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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缺心眼儿的臭娘们儿！

洪衍武的心突然疼起来，攥着拳头就想骂街，可他喉咙偏又被什么堵着出不了声儿。

哼，他的臭事自然是早无人不晓了。这些街坊邻居们平时绝对没少念叨他。他都能想象他们表面上是如何叹息，如何摇头，好像很关心他，替他惋惜似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人会为他回来高兴，他们背地里肯定都像这个臭娘们，巴不得政府把他枪毙呢。可那又怎么样？老子不在乎。老子回来了。老子还很高兴。老子全须全尾，没少胳膊没少腿。老子……

脑子里带着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洪衍武拐过了一个弯，绕到了边家的地界，终于耳边清净了。

洪衍武从生出来就认识边家门上这两把又大又笨的黑锁了，那和善的老两口一看就都不家。退休了的边大爷不知道去干嘛了，可边大妈是街道居委会成员，肯定还在街道上忙活。边大妈的职权范围很大，她管黑五类，管军属五保户，还管除四害，撒耗子药，活的死的一把抓，老太太什么都操心。

边家的房檐下面又是另一个景儿。没有成堆的蜂窝煤和白菜，那些都被安置进小房了。因为边大爷最喜欢摆弄花草，所以边家的窗台上下满是花盆瓦罐。别看破，那都是腾土用的，边大爷真正的宝贝，可都在屋里过冬呢，直到气候适宜才会被挪出屋来，给大家欣赏。另外，养鱼的荷花缸因为挪动不易，也只能留在屋外。已经结了一层薄冰，里面的小金鱼也不知道还活着几条。对这个物件，洪衍武也挺熟，他小时候没少偷着往里头撒尿。

全院的自来水管和下水沟的位置也在这里，正对着边家正北房门口。所以边家就近把小房盖在了北房的前面，无意中小房也成了分界线，把洪家和边家也隔成了两个单独空间。再绕过这间边家的小房，就是洪衍武的家了。

一眼望去，通向家门的夹道尽处，一棵粗大的老枣树摇动着残缺的枝干，先自怯怯地迎接他。

枣树丑得厉害，枝头光秃秃地随风吹动，谈不上一点美感，看着倒像是成了精的妖怪。天一暖和，枝杈上还常会潜伏着京城孩子们最怕的一种虫子——“洋剌子”。其实，那玩意的学名叫青刺蛾，浑身硬毛，色彩狰狞，那毛要是碰到皮肤上，立马红肿，又疼又痒，让人哭都哭不出来。不过洪衍武却从没因此嫌弃过这棵老树，他知道它的好处。

春天，嫩绿的叶子会从枝条里钻出，淡黄色的枣花零零碎碎地开起，无论早晚，香味能一直飘到院外，经常有路人提溜着鼻子跟着味儿地嗅。

夏日，那树寇会罩满整个院子，只要日头好，满院里撒满花荫凉儿。每天晚饭，全家都在枣树下吃，静静地的说话，父亲喝酒，母亲给几个孩子夹菜。

还有，这棵老枣树从不浇水也不上肥，可是每年秋天都是硕果累累，年复一年，从不间歇。就跟它要报答谁似的，一到了日子，白花花、红澄澄的果儿一准儿挂满了枝头，坠得树枝能弯得快沾着地了。按母亲的话来说，那枣长得就跟“蒜辫子似的”。

洪衍武走到枣树前停下，能看到枣树离地一米多高的地方有个模糊的大伤疤，那是东向一根横出的主干被锯掉了。他忍不住抚摸起这道粗糙的伤痕，竟提前产生了一种见到亲人般的激动。

儿时的他，在树上打“摽悠儿”，蹬着它摘过枣，还在树身上“拳打脚踢”地练“武功”。他记得很清楚，他曾经多么幼稚，多么天真地把这棵树当作“玩伴”和最好的“游乐园”。而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他的淘气，老枣树才无辜受累，被卸掉了这条膀子。

七岁时候，因家中饮食清淡，极度渴望肉食的他，“贼”上了边大妈家的大黄狸猫。当时他踩着凳子，抱住那根横出的枝干打了个吊悠，就蛇一样的盘上了树。毫无意外的，他利用铁丝下套，轻而易举就套上了那只倒霉的猫。尽管那只大黄狸猫闪着绿眼冲他连呲牙带呼噜，凶猛得就像只老虎，可结果还是免不了被他这个“打虎英雄”吊在树上，开膛剖腹的剥了皮。下树之后，他又无师自通地架起树枝玩起枣木烧烤。没想到的是，喷香的肉味把满院的人全招出来看。结果一向好脾气的边大妈一看见“虎皮”就急了眼，竟然空前绝后地堵在洪家门前，不依不饶的闹了一天。而从不打孩子的父亲也因为这件事第一次揍了他，用篾条抽烂了他的【创建和谐家园】。

挨完揍，他本以为这事就算过去了，可后来才发现，原来干这件缺德事的报应远还没完。

同年中秋，他见妹妹看着枝头沉甸甸的半熟枣子犯馋，就自告奋勇，照样踩着那只横枝爬上树去给妹妹摘枣。可是在妹妹拍手叫好中，他才刚用跨栏背心装了半兜子的枣，二哥就跑来说父亲在家中喊他，让他和妹妹快去。他以为又有什么淘气的把柄被父亲知道了，心里一急顺着树干就往下出溜。结果他的前胸、肚子，都被枣树粗糙的树皮划了个稀烂。

妹妹当时被就他满肚子的血道子吓得脸白了，二哥也楞在了当场。大概是觉得与这事脱不了干系，应该对他这惨不忍睹的肚子负责吧，二哥就偷偷跑到药店买了瓶二百二（过去常用的外用药，除了碘酒和龙胆紫，只有红药水。二百二就是红药水，学名红汞。叫它二百二，那是因为试验了二百二十次才成功。）回来。可哪知妹妹帮他抹过红药水后，那肚子却更像是被开了膛破了肚，只觉着陌生、惶恐、不能容忍。这下他就连衣裳他也不敢穿了，一穿就染。最后只好独自挺着个莫名其妙的红肚子站在外面，根本不敢进屋。

等得父亲不耐烦地从屋里出来，发现了他那个惨不忍睹的红肚子，立时就被吓了一跳。待弄清经过之后，鉴于他在树上玩过的花样太多，怕他哪天从树上摔下来，父亲二话不说就把他常以借力的横枝给锯断了。

而此时他才得知，原来父亲叫他去，并不是掌握了他什么新的“犯罪证据”，只是为了给家里的孩子们分食月饼。这不免让他垂头丧气之余，又把二哥好一顿埋怨。

往事犹在昨日，想起当年的红肚子，洪衍武的眼神一瞬间伸得很远。

绕过枣树，终于进入了家的范围。洪衍武第一眼就先看到两只半大的鸡雏儿，正咯咯地在厨房前踱步啄食。

洪家的小房是间倒座房，小房西边墙根下码放着一堆儿表皮干涩的白菜。因为怕被鸡啄了，一个摞一个的白菜堆儿上还盖着个破毡子。小房东边支着油毡棚，窝棚下整整齐齐的蜂窝煤码得挺雄伟。另外小房的门框旁边还挂着几辫儿紫皮蒜，蒜辫儿底下搁着一个装垃圾用的土筐，土筐上面是个半锈的黑铁皮簸箕，旁边还歪着一把快扫秃了苗的破笤帚。

走到小房前再向左看，那就是两北两东四间正房了。那两间东屋的窗台上摆放着四个酱菜缸子，房门却都锁着。只有北房父母的房间没有挂锁，而且烟囱里还在冒着白气。洪衍武现在站在院里就能闻到，从那间屋子里，正沁出一股浓浓的中草药气味。

是的，回家了，三十多年绕了一个大圈子，终于回来了。眼前的情景可以证明一切，这是千千万万人渴望而难求的奇迹。

熟悉的情景像是在召唤，像是在催促，洪衍武几步就走到父母的房门前。可正当他手接触到那曾经打开过无数次的家门时，哪知心底却突地一酸，反而患得患失起来。

门后就是他成长的痕迹，也是他心灵中的烙印，现在只要一打开门，他就能再见到让他朝思暮想的亲人们。

可问题是……亲人们会高兴见到他吗？

母亲和妹妹不用问，肯定是开心的。大哥和大嫂呢？

虽然他们对自己一直都有很大的意见，但想必母亲会劝说他们不要难为自己。二哥还在山西插队，侄子尚未成人，这些他也不用担心。

最关键的是父亲。父亲会不会原谅自己？

洪衍武又想起当初他在父亲面前被抓走，他大声喊出“我没有爸爸”的一刻。虽然没看见，可他能想象出父亲最后离开的情景。

那瘦得一阵风都能刮倒的父亲，步履蹒跚的父亲，一定是望着胡同口伫立了许久才佝偻着身子转身离开的。父亲的眼神一定和他伤透的心一样，空冥，悠远。

心乱了，手颤了。杂乱中带着惶恐，心悸中也有种撕裂的痛。

人哪，总会伤害爱自己的人，但往往自己也会受伤。

恍惚间，洪衍武似乎看见了房门被打开，而所有亲人正站在屋中，全都没有表情地看着他。

他的身体僵住了，灵魂已经出壳。

第四十六章世家

洪衍武的父亲洪禄承，年轻时气质出众，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可如今他卧病在床半年，头发白了大半，已经没那么好看了。尤其是那黄暗瘦削的脸颊，眼角腮旁的皱纹，全都在证明一个道理——生病的人真是容易老。此外，他原本还是个高身量的人，也是因为染上腿疾，才养成了弓腰驼背的习惯。现在无论哪个熟人，见到他如金钩大虾米一样攒在床上的样子，总会感觉他凭空矮了不少，就像是活抽抽儿了。

说起洪禄承的这个病，完全是因为“十年运动”时期，单位监督他劳动改造，把他长期安排在寒冷潮湿的防空洞里打理杂物仓库才染上的。从去年年底起，也就半年的时间，他的腿自膝盖以下由起初的发麻、发酸，很快发展到了疼痛、糜烂，以至于现在藏在被子下的两条小腿都已变得一片乌黑，烂成了血污一片。

众所周知，久病在床的病人很容易得褥疮。所以为了少受点儿罪，洪禄承每天还要坚持忍疼挪动几次身体。而就在刚才，正当他一如既往用肘部撑着上半身，挣扎着想要挪动时，却突然感到一阵乏力。结果力度失控，一下就牵动了小腿的疮口，引发了一阵格外钻心的疼痛。

不过，洪禄承尽管摔倒在了床上，头上疼出了豆大的汗珠，但他还是咬住嘴唇，执拗地攥紧拳头，不肯哼出半声来。女儿洪衍茹正在堂屋熬药，他怕女儿听见。

片刻后，疼痛似乎略微轻了些。洪禄承喘息了几下，一狠心，扶着床头他又重新坐起来了。这感觉怎么说呢？就像万千细针一齐刺着他的腿。他的汗无疑出得更多了，可毕竟还是立住了。就这么着，他就生抗着，直到钻心的疼痛又衰减了些，才再次咬牙硬挺着一点点挪动。许久许久之后，在颤颤巍巍中，他终于完成了预定动作，带着满身冷汗靠在了床头。

洪禄承长长舒出一口气后，闭上了眼。挪动之后往往是腿最疼的时候。为了好受些，他常像这样把眼闭上想事儿。这种时候，他往往就会温习起有关洪家祖辈的故事，和他一生所走过的路，因而也总会萌生出一些说不清的怅然和迷茫……

洪禄承是1917年1月27日生人，农历是民国六年的正月初五。算下来，1977年刚好六十岁整。他与妻子王蕴琳是在1937年成的亲，一直以来相敬相爱，携手至今已育有三子一女。他生活中大部分都很普通，尤其是共和国建立之后。可要是非从他身上找到些什么特别符号的话，那恐怕就来自于他的家世了。因为他并非生于普通人家，而是生于解放前京城顶级的富豪世家——素被称为八大宅门之一的洪家。

在我国，谈世家，谈富豪，要有个分类，并不能拿来一锅烩。1949年以前，京城的富人阶层很复杂，既有交替登上政治舞台的新执政者，也有前清一系遗老和北洋废官家族，甚至还有逃难至京的俄罗斯王公贵族。而即便是豪商富贾，也因资金来源或是经营内容的不同，存在“官僚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差异，有着“新实业派”与“传统行商”的区别。

洪家历来以买卖兴隆和善于经营为京城百姓所称道，是最典型的传统商人代表。在解放前，京城流传着一个有关老字号商铺的顺口溜——“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陞，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品茗吴裕泰，落座龙顺成，大摆洪门宴，延年齐仁堂。”这其中的“大摆洪门宴”一句，指的就是以酒楼饭庄和饽饽铺立足京城，并以“宴”字的谐音字——“衍”和“燕”字作为商铺字号的洪家。

洪家的家族史有记载，洪家先祖洪祥祺是雍正年间从山东福山老家来京的，算下来到洪禄承的父亲洪效儒这代，洪家在京城已历经九代人。这二百年的商业积累和人脉关系，为洪家涉足其他更赚钱的行业提供了基础，故而在洪效儒掌家之时，洪家的商业版图已变得异常庞大。

当时洪家名下各类产业计有：饭庄衍庆堂、燕喜堂，酒楼衍美楼、燕兴居，饽饽铺衍美斋、金兰斋、衍英斋、衍祥斋、衍福斋、衍华斋、衍德斋、衍宁斋。这些庄馆和饽饽铺地跨京津两地，联号分号共计一十八家。其中，衍庆堂、燕喜堂均位列京城十大堂，衍美楼为京城八大楼之一，燕兴居为京城八大居之一，衍美斋则与永星斋并称当年京城北案烘炉局之魁首，风头甚至还压过了正明斋和瑞芳斋。这么说吧，单是京城的餐饮业就被洪家占据了十之二三。

另外，洪家还跨行经营着天宝金店、三阳金店、万庆当铺、古玩店聚宝斋，并与太医院寿家，合股共办了参茸庄衍寿堂。分号遍及京城、津门、沪海、南京、西安、青岛、烟台、旅大、沈阳等地，共计一十六家。

在京城，人人都知道洪家富。但要说起洪家人过着怎么样的日子，大多普通人除了管中窥豹了解的一些表象外，其余也只能靠臆想了。打个比方，百姓说富，必是“穿金戴银，锦衣玉食。”而真正豪门世家，却只说“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其间差别，一语可判。况且除了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外，在商业富豪的真实生活里，还包含着许多难言的苦涩。

这话绝非无病【创建和谐家园】。我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们，一向觉得商人靠出卖别人生产的东西取利，是极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从根儿上又认为商人的逐利性是搞乱社会的隐患，十分的不可靠。于是乎，对“商”这个阶层，历来严防死守，实行“抑制政策”，即“重农抑商”。故而商人富是富，但社会地位始终卑微。

就拿大清国来说，商人该穿蓝布大褂，那就得穿蓝布大褂，你有钱也不行。而且商人的儿子还不许做官，这大概就是现在说的封建压迫。

说到这里，洪禄承的父亲，平生倒是对雍正皇帝十分推崇。理由嘛，多少有点另辟蹊径的意思。按照洪效儒所说，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最怕百姓脱离户籍成为流民，使之失去剥削的对象，所以往往竭尽一切办法控制人身自由。而历朝历代，却唯有雍正朝的“摊丁入亩”政策歪打正着，竟为国人提供了真正的人身自由，这才使人们有了脱离地著选择职业的可能。否则，按照旧有的束缚制度，洪家是根本没有机会离开老家的。而且即便到了京城以后，也同样不可能招揽到足够的人手和伙计。更何况，若不是清廷皇家鄙夷商业到了不屑为之的境地，规定旗人经商就要被削去旗籍，那么像洪家这样的汉商即使身在京城，也是不会有什么生发机会的。对父亲这个观点，洪禄承也深以为然。

可即便做买卖的基础条件有了，但只凭一个普通商人要想把买卖做大，或是想进入国家专卖的领域，仍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除非，你去依附权贵，成为所谓的“官商”。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洪家自不能免俗。不过，洪家人也用亲身体会验证了一个道理——做一名“官商”，虽然社会地位体面了些，做买卖也会有很多便利，但副总用却也同样严重，甚至有些得不偿失。

其中逻辑不难理解，正因为靠山是“官”，所以投靠的商人不仅在要接受权益分配的不公平，并且还会因为靠山身份带来的特殊需求，从而承担诸多的牺牲和风险。

比如清末的“官商合办”，这个由头就是个吞银子的黑洞。不知有多少“官商”，因为主家迎合“上峰”而被迫身陷泥潭，成了牺牲品。

而在此之后，接踵而至的清帝逊位，则更是一场几乎使整个京城商场为京城官场陪葬的旷世灾难。

大清国的时候，京城的消费主体是以满蒙旗人和官员权贵为主。所以辛亥革命让清政府这么一倒台，不仅消费市场直线萎缩，并且就连许多陈年旧债也难以追回，这就导致了大量中小工商业者直接破产。而且越是“官商”，在这种情况下损失也就越大，因为这些大商家最大的顾客就是紫禁城。

拿洪家来说，“衍”字号饽饽铺历来有代替宫廷内外饽饽房制作传供的活计，而参茸庄衍寿堂又长期专办东西御药房的人参和鹿茸，这么算下来，一共一十六万两货款就此打了水漂儿。再如齐仁堂岳家，因为享有供奉宫廷其他御用药材的殊荣，也不得不咬着牙硬撑下近二十万两的亏空。而在所有与清宫有经济往来的商家中，损失最大的，恐怕就是专为皇家营造的兴隆木厂马家了。据说，修光绪东陵所欠的二十二万两和修北海所欠的三万余两，皇家一个子儿也未曾支付，而当年给马家留下的那张欠据，也随着北洋政府的登台，成为了永远无法兑付的一纸空文。

到了北洋执政时期，政府则开始提倡“西风东渐”和“实业救国”，商人的地位表面上有了些提高。但实际上，商人的待遇不仅没有什么改善，反之比清末还远远不如。且不说军阀之争造成市面货源奇缺，也不说政府暗中为外国资本的经济掠夺大开方便之门。最主要的，是北洋政府收的苛捐杂税要比清政府还狠得多。而且军阀乱战时期，每一位带兵入京的将军，都把商人们当成了碗里的肉，任意勒索取用。这种情形下，商家们的“大出血”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何况，那些大兵们也不是好敷衍的。这些家伙只要从军营里一被放出来，全是一窝蜂的来市面上占便宜。而洪家的店铺，因为有好吃好喝，自然就成了受侵害的首要目标。大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生【创建和谐家园】”，干什么都横着来。骂着“妈拉巴子”白吃白喝不说，更有甚者还仗着手里的枪杆子公然行抢，如若抗拒，那必定会砸店伤人的。

洪禄承从儿时起，就见惯了父亲因为兵痞闹事头疼烦恼的样子。而像这种让洪家既闹心又窝心的日子，大约要到1928年东北易帜，才算告一段落。

不过，封建制度的终结，毕竟还是对世风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要提的一点是，从1919年起，由于“五四”思潮影响，社会上开始涌现出一批新兴商人代表。这一批人是非常年轻的，其中不乏高等知识分子，甚至于“海归派”。他们没有旧有商人的身上的世故与内敛，而是表现出充沛的热情，以富国强民为己任，走实业救国的路线。虽然他们身上也不乏偏执和理想化的缺陷，但他们却是我国历史上最有报复，最爱国家的一批商人。而他们所兴办各类新型工厂和公司，也以强大的造富能力和全新的经营模式，很快成为了商界最耀眼的焦点。

每当提起这段往事，洪禄承都不得不对父亲感到由衷钦佩。在这种新旧交替的大时代背景下，正是由于他父亲的精明，洪家才没有墨守成规，被旧有的传统束缚住手脚。

洪效儒虽无实业派那样的眼界与留洋经历，却懂得乘势借风，投资生利。虽不懂得新型实业的经营方式与工业技术，却明白商场上最根本的原理——任何买卖永远都是以金钱为基。所以，他果断抓住了机遇，投巨资入股了岳乾斋的盐业银行和黄奕柱的中南银行，以及德国人詹姆士创办的朱诺饭店，并很快从这些洋行业里分享到了甜头。

待到洪禄承成为父亲助手的时候，他个人出自对这批实业派精英的敬重，又游说父亲继续投资了京城的丹枫火柴厂，以及股份制的津门北方轮船公司和津门利中酸厂。就这样，洪家的财富在分享盈利的同时，也间接为国家出了一把力，达到了一个双赢的结果。

实际上，从1927年“蒋光头”定鼎南京，到1937年南京政府执政时期，可谓我国工商界难得的“十年建设”黄金时期。尽管期间国外资本与官营资本异常强悍，但民营工商阶级在短期间内取得的成绩仍是蔚为大观，甚至使“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念演变为一种时代潮流。

只可惜，这批本土的资产阶级实业派实在运气不佳。羽毛才刚刚生长出来，还尚未丰满，就又遭到外敌入侵。而本应代表他们利益、保护他们生长的上层建筑，这时候却露出了既软蛋又混帐的真容。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南京政府只知道找商人捐饷捐粮，军队却不能尽责守土，以至于实业派们数年的心血大多付之东流，或是一头躲进了租界，或是被迫千里流亡。

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国难当头，洪家也未能幸免。京津沦陷后，在日本人的“限粮政策”下，洪家的店铺入不敷出，可日本人又不允许歇业，所以只好赔本维持。尤其洪效儒还拒绝使用伪币，又不肯与日商做生意。所以洪家的店铺每日还要被上门的汉奸、特务轮番勒索。最不幸的，是随着战火的蔓延，洪家在异地的店铺也纷纷毁于战乱，而最终能侥幸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

好在洪效儒做为洪家的当家人睿智依旧。在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之际，他就偷偷下手安排，让洪禄承携新婚妻子王蕴琳一起逃反，由津门乘船去了沪海。并且在临走的时候还交给儿子一张存单，洪禄承这才知道，原来为以防万一，父亲在美国花旗银行一直存有六十万银元。

到达沪海后，洪禄承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租界里醉生梦死，或是庸庸碌碌干等战火平息，而是时刻在寻找着能帮洪家保存实力、减少损失的方法。

当洪禄承发现在日军侵华的脚步下，沪海租界里反因为避难人口增加呈现出一片畸形的繁荣时，他马上就与时任工部局董事的犹太地产商哈同合作，用花旗银行里的这笔钱，在租界里大肆兴办西餐厅、咖啡馆、舞厅和夜总会，并很快赚了大钱。因此抗战胜利后，再回到京城时，洪禄承已积攒了足够的财力，来挽救洪家岌岌可危、濒临破产的祖业和信誉。也终于使得病危的父亲放下了心病，带着微笑握着他的手安然离世。不过，洪家的这段兴盛史摆脱不了历史的桎梏，终归也只是昙花一现。

之后的三年，由于政府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劫收大员”满天飞，借没收“敌产”之名大肆中饱私囊。我国的工商阶层始终处于一种“孤儿”状态。在那时，要想维持一份产业，可说是战战兢兢、惨淡经营，不仅要靠自己承受下日酋侵略的造成的损失，同时也面临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挤压与吞并威胁。

内战起后，蒋管区物价飞腾，当局又强迫民间上缴银元黄金，兑换成一钱不值的“金圆券”。致使整个经济呈现崩溃之势，神仙也无力回天。无怪乎当时有人咬牙切齿把委员长称为“蒋该死”，并私下宣称“三民党不亡，没有天理”。因而在内战时，我国的工商阶层，大多数人并没有跟三民党共进退，只在观望中期盼尘埃早日落定。

在这种背景下，洪禄承即便再有商业才华，也无可作为。能做到勉强维持诸多产业的经营，还能给洪家的老伙计们挣上一口饭吃，着实已经不错了。眼见民营资本丝毫不知出路何在，洪禄承的心头只有愁云惨雾。

1949年，大军狂飙席卷。随着三民党败走台湾，世界轻而易举转换成了红色。

江山底定初期，由于民营经济在全国经济比重中举足轻重，而且新执政的红党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还需要民族资本助一臂之力。所以只要不是官僚资本，不是洋行买办，工商阶层还是被定义“人民”，是所谓开明的“民主人士”。乃至在国旗中，也占有一颗星的位置。

在这时，红党高层对知名的商家是礼遇有加的，并给予了非常优厚的待遇。如齐仁堂第十三代传人岳松生，就属于商界中积极拥护红党的代表人物。不仅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在日后甚至成为了京城的副市长。

而以洪家在京城商界的名声，洪禄承自然也是重点统战对象。政府为他安排的名份、职务都有。但洪禄承一向秉承祖训，习惯低调行事，本能地不愿当这个出头的橼子，故而他最终婉言谢绝了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务，只肯顶个“工商界人士”的名头。

此外，建国之初的经济政策也很平稳。在经济管制上，除了打击金银外汇等投机生意，新政权强制没收的，也只针对官僚资本、敌伪财产。而对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态度，除了恢复生产、摆正新的劳资关系之外，只是“利用、限制、改造”。

这种合衷共济的经济状态，一直持续到1952年。而在这段时期内，整个世界几乎被重新改造了一遍。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连语言文字也得从头学起。因此不仅1949年以前的社会顽疾被扫荡一空，而且社会的发展也一日千里，遥远得如同做了一场梦一样。

那的确是一个豪迈的时代，不过在凯歌行进的同时，仔细打量，也会发现有一些裂隙，与那红底金字的光芒十分不协调。

从1950年起，不断有各界的“群众运动”被发动。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运动”，又比如“土改”、“镇反”、“肃清反动会道门”等等。这一系列的清理旧政权的残余，创立新社会的规范等等举措，其正义性在当时不容质疑，也给红党增添了救世色彩。不过，由于其方式超越了法制，也没有政策约束，其中的过激行为、违反政策的情况发生了不少。总之，这些运动虽未波及到工商阶层，却起到了杀鸡骇猴的作用。

就是从这时起，洪禄承的精神始终处于被抑制状态，并开始为自身的处境担心。他不得变得不小心谨慎，既不去过问政治，也不敢多赚钱，只求在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

没多久，政府组织洪禄承去参加了“学习国家政策，积极自我教育”的群众运动，他开始意识到身上有着“原罪”。心虚之下，为了“赎罪”，他首先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不惜变卖家产筹措资金，捐了几架飞机和几门高射炮。接着，还主动上交了用来出租的十几处闲置房产给政府，以解决不断增加的京城市民人口安置问题。果然，他这力争好好表现的举动获得了政府的肯定，登报表扬和大红奖状的鼓励也犹如护身符一般，让他那不安的心暂且安定下来。

如果历史是公平的，那么洪禄承这番举措可谓英明之至，后来也就洪福齐天了。只不过，风雨要是都按着天气预测那么来，就无所谓狂风暴雨了。困难若是能由着你安然做好准备，也就没有把人逼疯这一说了。

洪禄承哪里会想到，仅隔两年，一场席卷整个工商界的清查就凭空临头。而当他在群众斗争会上拿出奖状，并提起此时做过的一切时，却根本无人相信。历史就是这么可悲，旁人冷笑中的一句“资本家还能爱国吗？”，就把他自证清白的希冀全部抹杀。

特别是1952年2月16日，随着当天的各大报纸刊登消息，揭露了以沪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为首的一些不法商人，【创建和谐家园】国家财产和坑害志愿军的种种罪行后。人们心中最原始的正义感被触动了，成千上万淳朴的人民纷纷投书报社，称“五毒”资本家是“最可恨的人”。

说实话，像洪禄承这样的以诚信为本的商人，其实更痛恨糟蹋商人信誉的败类。可当时工商阶级的整体形象一落千丈，只要是商人，无论毒与不毒，几乎是人人喊打。凡资本家或业主，人人须得过筛子。

当时的具体细节没必要再提。总之，被隔离审查的时候，洪禄承完全垮了下来，他不得不顺着“打虎队”招认，甚至于自动加码。当他这只“老虎”被放出来时，已被斗得七荤八素，就像只“死猫”，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打虎队员找车把他送回去的。好在因他态度良好，几天之后，职工大会宣布了他已经“彻底坦白”，并作为从宽处理对象，把他由原定的第一档“完全违法户”，降为第三档“半守半违法户”。（如果是完全违法户，至少要判刑坐牢）

同年5月，“运动”全胜收兵。经历过劫难的商人们，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厂和店铺。但这次清查，已经使许多人不敢做买卖了，甚至有人还在私下喊出了“再做买卖就是孙子！”这种话。可还没等他们决定是否真的要关门不干了，紧跟着下来的巨额处罚，又迫使这些人不得不继续担当，才刚发过誓的“孙子”。

洪家接到的通知书也不例外，上面清楚写着，补税和罚款总计是五亿元。（币制未改前，五亿元即五万）

在日后一段时期中，税务员每天来洪家坐索，有钱就拿走。而为了缴付巨额的退补，洪禄承不得不搜罗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变卖筹款。先前是一些文物字画，后来就轮到了妻子的衣物首饰。

解放后，当铺已经彻底消失。文物字画要送去琉璃厂，春绸的棉袍与貂皮大衣等物，在信托行可以寄卖，但金戒指金首饰，却因政府规定只能拿到银行去。洪禄承的妻子王蕴琳仅去了一次银行就不肯再去了，说是不忍与旧物相别。再打点完东西，则让洪禄承送过去。洪禄承直到看到银行的人为检验金子的成色，把很精美的首饰扭得乱七八糟时，这才体会到了妻子的心情。就这样，持续了二年，洪家的家当去了多一半，才陆陆续续把这笔巨债还清。

1954年，对工商界又是关键的一年。随着齐仁堂在岳松声的带领下，率先宣布实行公私合营，京城的各行业对此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久后，绸缎铺瑞蚨祥，饮食界的惠丰堂、萃华楼以及森隆饭庄也跟着宣布实行。面对这种情况，洪禄承不免心焦如焚。

洪家传到洪禄承已是第十代了。要论本心，他着实不愿做这个末代的“破家”罪人。且不说他本身就对做买卖有着浓厚的兴趣，更何况父亲在离世的最后一刻，还在郑重嘱托要他把洪家的基业好好传下去。他如果就这么放弃了祖业，不仅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对自己寄予厚望的父亲呀？可若论现实情况，想要维系下去，又实在是千难万难。

首先来说，社会形势就不允许。实际上，饮食界单个的公私合营早在1950年就开始了。想当年是同和居走了第一步，到了1952年，丰泽园和聚德全又先后跟随实行。洪禄承早已看出，这条路恐怕是大势所趋，国家的决心是不会扭转了。再加上他已经深刻领教了那种力量，心知妄想抗拒，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其次再说经营上的困难。由于对工商阶层清查的作用，社会风气变得更加崇尚俭朴，导致高端消费市场不断缩减，最后的结果就是饮食业由于长期实行低价供应，整体沦为了社会福利行业，根本无利可图。再加上近年来，国家对农产品开始实行统供统销制度，买什么都要凭证，更使得私营企业采购原料变得尤为困难。

洪家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酒楼饭庄由于业务清淡，大多已经关门，只剩一家衍美楼在勉强维系。而菜单也已经作废，每天仅能看情况而定，供应一些不讲时令的家常菜。另外，就连饽饽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由于缺乏大量的糖、油、果脯、鸡蛋和奶油，目前仅能烤制一些粗制炉食，基本快变成烧饼铺了。再这样下来，登门的顾客自然还会越来越少，店铺亏损更是铁定的。就算不合营，大概离自己关张也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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