大军也有临机处置的独立指挥权，于仲文、宇文述和刘士龙三个人全权负责攻打平壤。所以水师在平壤的败北，陆路大军在萨水的惨败，都是前线统帅们指挥不力，与最高统帅部没有关系，与圣主和中枢过度集中军权也没有关系。

  如此一来，就剩下最后一个原因，国内政治斗争，其中最核心的矛盾是改革和保守之争，保守派为维护自身利益，为推翻改革，为推翻圣主和改革派，不惜牺牲中土和国祚利益，不惜摧毁积极防御的国防策略，甚至不惜屠杀几十万卫府军民，其中最令人切齿痛恨的就是杨玄感和斛斯政等罪大恶极的激进保守势力，正是因为他们的背叛，他们里通外国出卖国家和民族，导致东征连续失利，导致内忧外患一起爆发，中外大势急转直下，导致中土在南北关系中历经艰辛而获得的一些优势丧失殆尽。

  圣主对保守派恨入骨髓，恨他们为了一己之私利而置中土、国祚、统一大业和千千万万生灵于不顾，恨不得生吞活剥了杨玄感、斛斯政等叛臣贼子。

  然而，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两次东征失利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保守势力不但强大，而且为了击败圣主和改革派，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玉石俱焚同归于尽。这太可怕太恐怖了，如果圣主和改革派继续与保守势力血腥厮杀，一意孤行，不做任何妥协，最终结果不难想像，恐怕就算圣主和改革派笑到了最后，也是最后一笑了。

  圣主和改革派必须妥协，必须以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为代价，暂时赢得与保守势力的和解，以携手合作共渡难关。

  但是，杨玄感兵变失败后，改革派和保守派已经彻底撕破脸，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双方针尖对麦芒，刀出鞘箭上弦，都已决心置对方于死地，此刻谁也不能退，谁也不敢退，一退就有可能兵败如山倒，全军覆没。

  这是一个死局。杨玄感兵变失败后，改革派肯定要乘机出手，对保守势力来一个“大扫荡”，一场政治清算必然会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暴，而西京做为保守势力的“大本营”，必然誓死反击。为确保反击成功，西京必然蓄意恶化西北局势，挟西北危机来威胁圣主和改革派，摆出同归于尽之架势。

  这种情形下，圣主和改革派只能在政治清算中适可而止，止步于潼关，不再蓄意把风暴推向关中乃至整个关陇地区。但是，圣主和改革派的这种妥协是被迫之举，是无奈而为之，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必然向保守势力大开杀戒，所以西京不会认可和接受这种妥协，他们必然保持高度戒备，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始终与改革派紧张对峙，而为了在对峙中赢得更多优势甚至最终的胜利，西京必然想尽一切办法打击改革派，用尽一切手段削弱中央威权，无所不用其极。如此一来，双方还谈什么合作？还怎么共渡难关？

  圣主紧急召见黄门侍郎裴世矩。

  西土经略就是出自裴世矩，西征的胜利让裴世矩的西土经略转化为累累硕果，然而天不遂人愿，短短四年后的今天，累累硕果眼看就要化为乌有了。而西土经略的失败，不仅意味着疆土的失陷，西北安全陷入危机，更给了圣主和中枢一个响亮“大巴掌”，威权遭受重创，尤其严重的是，在东征连续失利内忧外患一起爆发的不利局面下，西北危机等于雪上加霜，对圣主和中枢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

  裴世矩看完西京奏报，暗自苦叹。

  政治斗争白热化了，两京的政治博弈越来越血腥，有逐渐失控之趋势。杨玄感的?变就如一桶“火油”，浇在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火焰上，结果“轰”一声响，爆炸了，失控了，不可收拾了。

  西土经略之所以失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央对西北的支持力度不够，而东都的借口就是倾尽国力进行东征。东征的确耗尽了国力，但问题是，打一个高句丽，目的又是杀鸡儆猴，是否有必要动用上百万人？是否需要倾尽国力？是否需要以牺牲西土之利来支持东征？

  如果牺牲西土之利的确赢得了东征大捷，那深层次的矛盾也就被掩盖了，但现在西土之利被完全牺牲掉了，而东征却接连失利，这个深层次的矛盾也就无法掩盖，彻底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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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百一十五章裴世矩的无奈

  西土经略的主要执行者是西北人，最主要的力量是西?军，所以西土之利的最大获益者当然是西北，也就是关陇地区，更具体一点就是关陇贵族集团，而关陇贵族集团对东都来说，就是以西京为“大本营”的保守势力。

  在改革和保守激烈斗争的今天，西土经略越是成功，巩固和增加经略战果所需要的资源就越多，而这实际上就是对西京的支持。西京占据的资源越多，耗费的国力越多，保守势力就越强大，改革的阻力也就越大，这是改革派所不愿看到的，是东都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圣主和中枢在坚持积极防御国策的同时，对西、北两疆的支持力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结果就是，圣主和中枢要全力经略北方大漠，东都要遏制和削弱大漠北虏，东征就此爆发，中土的资源全部集中到北疆，攻打一个高句丽都要倾尽国力，而隐藏在东征背后的事实则是，西土经略停止了，中央对西北的支持力度骤然下降，东都要“悄无声息”地遏制和削弱以西京为“大本营”的保守势力。

  这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西疆转入消极防御，西北诸虏乘势而起，积极反攻，于是西土经略的成果逐渐丧失，关陇人为此遭受重压，西京不得不向东都“低头”，以寻求资源上的支持。与此同时，圣主和中枢取得了东征大捷，威权大增，随即开始筹划北伐，进行南北大战，同样需要集中资源于北疆。这种局面下，西京只有妥协，步步后退，而东都则就此抓住了西京的“软肋”，捏住了关陇人的“脖子”，总算遏制和削弱了保守势力。

  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谁也没想到东征大败，圣主和中枢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转折点就在这里，改革派不会承认失败，他们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保守派的阴谋；他们也不能承认失败，军事上的失败意味着政治上一败涂地；他们也不敢承认失败，一旦保守势力卷土重来，控制朝政，改革必然停滞甚至倒退，而他们必将成为改革失败的殉葬品。

  于是他们决定发动第二次东征，摆出一副不死不休的架势。而这对保守派来说，此举不是改革派对高句丽不死不休，而是对他们不死不休。既然到了这一步，妥协让步已经没有意义。都不死不休了，难道你妥协让步了，他还能留你一条性命？鱼死网破吧。

  结果今年的局势急转直下，一溃千里。东都兵变，西北危机，第二次东征失利，中外大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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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卿，弘化至今没有消息。”圣主看到裴世矩神情严峻，沉思不语，主动开口说道，“耐人寻味啊。”

  此事的确耐人寻味。唐国公李渊早在五月就带着诏令赶赴弘化，如今两个多月过去了，音讯全无，为什么？弘化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元弘嗣举兵叛乱，拘捕了李渊？但西京奏报中，只字未提元弘嗣和弘化留守府，这足以说明弘化那边并未发生叛乱，一切安好。如此只剩下一种可能，元弘嗣已经失去了军权，李渊也未能控制军权，西北灵朔军团被西京所控制，而实际掌控军权者乃弘化副留守、西北军副统帅、右骁卫将军冯孝慈。

  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对西京来说，弘化灵朔军团对西京的威胁，要远远大于远在潼关以东的杨玄感，所以在杨玄感兵临潼关，实际威胁到西京安全之前，西京必须牢牢控制灵朔军团，以免遭到叛军的两面夹击，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但如何夺取军权才不至于授人以柄、落人口实？毕竟军权太敏感，公开夺取等同叛乱，若没有安全妥善之策，切切不可玩火**。于是西京在二次东征开始后，突然向元弘嗣发难，群起而攻之。这是一箭双雕之计，既可以逼迫圣主在西北军统帅的人选上向西京做出让步，又能逼迫元弘嗣自乱阵脚，而元弘嗣心慌意乱之下，肯定会露出“破绽”，这就给了西京“出手”的机会，可以名正言顺堂而皇之的夺取军权。

  至于李渊，他是关陇人，虽然属于以独孤氏为首的武川贵族集团，但武川贵族集团?身就属于关陇贵族集团的一部分，只不过政治立场相对较为中立而已，所以在关系到关陇整体利益的时候，李渊如何选择，不问可知。

  圣主说“耐人寻味”，实际上已经猜到结果了，这让他很焦虑，担心宇文述和西京谈判破裂，西京一怒之下任由杨玄感杀进关中，甚至与杨玄感结盟合作，则国内局势必然失控，风暴会愈演愈烈。

  西京这份奏报发出来的时间，应该是在接到叛军撤离东都的消息之后，接下来就是两京合力围剿杨玄感，所以西京的意思很明显，我兑现承诺出力了，但我不相信宇文述的承诺，我需要圣主的亲自承诺，否则无法保证中枢会竭尽全力拯救西北危机，会源源不断地向西疆提供急需的“资源”。

  按道理圣主下达一道诏令，安抚一下西京就行了，毕竟中外局势发展到这一步，圣主和中枢的腾挪余地已经很小，政治妥协是必然，两京齐心，其利断金，唯有合作才能迅速稳定局势，恢复元气。

  然而，圣主不但紧急召见裴世矩，而且一张嘴就是弘化，这明显就是威胁西京，非但没有向西京妥协的意思，反而有与西京大打出手的架势。

  裴世矩不能不说话，但他不想说。说实话，必然会激怒圣主，而说假话，又必然会进一步恶化局势，这让他委决不下，左右为难。

  裴世矩支持东征，但反对倾尽国力东征；裴世矩也支持北伐，但认为时机不合适，尚需耐心等待。他坚持认为北伐的契机在西土，所以必须维持和加大对西土经略的支持力度，然而，事违人愿，局势的发展和他的意愿背道而驰。

  裴世矩自先帝时期就主掌外交事务，对西土和大漠有想当程度的了解。早在圣主登基之初，他在呈献西土经略大计之时，就向圣主详细分析和推演过葱岭以西的局势。

  在葱岭以西，波斯人和大秦人是世代宿敌，双方打了三百多年，征战不休。十几年前，波斯人再一次发动了战争，波斯皇帝库斯鲁的大军所向披靡，战无不克。大秦人内忧外困，希拉克略于是揭竿而起，顺势登上帝位，而他力挽狂澜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西突厥人求援。

  把西突厥人和波斯人、大秦人联系到一起的就是“丝路”。

  波斯人一方面需要庞大的军资以维持战争，所以对丝路之利虎视眈眈，同时波斯人为持续打击大秦人，又需要切断通达中土的丝路，于是波斯人理所当然“盯上”了丝路。

  丝路之利对西突厥汗国的生存发展太重要了，而波斯人对丝路的野心，不但严重损害到了西突厥人的利益，也直接危及到了西突厥人的生存，于是西突厥人必然与大秦人结盟，双方联手攻打波斯人。

  在裴世矩的西土经略中，结盟射匮可汗是核心一环。

  射匮可汗的势力范围就在葱岭以西，为了生存他必须联合大秦人击败波斯人，所以射匮可汗的策略是，西联大秦，东并铁勒和西域诸国，以结盟中土来夹击******汗国，想方设法稳定葱岭东、西两个方向的局势，唯有如此西突厥人才能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集结全部力量南下阿姆河，与波斯人浴血奋战。

  当时西突厥汗国的“老大”是泥厥处罗可汗，此人四面树敌，穷兵黩武，搞得西突厥汗国岌岌可危。正好中土要把势力范围拓展到西域，泥厥处罗可汗是最大阻碍，于是裴世矩和射匮可汗一拍即合，成功“扳倒”了泥厥处罗可汗。接下来中土在西域开疆拓土，并成功灭亡了吐谷浑，而射匮可汗重新稳定了牙帐，吞并了铁勒，并与中【创建和谐家园】享西域，双方各取所需，合作愉快。

  就西突厥汗国在葱岭以西的处境和射匮可汗的策略来说，西突厥人更需要与中土结盟，因为它在葱岭以东的最大敌人是东。突厥人。西突厥人当务之急是生存，而东。突厥人以正统自居，时时刻刻都要征服西突厥人，建立统一的大突厥汗国，所以西突厥人很无奈，除非它彻底击败了波斯人，否则它力两线作战，只能拉着中土人一起对抗东。突厥。

  这对中土是个好消息，只要牢固结盟西突厥人，不但可以东西夹击大漠北虏，还能巩固和加强西土之利，稳定西疆的镇戍形势，一举多得的好事。

  裴世矩所言的北伐契机，就在如此。射匮可汗在攻打波斯人之前，肯定要解决东。突厥的威胁，为此必然要联合中土夹击大漠，这对中土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把握住了，未尝就不能重建汉武之伟业。

  然而，葱岭以西的广袤天地，对中土尤其对东都的文武百官来说，实在是太遥远太陌生了，任由裴世矩说得天花乱坠，他们也只当故事听，基本上是鸡同鸭讲，对牛弹琴，毫无作用。

  他们不相信西突厥人的承诺，不相信射匮可汗的诚意，更不相信西突厥人会与中土联手夹击大漠北虏，他们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射匮可汗的和亲请求，毫不留情地囚禁了射匮可汗的“质子”，并给来京结盟的牙帐使者极尽羞辱之能事，结果就是今天的结果。

  现在你让裴世矩说什么？裴世矩要说也就是一句话，结盟西突厥，否则西北危机不但无法缓解，反而会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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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百一十六章避重就轻

  “圣上，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裴世矩不动声色地说道?“不出意外，东都那边很快就会传来叛乱平定的捷报。”

  圣主心领神会，却明知故问，“何解？”

  裴世矩指指西京奏报，“代王没有提到东都局势，也没有提到叛乱逆贼，只说西北危机，可见平叛已进入尾声，已稳操胜券，西京的精力已全部转向西北，他们急切需要圣上的支持。”

  裴世矩“点到即止”，惜字如金，一个字也不多说。

  高处不胜寒，裴世矩看似权势倾天炙手可热，实际上冷暖自知，若想做成一件事，其中之艰辛难以言表。在外交战略上，裴世矩是绝对权威，但是，因为受制于保守和改革的激烈斗争，为维护圣主和中枢的整体利益，他不得不在外交战略上做出一次次妥协，结果因成功经略西土而取得的外交上的大好局面很快就丧失殆尽。

  当然，这也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圣主和改革派。如果第一次东征大捷，实现了全部预期目标，中土在南北关系上取得了更多优势，圣主和改革派巩固和增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改革的阻碍迅速减少，那么东都理所当然要兼顾西土利益，即便不会加大在西土经略上的投入，最起码也要维持目前的西土格局，以武力对峙来保证长久结盟，如此便对东。突厥人形成了夹击之势，中土在南北关系上便能占据更多主动。

  然而，事违人愿，第一次东征惨败后，形势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内便完全颠覆，过去数年经略西土的成果丧失殆尽，而随着第二次东征失利，中土元气大伤，拱手把逆转西北危机的最后机会也彻底断送。

  现在中土已经没有能力在西疆发动反击，面对吐谷浑人的复国，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面对西域诸国在西突厥人强大实力威逼下纷纷倒戈背叛，也只能忍气吞声。目前中土所能做的也就是坚守伊吾、敦煌一线，以确保河西的安全；坚守西平、河源一线，以确保陇西无忧。但以目前西疆镇戍现状和东都对西疆的支持力度来说，即便是完成这个“底线”目标，也是十分困难。

  所以裴世矩借助这个机会，公开、正式地劝谏圣主，必须面对事实，勇于承认错误，及时纠正错误，迅速调整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千万不要失了芝麻，又丢了西瓜，以致两头落空，一无所获，自陷绝境。

  但裴世矩顾忌到圣主的“脸面”，再加上他本人也是中枢最高决策层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发动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的决策上虽然提出了异议，但也没有坚决反对，没有投出反对票，最终还是支持了中枢决策，所以今日中外困境的出现，与他也有直接责任，因此他也不能打中枢的“脸”，打自己的脸，所谓的劝谏实际上就是某种暗示，如果圣主不同意，佯装听不懂，那也就权当没说。

  “朕给了他们足够的支持。”圣主微微皱眉，忿然说道，“西征战果累累，而为巩固和扩大战果，东都理所当然要给西疆以全力支持。然而，朕的支持，最终得到了什么回报？短短半年时间，阿柴虏的残余军队不但攻陷了且末和鄯善，还横扫了西海，威胁陇西，为什么？朕想知道，当阿柴虏发动攻击的时候，河西卫府军在哪？陇西大军又在哪？难道河西卫府军不知道当他们退出西域的时候，也就等于放弃了对西域诸国的保护，直接把西域诸国推进了突厥人的怀抱？而陇西大军退出西海，等于再次陷西北镇戍于两线作战之窘境，我西北军不得不再次与西北诸虏激战于陇西和河西两个战场。”

  圣主很愤怒，言辞很激烈，但还是控制了情绪，没有公开指责西京不作为甚至是失职，也没有公开指责西京有蓄意制造西北危机来威胁中央之嫌疑，显然迫于现状他不得不妥协了，但这个妥协很有限。

  裴世矩暗自叹息。圣主故意发脾气，实质上是避重就轻，不愿承认中枢在西土经略上所犯的错误。

  西土经略的核心环节就是与西突厥结盟，而无论从葱岭以西的三国争霸之局面，还是从葱岭以东的三强逐鹿之势来说，当前都是双方结盟的最好时机。另外西突厥的射匮可汗雄才大略，胸怀大志，他和他的牙帐都把目光放在葱岭以西，把突厥人的未来都放在广袤的西方，所以西突厥乐于看到中土与东。突厥“两虎相争”，这有利于他们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全力对付波斯人，避免两线作战，因此西突厥对结盟中土抱有相当大的诚意。

  依裴世矩乐观预测，只要中土诚心诚意结盟，双方互利友好的局面最少能维持十到二十年时间，直到西突厥人与波斯人的战争结束之后，而中土有了这么长时间的和平发展，国力必然强盛，甚至有可能已经击败东。突厥，已经吞并整个西域，已经拥有了臣服西突厥人的强大实力。

  然而，因为改革和保守这对核心矛盾越来越激烈，严重干扰和影响了圣主和中枢在国防和外交大战略上的决策。

  他们发动了东征，借口就是大漠北虏正在迅速崛起，已经威胁到了中土安全。因为要东征，当然减少了对西疆的支持，西土经略就此陷入停滞甚至倒退，而与西突厥的结盟也因此基本上流于形式，没有诚意，没有实质性的合作。

  对西突厥人来说，他们乐于看到中土东征，不管中土是打远东诸虏还是与东。突厥正面冲突，都有利于西突厥人控制西域，利用西域建立起牢固的阻御中土和东。突厥的防线。

  中土的东征尚未开始，西突厥就迫不及待地大举进军西域，射匮可汗甚至把牙帐都迁到了西域，由此可见其控制西域的决心之大。

  西突厥人兵分三路，一路暗中支持吐谷浑人复国，以牵制中土的西北军；一路与东。突厥的始毕可汗结盟，始毕可汗为防止中土东征大捷后，乘胜北伐，答应了射匮可汗的条件，在大金山的东南麓一带牵制中土的河西卫府军；一路猛攻铁勒人和薛延陀人，杀鸡儆猴，以武力胁迫西域诸国臣服。

  结果天遂人愿，中土第一次东征大败，紧接着又发动了第二次东征，不但无力顾及到西土局势的急剧变化，甚至无力给西北军提供源源不断的军需，于是西突厥人的谋划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