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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掾曹邵悌道：“剑阁乃蜀中第一雄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钟士季此以退为进之法，倒也妙哉，诱敌而出，聚而歼之，是为上计。”
司马昭却摇头道：“钟会初掌兵权，却不知姜维的厉害，姜维久经善战，区区以退为进之法又如何能瞒得过他？何况我军新败，士气必然低落，一旦后撤，军心便更加不稳，反倒会给姜维以可乘之机。孤以为，在剑阁之军不可轻动，传令给钟会，要他继续保持强攻剑阁的势头，粮草匮乏并不打紧，孤自会派人调度。”
司马昭有决断之权，众人闻之，皆俯首听命。
司马昭青年之时，可是追随父亲在陇西征战多年，与姜维也打过不止一次的交道，深知姜维的厉害，钟会虽深有谋略，但在实战上，却和姜维差了许多，兵卒的士气，一鼓而作，再而衰，三而竭，如今前线士兵的士气，深受邓艾陇西军战败的影响，一旦开始后撤，士兵的士气必定会低落下去，因为任何一个将领也不会将自己的行军意图通知到每一个士兵的耳朵里，这样必将给士兵们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认为己军已败，在这种情况下，军心涣散，一旦受到蜀军的攻击，魏军很可能会发生大的崩溃。
所以，司马昭对钟会以退为进的策略并不认可，他认为，唯今之计，也只有保持对剑阁足够的压力，才能聚拢前线将士的军心，毕竟魏军拥有绝对的优势兵力，姜维就算再足智多谋，也未必能撼得动如山的魏军。
唯一困扰魏军的，估计也只有粮草问题，蜀道艰难，粮草转运困难，汉中尚有汉、乐、黄金三城未克，始终对魏军的粮道都是一个威胁。司马昭既然铁了心要解决掉蜀汉，自然不可能在粮草辎重的这些小关节上退缩，他下令雍州刺史加大粮草转运力道，保证前线供给。现在魏军在关中至少屯集着二十万大军足够吃上一年的粮草，唯一的困难就是如何将这些粮草运往汉中。
司马昭虽然没有派人调查钟会，但并不代表他完全已经相信了钟会，汉中的兵权，司马昭显然也没有全权付与钟会。
“贾允听令，令你为中护军，统军五万，增援汉中。”(未完待续。)
第172章司马昭的决心
既然司马昭为钟会刻意安排的两个牵制性的对手因为意外而失去了，但司马昭肯定不能坐视钟会独领大权，再给他安排一个又有何防？
贾充立刻是躬身领命。
“公闾，剑阁地狭，钟会的十五万人马已然施展不开，你到汉中之后，也不必到剑阁助战，攻取西蜀，也未必只有剑阁一条路，从汉中向南，取道岩渠、蒙头、荡石，可直指巴西，你可依此路进军。”
当年曹操平定张鲁所割据的汉中之后，就曾派张郃进军巴西，意图从此路迂回包抄成都，不过张郃在巴西为张飞所败，损失殆尽，几乎全军覆灭，接下来的汉中失守后，魏军已经是近五十年没有再染指过这条险要的山路了。
贾充略有疑惑地道：“阆中地势险要，一直都有蜀军重兵驻守，其险绝不在剑阁之下，何况巴西偏僻，就算能攻克得下，也未必能影响蜀中形势，晋王此意何为？”在贾充看来，从剑阁进军是伐蜀的最佳路径，以偏师出巴西，似乎与主战场有些脱节。
司马昭微微一笑道：“蜀国民少国弱，兵力有限，防守剑阁已是力不从心，如果我们开辟第二条战线，蜀国定然是捉襟见肘，就算拿不下阆中，也必定给蜀军制造足够的麻烦，只要能调开防守剑阁的兵力，蜀国的败亡便是迟早之事。”
贾充恍然而悟，立刻领命下殿。
不过这天寒地冻的，召集五万大军也并非易事，魏国前期已经征调了十八万大军入蜀，此番再次征调五万大军，整个关洛一带的机动兵力完全被抽调一空，不过司昭此次灭蜀之心十分地坚定，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息。
贾充是腊月二十五离的洛阳，魏军将士连年都未来得及过就离开了京城，个个不免怨声载道，但贾充军纪严厉，惩处了几个带头消极怠慢的军官，整个队伍的精神面貌才算是为之改观，虽然还是带着一点情绪，但也只能是在肚子里腹诽一二罢了。
贾充带兵出征之后，深感责任重大，恨不得胁生双翅赶往汉中，所以他下令军队是倍道而行，一刻也不耽误。
不过有句俗语叫欲速而不达，贾充越是着急，天越是不遂人愿，离开洛阳之后，雪越下越大，大雪封山，导致山路崎岖，兵不能进，一直拖延到正月底，贾充才得以翻越秦岭，进入汉中平原，至于向巴西发起进攻，那已经是二三月间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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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胤也没有心思过节，虽然这是他穿越之后在三国经历的第一个春节，但刘胤一心都扑在军队的重组上，正月沐休之时，刘胤一直在成都的东郊忙着重整队伍。
虎步营和【创建和谐家园】营与羽林军、虎贲军同属御林军，是皇帝的亲卫部队，由卫将军诸葛瞻亲自统领，不过虎步营和【创建和谐家园】营的编制稍低，主官只是营一级，由虎步中郎将和【创建和谐家园】中郎将统领，而羽林军则分为左右两军，分别由羽林左部督和羽林右部督统领，下设四个羽林中郎将，虎贲军亦是由部督统领，下设两个虎贲中郎将。
此次刘禅特意地将虎步营和【创建和谐家园】营从卫将军所辖的编制之中抽调出来，划归新任的安西将军统领，并与傅佥的营兵合并成立一个新的军。傅佥的营兵原本隶属于大将军姜维统辖，属边兵，这个禁军和边兵的组合，多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可刘胤不在乎，军队是立身安命之本，乱世之中，谁能抓住兵权，谁就可以立足于不败之地，虽然这个安西将军职位不高，但却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卫将军诸葛瞻和大将军姜维分别统领内外军，就连左右车骑将军张翼和廖化都不具备独立领军的资格，都受大将军辖制，但刘胤的安西将军，却是特立独行，直接受命于皇帝。
刘禅这样的安排多少有些出乎群臣的意料，也刘胤也深感意外，毕竟论资历，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那些久经善战的将领相比，这只能解释为刘禅对刘胤的器重和偏爱。
毕竟刘胤才是真正的皇族至亲，与刘禅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而且刘胤在阴平阻击战之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刘禅做出如此安排，显然是对刘胤极大的信任。
都说后主昏愦无能，看来也不尽然，虽然他谈不上是什么雄才大略的一代明主，但在大事上显然也不糊涂，刘胤不知道历史上的刘禅是怎么被谯周给忽悠投降的，不过自己此次阴平道大捷，的确也是打压了那些投降派的嚣张气焰，此番有刘禅的支持，刘胤的声望在成都可以用如日中天来形容。
刘胤自然也不会辜负这份信任，整个正月，都忙着整肃军队，招募新兵。
虎步营和【创建和谐家园】营的原本就屯扎在成都城外，负责京城外围的守御，让刘胤有些意外的是，虎步中郎将竟然是老相识了，也可以说是刘胤的老上司，去年刘胤初仕羽林郎的时候，他的顶头上司正是羽林中郎将高远，此番调任虎步中郎将，却成为了刘胤的下属。
不过高远却丝毫不敢居傲，刘胤这一年之中飞箭似地升迁，不光是他的身份特殊，而且人家这可是实打实的战绩，高远打心眼里佩服地五体投地，此番能调任到刘胤的手下，高远甚至感到脸上很有荣光。
【创建和谐家园】中郎将名叫邓朴，故车骑将军邓芝之子，驸马都尉邓良之弟。
傅佥的营在阳安关战役之中被打残了，只剩下三千左右的人马，编入刘胤的新军之后，首先便是要补充新兵，要到满编，至少也得再补充二千人。
虽然兵曹尚书张遵已经表示，可以优先为新军补充兵员，但自从战事开始，前线各军的伤亡都很大，各军各营都急需后备兵员的补充，兵曹原本的那点预备役兵员基本上都已经补充到前线了，现在兵曹手中，也几乎是无兵可调，只能等下一次的征兵。(未完待续。)
第173章募兵
刘胤显然不愿意去等待，天知道下一轮的战火将会烧到何处，自己刚刚接手新军，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首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新军形成战斗合力，虎步营和【创建和谐家园】营原属御林军，装备一流，尤其是是【创建和谐家园】营，堪称是蜀军之中为首不多的成建制的骑兵，但这些御林军可都是没有经过战场的历练，如果论战斗力或许都比不上傅佥的半营人马。
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重组傅佥的阳安营。汉军编制中并无后世第几军第几营之类的番号，皇帝的御林军有特别的称呼，如羽林军、虎贲军、虎步营等，野战部队的精锐之师也有特殊称呼的，如白耳军、无当飞军，但绝大多数的部队是没有番号的，野战部队大多贯以领军将帅名号，如姜维军、张翼军，而驻防军队则以驻地名称来做为称呼，如江油守军、阆中守军。傅佥所率的营兵，可以称之为傅佥营，也可称之为阳安营，尽管阳安关已经是沦陷了，傅佥还是喜欢将这支部队称之为阳安营，因为阳安关是他心中永远也挥之不去的痛楚，保持阳安守军的番号，傅佥就是要告诉所有的部下，不血前耻，誓不罢休。
兵曹那边的预备役兵员暂时是指望不上了，刘胤决定自行募兵，以解燃眉之急。
按汉时的征兵原则，例来是只征良家子从军。汉时，指从军不在七科谪内者或非医、巫、商贾、百工之子女，为良家子。后世以奴仆及娼优隶卒为贱民，以平民为良民，遂用以称良民子女，区分良贱是重要的等级界线。按照这个原则，征兵的范围便要窄了许多。
所以刘胤首先便是打破陈规，募兵不挑出身，单看身体素质，只要是符合标准的，不论良贱，一律应征入伍。
汉中沦陷之后，许多的汉中百姓沦为了流民，辗转来到了蜀中，现在朝廷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对魏作战上，所有的人力物力都向前线倾斜，自然无法保证这些流民都能得到赈济，流民们饥寒交迫，饿毙于路者，不计其数。
刘胤在成都东郊张榜募兵以来，无数的流民贱民都涌了过来，人山人海，虽然都知道上阵打仗是要死人的，但军队之中最大的好处是有粮有饷，不至于会饿死，再加上刘胤不择出身，所以报名的人是人潮如涌，络绎不绝。
虽然刘胤同情这些流民的际遇，但自己的军队毕竟不是难民收容所，所以刘胤对负责募兵的将校下达命令，严格按照募兵的要求进行，只招募合格的兵卒，任何人不得徇私。
募兵的考核其实很简单，只要能举得起两百斤的石锁或者是拉得开两石强弓，便可过关。不过可别小瞧了这两项选拨要求，九成的应募者都栽在这两个项目上，身体素质是硬性的要求，刘胤在这个方面是不打折扣的，没有健硕的体格，根本没有办法来应对高强度的作战。
当然，如果射术精湛或者是武艺高强的话，是不需要进行单纯性力量考核的。不过相对与格斗中战胜那几名孔武有力的军汉或者是拿弓箭射中百步之外的箭靶红心，许多流民更愿意在石锁或二石强弓上碰碰运气。
考核合格的登记入册之后，便可以领到一套汉军的绛红色直裾军服，成为蜀汉新军的一员。考核不过者，刘胤也吩咐每人发放一升米，算是给点补偿。
许多领到军服的汉子兴高采烈，拎着米袋走出人群的则是垂头丧气，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募兵进行地相当的顺利，不过只用了三四天的工夫，就已经招募到了两三千人，阳安营的编制缺少两千人，这个数目很快地就补齐了。按朝廷的规定，任何军队都有编制的上限，不允许超编，军队的粮饷便是按满编的人数发放的。
不过，将领们的私兵部曲则不在此编制内，私兵部曲的粮饷是家主支付的，与朝廷没有关系，严格来讲，朝廷也没有明文规定每个士家大族可以拥有多少的私兵，但这个东西一直是比较敏感的，拥有私兵人数众多的话，往往会遭到上位者的猜忌，会认为你有不臣之心，所以各士家豪族在培养私兵这方面，并不是一昧地拉人头凑数，而大多是挑选精锐，走精兵路线，以一挡十不敢说，但拿一个私兵出来，抵挡住普通官兵两三个问题绝对不大。
刘胤自然也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扩大安平王府私兵的数量，此次阴平阻击战，私兵伤亡殆尽，也急待补充，刘胤便在入伍的士卒之中，挑选一些出色的补充到私兵之中。
能当上安平王府的私兵，那就意味着更好的待遇，更多的粮饷，许多人更是趋之若鹜，挤破脑袋也要想加入到刘胤私军的行列，不过刘胤的挑选更为严格，许多人只能是望洋兴叹。
刘胤挑选私兵可不光是要考核是否有两把力气，能举得动石锁或者是拉得开两石弓，更多的是考核应募者的综合素质，一些射术高强的猎手和一些习过武艺的汉子成为了刘胤私军的首选。
操练人马的事务刘胤交给了傅佥、高远、邓朴去办，招募新兵的事宜则是由他一手来负责，不过东郊的募兵点可不止一处，刘胤又要亲力亲为，自然要在各点之间来回奔波。
在一处募兵点上，刘胤亲自考核了几名应募者，发现他们武艺都不错，询问之下，才知道这几个应募者原先是猎人的身份，长年在深山之中打猎为生，都练就了一身不错的身手和出色的箭术，由于魏军进犯到他们的家乡，逼于生计，只能是沦为流民来到了成都。
刘胤很满意地将他们召至亲兵，动身赶往下一个募兵点。
前面人山人海，人群都围了上来，正在看一个青年人射箭，但看那箭似流星，精准无比地箭中了红色的靶心。(未完待续。)
三国末年真实的人口状况（转载）
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220—265年），户口数字缺乏明确记录。西晋初，陈寿撰《三国志》，有纪传而无表志，内容失之过简。南朝宋裴松之作注，博引群书，以补其阙，始有蜀后主炎兴元年（263年）降魏时“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及吴天纪四年（280年）王浚于孙皓受降时“收其图籍，领…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的记载。其后南朝梁刘昭为成书晚于《三国志》的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作注云：“（魏）景元四年（263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减去同年蜀户口数，则魏有户663，423，口4，432，881。唐杜佑《通典》即综合以上数字为“天下通计户一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与同书记载的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10，677，960户，56，486，856口相较，尚不及七分之一，降到了我国有史记录以来人口数字的最低点。
1.三国户口数字不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
曹魏统治下的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是东汉末黄巾起义军受到地主武装的血腥镇压，以及继之而来的军阀混战的主要厮杀场，再加上天灾频仍，人口有了空前的减耗。全国精华所在的东、西两京及其附近的河南、三辅地区，在董卓及其部将的劫掠下，“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青州“邑有万户者，著籍不盈数百”，冀州在曹操占有其地时，得户“三十万众”，只及东汉时的二十分之一，其人口减损之多，当可想见。
曹魏承汉末丧乱之后，经过四、五十年相对稳定局面，生聚孳息，由于广行屯田，兴修水利和招徕流民，使东汉以来脱离了土地的农民又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如两淮地区，“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达到“资食有储，而无水害”，再加上曹魏对农民剥削的程度比东汉为轻，在《收田租令》中规定：“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田亩产量提到了历史时期的新水平，由东汉末建安时的“令亩收三斛”，提高到“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从左思《魏都赋》所述“绵绣襄邑（今河南睢县），罗绮朝歌（今河南淇县），绵纩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缣帛清河（今山东临清东北）”，可见丝织业在汉末严重破坏以后也已得到复苏：而汉末残败不堪的曹魏首都洛阳，到魏齐王时（240—253年）已成为“其民四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的繁华的国际都市了。
蜀、吴统治下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东汉末受到战乱和天灾的影响较少，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生产得到发展，也为人口的自然增殖提供了物质前提。蜀汉所在号称“天府之国”的益州，在诸葛亮“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的政策下，农业亩产量大大提高，“绵（绵竹）与雒（广汉）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成都平原出现一片“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的繁荣景象，素负盛名的蜀锦远销魏、吴两国。“水陆所凑”的成都，已是“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里，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的一大都会。到蜀向邓艾投降时，刘禅在给魏国的降书中说：“百姓布野，余粮栖亩”，府库中存有“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
东吴立国之初，由于北方劳动人民的南下，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扩大了耕地面积；又由于实行屯田和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在京都建业附近，“其田野则畛辍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武昌冶铸业，海盐（今浙江海盐）、沙中（今江苏常熟）的盐业，三吴的丝织业，侯官（今福州市）、临海（今浙江临海）、番禺（今广州市）的造船业都有很大发展。吴都建业有大市、东市，商业繁盛。“富中之氓，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随着东南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其人口自应处于不断增长之中。
可是，裴注所引三国末期蜀、吴两国的户口数，较之东汉相去却极为悬殊。东汉时益州刺史部所辖十二郡国，计152万余户，724万余口，其中蜀郡一郡即有30万余户，135万余口，蜀汉领土相当于益州全境，而只有28万户，94万口，户与口分别为东汉时的18.3％及12.9％。甚至比东汉蜀郡一郡的人口还要少得多。东吴领土相当于扬、荆、交三州全境，有52.3万户、230万人，仅及东汉时269万余户、1，171万余口的19.4％及19.6％，这样大幅度人口减耗的记录，也显与蜀、吴两国原有的基础及经历了半个世纪生聚孳息以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2.三国户口统计数字为何偏少
三国末期见于史籍记载的户口数字偏少的主要原因大抵有四：
（l）世家豪族荫附户口对封建国家人口的分割
曹魏统治下的中原地区，东汉末，世家豪族在战乱中多率领自己的宗族、部曲筑坞壁以自保。如许褚，“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即其一例。曹魏代汉后，随着世家豪族势力的发展，实行“给客制度”：“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一般农民为逃避赋役，纷纷依托豪强。这些处于世家豪族荫庇之下的部曲、佃客，是不列入政府户籍的。
蜀汉政权所在的益州，豪强地主也有众多的部曲、佃客，据《华阳国志·蜀记》记载：“郪县（今四川三台县）大姓王、李氏，又有高、马家，世掌部曲”。诸葛亮征服南中后，将“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又从李严以罪废后，犹有“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可见蜀汉政权的贵势之家，拥有佃客、奴婢的数字也不在少。
以世家豪族作为政权基础的东吴，采取与曹魏给客制度相似的复客制度，以赏赐功臣的形式，赐给大族以土地和佃客，如吕蒙征皖有功，孙权“即拜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寻阳（今湖北广济东北）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蒙死，“蒙子霸袭爵，与守冢户三百家，复田五十顷”。孙权给臣下的赐客享有免除承担国家租役的特权，《三国志·吴志》中常有“殊其门户”的记载，它们从孙氏皇室合法地瓜分得土地和劳动力，在其荫附下的佃客，也就成了从政府编户齐民中分割出去的户口。
（2）屯田生产者不列入郡县的编户
继汉末社会动乱之后，三国的统治者为使流民与土地结合，以解决军粮的需要，实行屯田制。民屯的生产者“屯田客”（亦称“典农部民”）直接置于农官的管理之下，曹魏在中央为大司农，郡为典农中郎将及典农校尉，县为典农都尉。在典农官管辖下的屯田户，是独立于郡县之外的。
蜀、吴两国屯田组织史无翔实记录，但从吕乂为汉中（今陕西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及陆逊“出为海昌（今浙江海宁盐官）屯田都尉，并领县事”的记载，可见蜀典农官为督农，吴为屯田都尉，也是独立于郡县之外而自成系统的。
（3）“兵家”和“吏家”也不属于州县的管辖
《三国志》裴注所记蜀、吴投降魏、晋时的士民簿和图籍，均将州县的“户”与“兵”、“吏”并列。据曹丕“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及孙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对士兵以“户”或“家”相称的记载，表明士兵是与其家属一起，作为“兵户”或“兵家”（曹魏称为“士家”）而单独入籍的。吏即“庶民之在官者”：大多是在郡县服役的“吏卒”，“吏家”和“士家”同样是世代相承的，只是其地位较高于士家而已。
杜佑《通典》对三国人口的统计，仅限于州县编户，而不及“兵家”与“吏家”，其本身就是不全面的。
（4）少数族大多不在州县的编户之内
汉魏之际，西北边陲少数族陆续向内地迁移的人数很多。汉族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边境少数族的控制，和补充内地劳动人手及兵源的不足，招引或强制塞外鲜卑、乌丸、匈奴、羯、氐、羌等族人民徙居内地。这些少数民族内迁后，虽与汉族犬牙交错地杂居在一起，但他们多仍保留其原有的部落武装组织形式，不在州县的编户之内。蜀汉境内处于时叛时服之中的南中地区的少数族人民，以及东吴境内累经征伐的少数族山越，也有部分置于国家的编户之外。
综上所述，三国时期从政府分割出去的“部曲”、“佃客”、“奴婢”等世家豪族的私家户口，由国家典农机构管辖下的屯田上的生产者“屯户”，郡县编户之外另立户籍的“兵户”、“吏户”，以及仍保持其原有部落组织形式的少数族的“牧户”等不属于郡县管辖下的人户，已远远超过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再加上郡县编户中广大自耕农因逃避赋役而流亡的“逃户”、“漏户”，封建国家地方行政机构郡县所能直接控制的人户，仅仅是整个户口数的一小部分而已。
3.对三国人口的再估计
倘就三国时期造成户口统计数字偏低的诸因素，细加稽考，仍不难作出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于实际的推论。
（1）三国时期，因世家豪族与中央皇室共同瓜分土地与劳动力，而被摒诸国家编户之外的私家佃客，其具体人数已无法确知。《抱朴子·吴失篇》对吴“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于公室”的世家豪族，曾有“僮仆成军”的描述。近人李剑农先生论及“冒荫之事已盛行于三国晚期”时，提出“盖依附私家为私家之部曲佃客，不列入国家之编户者，当数倍已登记之户口也”。如除去其中列入“兵户”的部曲，并考虑到各地荫附私家佃客程度的不平衡，则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世家豪族所荫附的私家佃客，也要倍于州县编户，其数当在2，946，000余户，15，344，000余口。
（2）屯田的生产者“屯田客”的人数，史无记载。因中原战乱荒芜土地及亡民较多的曹魏实行屯田最为普遍，其屯田区遍布于西起上邽（今甘肃天水），东至青、徐，北至幽、蓟，南及淮南的广大地域。文帝谢劝进令云：“且闻比来东征，经郡县，历屯田，百姓面有饥色”，将屯田与郡国并列，正是屯田组织遍及各地的明证。蜀汉为解决军粮运输的困难，在接近前线的汉中推行屯田。东吴“新都（今浙江淳安）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今江苏武进），男女各数万口”。见于《宋书·州郡志》分布于丹阳郡境内的还有江乘（今南京市东）、湖熟（会江苏江宁县境）、于湖（今安徽芜湖东北）、溧阳（今江苏高淳东）等处。其他华核“始为上虞尉、典农都尉”，在会稽郡境；前举陆逊屯田海昌，则在吴郡境内；孙权别赐吕蒙“寻阳屯田六百户”，更远及荆州。从东吴民屯遍布长江中下游来看，为数也不在少。
晋初废除屯田制后，据《晋书·地理志·总序》记载，太康元年（280年）有户2，459，840，口16，163，863，比《通典》所记载的三国末期总户数增加了67％，即986，417户；口数增加了110％，即8，490，982口。增加的主要为原屯田客转为州县的编户，也就是罢屯田以前屯田客的户口数。
（3）《三国志》裴注所引蜀、吴两国的兵吏数字，乃指兵、吏本身人数，但世代相承的“兵户”和“吏户”，也就是“兵家”和“吏家”，是包括其家属在内的。以曹魏的兵户“士家”为例，大多来自私家部曲，如山阳巨野人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今山东巨野县西南）”，后依附曹操，“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从“三千余家”、“万三千余口”来看，每户平均4.3口。倘以此数通计之，则吴兵23万，为98.9万余口，蜀兵10.2万，为43.8万余口。魏兵数字缺载，但据司马昭讨诸葛诞时上表所称：“今诸军可五十万”，其士家人数当为215万。三国总计兵户当在83.2万余户，357.7万余口。
至于吏户，吴永安元年（258年）景帝诏令中曾有“诸吏家有五人”一语，以此推断，吴吏3.2万，当有16万口，蜀吏4万，当有20万口，魏吏数字缺载，按蜀吏占州县编户数4.26％，吴1.39％，魏折衷以2.83％计，吏为12.5万余户，62.5万余口。三国总计吏户为19.7万余户，98.5万余口。
（4）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族内迁，如辽西“怀来鲜卑素利、弥加等十余万落，皆令款塞”。又“（阎）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曹操分南匈奴三万余落为五部，使分居于并州，又“令（张）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今陕西武功东）、天水（今甘肃甘谷东）界”等。据晋武帝泰始年间，侍御史郭钦在提出徙戎主张时所说：“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和魏时“边郡新附，多无户名”等记载，曹魏统治下的北部中国少数族内迁数字，估计应在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至于南方，散居于益州南部的南中各少数族，其分布地区占蜀领土一半以上。分布地区遍及东吴南北广大领域的山越，人数更多。陆逊、诸葛恪进攻丹阳山越，各“得精卒数万人”，贺齐征服建安、丹阳山越，先后降汉兴、余汗6.2万户及黟、歙4万户；即逾户10万。三国时期少数族的全部户口，估计不会少于政府州县编户的四分之一，即36.7万余户，191.8万余口。
经重新估算而得的三国末期户口，为680.1万余户，3，798.6万余口，几为《通典》所记数字的五倍。其户与口分别为东汉永寿三年（157年）的63.6％及67.2％，其中蜀汉户口为近139万，人口六百多万（占总人口大约20%）。
三国时期户口的减耗。当代人即作出了夸大的估计。太和年间（227—232年）杜恕上疏说：“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者一州之民”；青龙年间（233—236年）陈群上疏说：“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景初中（237—239年）蒋济也上疏说：“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按魏明帝时期（227—239年），由于政治上相对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生聚孳息，户口当处于不断上升之中，但诸臣仍以人口稀少为言。裴松之为《陈群传》作注时，已表示疑义，他以《晋太康三年地记》户口为例，指出“魏虽始承丧乱，方晋亦当无乃大殊。长文（陈群字）之言，于是为过”，但未作进一步研究，陈群之言长期流传，影响至深。
第174章三箭连珠
那青年身材颇为清秀，他没有选择举石锁或拉两弓强弓，而是拿起了普通的一石弓，走上了靶场，百步之外，立着一块蜀军箭手训练专用的箭靶，但见他手中扣了三支箭，拉弦如满月，第一支箭在空中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噗”地一声，正中红色靶心的正中央。
“好！”周围围观的人群立刻爆发出欢呼声，应募的人大多选择的是举石拉弓，象他这般射箭的本身就少，每个比试箭术的人都有三次机会，只要有一次命中红心就会被录取，这青年只是第一箭就射中了红心，箭术高超让人无比钦佩。
却见那青年并没有停手，嘴角挂了一个矜持的笑容，再一次地拉动弓弦，第二支箭又飞了出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支箭并没有射中箭靶，而是射中了第一支箭的箭尾，犀利的箭头将第一支箭劈开，钻入了箭身之中，将第一支箭一劈两半，而第二支箭的箭头就牢牢地钉在第一支箭的箭头后面。
围观的人皆发出一声声的惊叹，如此高超的箭术真的令人叹为观止，射中红心并不难，难的是第二支箭竟然将第一支箭射穿了，要知道箭杆只有指头粗细，百步之外击中如此小的目标，那可不是一般的神箭手可以完成的。
就在众人叹声未息的时候，那青年的第三支箭也已经出手了，在空中划过一道掠影，命中了第二支箭的箭尾，第二支箭也被劈裂开来，箭头牢牢地钉在前两枚箭头的后面。远远地看去，靶子红心上只插着一支箭，但细看之下，却是三个箭头依次钉入箭靶。
所有人这下都目瞪口呆了，如果说第二支箭或许还有些运气的成分，但第三支箭却明确无误地告诉众人，什么才叫神射术！
就连负责募兵的那名军侯都惊呆了，瞠目结舌，如此精妙的箭术，他不但没有见过，就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蜀军之中，还真没有人能射出三箭连珠来。
“怎么样，合不合你们的要求？”那青年收起弓，微微一笑道。
军侯这才回过神来，连忙道：“射得好！射得好！壮士请到这边登记。”
负责登记事务的是军中的主记，笑容可鞠地道：“壮士请出示名刺。”
名刺是一块巴掌大的布帛，是由各乡乡佐颁发的类似于后代身份证的一种户籍凭证，上面一般会有持有人的姓名、籍贯、户口种类、特貌特征等，加盖有乡里的印鉴，用来证明持有人身份。无论是那个朝代，对户籍的管控都是十分的严格的，除了商贾，一般的自耕农或工匠都是不准离开户籍所在地的，更别说是依附于主家的奴婢。不过汉中沦陷之后，大量的流民从汉中逃到了成都来，户籍管控才稍有松懈。可多数的流民就算是没衣没食，也不敢轻易地把证明身份的名刺给弄丢了，没有了名刺，那几乎是寸步难行，还很有可能被当做魏国的细作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