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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下令，把这些逮来的戎人不分年龄、性别，全都给我砍喽！
还是司马裴度死死扯住了郭默，告诫说：“大都督军法森严，禁止杀戮，将军慎勿违犯啊。”郭默瞥他一眼，说：“便大都督在此，须无此妇人之仁”
其实这话应该反着理解，他的本意是说：在我看来，大都督多少都有点儿妇人之仁哪。
“天下大乱，皆因胡戎，若能杀尽彼辈，天下自然安泰。前此平彭卢时未能杀尽，才有今日之叛，今若杀尽，乃无明日之患！然察前此不杀者，为雍州尚未底定，秦州不在掌握，恐其再乱，迁延日久，有害方略。如今雍、秦二州，皆归大都督，而彼獠又起叛乱，则此时不杀，更待何时啊？！”
随即扬鞭一指，厉声道：“叛者皆当杀！今杀此一族，诸戎俱恐，才能保得西陲长治久安！”
裴度一扳郭默的膀子，说请将军略行几步，我有几句心腹话要说。
于是二人避至一旁，裴度压低声音说：“我本大都督家奴，承大都督看顾，释籍为民，且赐裴姓，等于子侄。昔在江东、徐方，侍奉大都督数年，则大都督心意，度能略知一二将军可肯听否？”
郭默说好啊，大都督究竟是怎么想的，还请你不吝赐教。
裴度道：“大都督实有仁者之心，不分晋戎，皆目为子民。且将军适才云，乱天下者是胡戎？私以为不然。大都督曾与我等言道，乱天下者，实诸藩也，胡戎不过趁乱而起罢了”
郭默闻言，双眼略略一眯，捻须垂首，若有所思。
裴度续道：“既然仁德化被，不分晋戎，则必不愿见将军杀戮过重。若屠青壮，犹有可说，若杀妇孺，恐怕大都督得知，必然责罚将军，却又何苦来哉？彼妇孺又有何能，何必杀尽？”
眼瞧着郭默仍然是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裴度又改口劝道：“且安定为边塞，地近于戎，刘曜觊觎于侧，户口原本不蕃，若将戎人杀尽，必然贫瘠，所驻兵马皆须他处粮秣供养，耗费必巨将军三思。”
裴度反复劝说，郭默这才收起屠刀，说把戎人中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挑出来，全部斩首；其余妇孺，暂且圈禁起来，以待将来发落吧。
如今他来见裴该，却见裴该雷霆震怒，心说好险，幸亏我当日听了裴司马所言，略微收了收手于是禀报说：“妇孺皆俘，并未杀戮，即乱军中死者，亦不枭首。”至于我亲手杀那两个，事出有因，部下士卒也难免有少量杀戮，比例太低，那就干脆含糊过去算啦。
裴该不再言语，却瞪着郭默好半天，一直瞪到郭默低下头去，目光闪烁，这才轻轻叹了口气，告诫说：“思道，所谓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唯存仁心，始是国家栋梁，若贪杀戮，止一屠夫耳。军法既不禁，不能说卿有罪，但卿扪心自问，所杀皆不得已，还是有意为之啊？
裴度天赋并不甚高，但确实跟随裴该多年，是多少是能够摸到一些大都督的脉搏的。郭默杀戎人青壮，他并不多劝，直到郭思道要向妇孺举起屠刀，这才赶紧扯住因为他知道，那是裴该的心理底线，万万不可突破。
裴该自命并无妇人之仁，他更欣赏孔子的话，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那么何以为“直”呢？你操械反我，我必杀之，若只求自卫，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诚如郭默所言，戎妇普遍比晋妇要剽悍，也有一定抄家伙干仗的能力，但光有能力不算为罪吧？即便游牧民族，也很少有编妇人为军，出征抢掠之事，绝大多数情况下，妇人只有在保护自己亲眷和财产的时候，才会被迫端起武器来。
则杀老戎犹有可说全民皆兵嘛，老戎确实也有可能上阵杀妇孺就属十恶不赦了，裴该的这条底线是绝对不可触碰的。
裴家军法中并没有不可杀降、杀俘一说，因为其实裴该也曾多次杀过，只是数量很少罢了。因应具体情况，或者是为震慑敌胆，或者是方便圈押俘虏，有时候亦不得不作此暴行，所以不可能明确划线，一律严禁。那么既然如此，在还没有深入调查之前，就不能说郭默触犯了军法啊。
除非郭默真的杀戮了妇孺，那才罪无可赦因为军法严禁杀害平民，不管晋戎，而妇孺理论上是不能算作军事人员的。
所以他也只能暂时按压住胸中怒火，改为谆谆教导郭默了
“且卿一路行来，不许戎部请降，则其必然操戈，岂非先将兵械交于彼手，再以此论罪，故意坑陷么？且杀其卒而灭其族，犹可震慑他戎，若连老弱皆戮，其谁还敢降者？西州如何底定？社稷如何得复？”
后世有很多杀光某族的叫嚣，这种极端种族主义言论，向为裴该所不齿。固然，即便中华民族也不是纯以仁德化被万方那只是美好的理想而已的，偌大疆域，也不是充话费送的，对于别族的血腥屠戮，史不绝书。但存在的未必合理，即便合理也不合乎道德，不合乎道德的事物必留绝大隐患。
从来种族屠杀就绝不可能使一个国家富强，与此相反，是一个国家富强之后，才有种族屠杀的资本，且同时，对于一个富强的国家而言，种族屠杀反倒是最失败的扩张手段。某些笨伯或者说懒虫，完全不会分析社会现状，不屑于研究复杂多变的【创建和谐家园】和阶级问题，只是启动他们平滑如镜的大脑回路，揪住未必真实的表面现状，然后想用简简单单一个“屠”字就解决全部问题搞政治怎可能那么轻松惬意？
即以今时今日而论，倘若种族屠杀真能加速中国重新统一，进而富强的步伐，那么裴该宁可抹杀良心，遭到万世唾骂，也会尝试采取这一政策。但那根本是不切实际的妄想，雍、秦两州胡戎有数十上百万之多，你怎么可能杀得过来？需要花多少时间、代价才可能杀绝？对方难道就束手任由你杀不成么？你屠彭胡一支，则他族惊惧之下，是从此偏过脖子来任由你砍，还是干脆起而一搏？
“苟晞、王弥等杀戮百姓，所过残破，于今安在啊？岂晋杀不尽，而胡可杀尽么？我不欲使卿为白起、项藉，身死而名堕，卿其能知我苦心否？”
郭默听裴该口气有所松动，倒也见好就收，不再狡辩，只是连连颔首请罪，说自从大都督遣使颁令以来，我就没再妄动屠刀了
可是他杀的就已经不少啦，事后清点，三县戎人，泰半屠戮，竟不下三万之众！裴该紧着拦阻，才剩下万余青壮，以及大群的妇孺而已。
而且经过彭夫护这么一闹，都卢已成空城，晋人也基本流散，于是裴该无奈之下，只得毁弃都卢城，将剩余晋人也全都迁居到乌氏去。
对于所俘戎人，多数押往扶风国，与晋人混居屯垦，其中戎妇适龄者，皆配晋人倒有一半儿都被前军将士瓜分了小戎择十岁以下孤儿，送长安入孤儿营。
对于郭默，裴该先是训斥，继而劝诫一番，暂不严惩，记其大过一次并将此事通告诸将，引以为戒。郭默逃过一劫，深感裴度劝谏之恩
第四十九章、螳螂捕蝉
裴该和郭默、裴湛等人商议，沿边筑堡，以御戎扰，从西山到朝那，近四，此乃权宜之计么？”
郁律轻轻摇摇，说：“南下不易啊……昔日刘司空在并州，我可发兵助其攻打平阳，于路供输物资，所掠七成与我。然今刘司空败绩，太原落于羯奴之手，石虎坐镇晋阳，分兵筑垒，以拮抗我，而晋人在千里之外，又如何策应、供给？故此我才不坚拒平阳和襄国的来使，答应开互市、易财货，以便积聚。
“况且，南方终究是晋地，即便取下，倘若晋人索要，又当如何处？若与，则是徒劳心力，一无所得；若不与，便要背反朝廷，与晋人开战了……”
随即注目拓跋头，说：“正要拜托阿兄，阿兄既然精通晋语，又识得晋字，可肯为我向洛阳、长安一行啊？且看裴大司马与祖大将军，二位究竟何如人也。若是庸碌之辈，我等正不必理会，唯候蓟城刘司空召唤。若为刘司空一般英雄人物，或可应其所命，夹击胡、羯……”
拓跋头笑一笑，问：“刘司空算什么英雄，岂有英雄占据一州，多年不能灭胡，反为羯奴所逐之理啊？倘若我往洛阳、长安去，见那裴大司马与祖大将军都比刘司空强了数倍，又当如何？”
郁律笑道：“裴大司马前日书中，便暗示我来攻肆卢川，还说什么螳螂，什么蝉的……”
拓跋头提醒道：“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郁律点点头，说：“不错，此言大有深意，或许真是个人物——若中国有【创建和谐家园】出，我族便拿下平阳，再拱手献上，也是值得的。”但是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目光闪烁，却不似真心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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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该在这个时候，当然并不清楚拓跋郁律已败铁弗，他还发誓必要踏平肆卢川呢……但即便肆卢川仍为铁弗所据，发兵往攻，也是遥远将来的规划，目前还必须得注目近处，考虑相关刘曜的问题。
裴该在离开冀城前，就有想法，打算主动出击，给刘曜来个当头一棒，使其数年间不敢再谋南下侵扰。于是在和陶侃商议之时，便即探问陶士行的想法，谁料陶侃紧蹙双眉，连连摇头，说：“不易也……”
第五十章、御边三策
陶侃并不赞成主动出击，去打高奴的刘曜，他对裴该解释说：“由此前抵高奴，地势愈高而丘陵愈密，道路险狭，难以排布大军……”
其实冯翊郡北部地形也是如此，属于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区，虽然土地没有后世那么贫瘠，但同样可耕地面积稀少，导致人口更少。正是利用这种地形，陶侃才能够顺利堵住刘虎，不使入平；而倘若是在南部平原地区，以铁弗骑兵那种来去如风的速度，晋军很难封堵得住，或许最终只能固守城池、要隘，再以游军寻机挫败之，则周边乡村、农地，就难免要遭受胡骑的蹂躏了。
其实相对而言，冯翊郡北部粟邑、梁山两县还是有一些河谷间平地的，丘陵顶部平缓处也有不少，然而一旦出境，也就是从后世的洛川县直到延安市，这片地区的丘陵更高、沟壑更深，密密麻麻有若蛛几乎找不到几块开阔地出来。
陶侃因此说道：“北上唯溯洛水（上洛水）而行，然而水势曲折，流速却急，必然步卒踯躅、舟船难输……”陶侃是惯会使舟的，只要碰见稍微大点儿的河流，他就会考虑以舟船运送物资，省时省力。但是上洛水在高奴以南的这一段，实在曲里拐弯到让人心浮气躁的程度，大军若是沿岸而行，道路时宽时狭，估摸着每走十里地就必须得横渡一次；再加其水南注，多带泥沙，导致暗礁密布，舟船也不易行，使得陶侃惯用的法宝完全就祭不起来。
即便惯于在长江流域丘陵、沼泽地带作战的陶士行，也对这种地形状况头大如斗——同为丘陵，北方和南方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同啊，战术无可套用。
因此刘曜可以派小部骑兵南下骚扰，晋人却不可能搞什么“寇可往，我亦可往”。因为晋人多为步卒，一则行军速度慢，很难达成奇袭的效果，二则必须阵而后战，才能对抗草原骑兵，但这一路上就没有什么能够排开大军的地方啊。
在这种情况下，你派小部队去，或者分道而行，那就是给刘曜送人头的；若遣大军谨慎前行，刘曜拉上马车，抢先就跑了，你上哪儿逮他去？晋人怕骚扰，是因为田地带不走，即便不是收获期，被战马来回踩踏一番，就会对明年的农耕造成很恶劣影响；胡人不怕骚扰，因为主要是畜养牲畜，随时都能够驱赶着换块地方去吃草——再贫瘠的土地，终非沙漠，粮食难产，难道会连杂草也不生么？
故此陶侃坚决反对出击去打高奴，裴该手按地图，反复筹划，最终也无计可施。于是他就暂时抛掉自己旧有的想法，反过来问陶侃：“然若不能痛击刘曜，使彼常来侵扰，我便须如在安定时所规划，沿边筑堡，层层设防，如此还如何挥师东向平阳，以逐胡虏啊？陶君可有教我？”
安定郡内终究地广人稀，又不当与胡汉接触的最前线，主要筑点儿碉堡，防止游牧民族深入其境就行了，即便彭夫护再来侵扰，在缺乏内应的情况下，不大可能造成太大破坏。冯翊就不同了，一水之隔就是平阳和河东，是对敌的最前线，而且南部平原地区是关中主要粮仓之一。倘若一个不慎，被胡骑下了平，农业生产必然遭受严重破坏；而若正当自己渡河去打平阳的时候，刘曜抄掠后路，也可能使得整场军事行动宣告失败。
一旦放了胡骑入平，则长安以北，再少天险，整个关中局势都会岌岌可危。为什么在原本历史上，索綝、麴允等人困守愁城，最终还是被刘曜攻破了长安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实力，更没有胆量将胡骑驱之于冯翊以北，导致渭水河谷遭受反复蹂躏，再加上司马保断绝陇道，则粮秣日蹙，这连吃都吃不饱的军队，还怎么可能守得住长安城呢？
裴该当日趁着刘曜暂时北归的机会，克复并死守大荔，就是为了保住这一片膏腴之地，他可不想一招不慎，再把这头老虎放过来啊。刘曜目前只是侵扰，但若被他屡屡得手，再加在高奴积聚，则一旦自己东攻平阳之时，会不会趁机发动全面猛攻啊？那自己还有可能顺利东渡黄河么？
陶侃听到裴该之问，低垂着头考虑了好一会儿，这才缓缓说道：“我倒是有上中下三策，请大司马选择……”
裴该一听啥，又是三策？古人啊，你们就没点儿新鲜的说辞吗？哦，好吧，其实我也很习惯说三策来着……当即注目陶士行，态度诚恳地说：“陶君可明言，该洗耳恭听。”
陶侃首先伸出一枚手指来，说：“其实所谓下策，便是大司马适才所言，沿边筑堡，以防胡扰。大司马与陶某云，于安定郡内，自朝那至临泾，筑十九堡，近两千人；相比之下，冯翊正面较窄，地势更险，以侃筹划，东西十堡足矣。然而安定以北，虚除所据，刘曜势不能将主力往扰安定，却可能将主力来扰冯翊，是故各堡屯兵，起码三这跟后来曾某人“结硬寨，打呆仗”的手法，多少有点儿类似啊……
其实不仅仅是曾国藩，后来唐人之攻吐蕃，与宋人之攻西夏，也采取过类似手法，就是利用前突的堡垒，控扼险要，逐步压缩外族的回旋余地，以便将战场主动权彻底掌握在自己手中。
因此不禁连连颔首。
陶侃又说了：“此策尚有二利。一，使刘曜必反复来攻我垒，难以积聚，而我于冯翊则可养军屯粮，不受彼扰。二，后军方扩，将士虽经训练，终究实战不足，倘若骤遇强敌，恐难决胜……”
裴家军目前正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一方面大扩军稀释了百战老卒的数量，另方面老卒泰半还乡，或者作为各支部队的中坚力量分守各地，新招募上来的河南、关中新卒，素质和组织度都远远不及。倘若能够顺利度过这个瓶颈期，那么裴该原本的三万锐卒就可以顺利扩充到十万乃至更多；而若在此时骤遇强敌，在陶侃看来，如今的五万之众，恐怕还比不上过去的一万老卒。
因为你不管怎么训练，一名士兵只有真正见过血才有可能成长起来，光在后方哪怕练得力量如牛，正步踢出花来，也终究无用。裴该当年的徐州兵，是从剿灭境内坞堡武装开始练起的，如此才能在北伐时独当一面，“蓬山”两营于阴沟水畔直面十倍之敌，固若山岳，难以摇撼。
可是自从大荔之战以后，部队逐渐扩编、稀释，新卒就很少能够遭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了。平定雍州，进而攻掠秦州，正如裴该本人所说：“均有若游山赏花，投石打闹一般啊。”真正的一小撮顽敌，估计每支军队里少量老兵就包打了，新卒只剩下摇旗呐喊和收割人头的功用。长此而往，怎么可能练得出来？反倒莫名地滋长了骄横之气。
因此陶侃建议，倘若出境筑垒，那么围绕着工地必然会展开殊死的攻防战，但是因为地形所限，双方投入兵力都不可能多，大概也就数百人对阵厮杀罢了，即便战败，于大局无损。可以将后军将士分批顶到前线去，用实战打出他们的经验和锐气来，然后不等一支部队残破，就赶紧撤下来，换上生力军。如此循环往复，相信不用半年时间，整个大司马后军都能够杀成精锐之师。
而且大司马后军练完了，还有前军哪，还有中军哪，都可以拉上去实战锻炼嘛。刘曜如今撑死了三万人，且是败军之卒，士气既弱，又勇懦不齐，拼消耗他拼得过咱们吗？则其回旋余地将会日狭，其力亦将日蹙，此消彼长，终有一日，不为外患。
裴该不禁鼓掌赞道：“陶君果然当世名将，此计大合我心！”
第五十一章、百足之虫，不死也僵
安定郡内已经开始规划和建筑堡垒，裴该也不便朝令夕改，但在反复忖度之后，还是同时用了陶侃的中策，迁徙一部分西戎到泾水流域来，以替代原本的卢水胡。
主要也因为南安、金城、西河三郡内的戎部太多，先不论枹罕彭羌和吐谷浑，仅仅陇西莫折、无弋，南安赤亭等处羌部，还有少数几家氐人、杂胡，一二十万人，就全都拥挤在东起平襄、西到首阳、北达狄道、南抵襄武，这不到十万平方里的地域内，再加晋民，人口密度几乎为秦州之冠。对于一座大城市来，这或许算不了什么，对于农耕民族来说，也略嫌稀疏，但作为必须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虽然上述氐、羌有很多已经转为农耕了——那就太过狭窄啦。
西戎既密，就必然会对外扩张或起内部纷争，这是靠政策解决不了的问题。倘若他们对外扩张，必侵晋土、扰晋民，即便他们内部纷争，也可能跟养蛊似的，最终厮杀出一个大部族联盟来。
故此裴该就遣游遐前往游说，又召姚弋仲前来，推心置腹地恳谈，让姚羌作表率，东迁到安定郡内实边。就这样花了大半年的功夫，才陆陆续续迁来六七个部族、十万之众，以协助前军守备安定。
同时也在这些氐、羌中募兵——当然啦，仍然必须先送至长安附近编练，并且【创建和谐家园】——以充实各部。此乃后话，暂且不提。
至于冯翊的防御，就用了陶侃的上策。陶侃在冯翊郡内西御胡汉，北防刘曜，自然会反复派出探子，去勘察前往高奴的山川地势，为此绘制了一幅详细的地图。不过说是详细，既没有等高线，又不似沙盘那么一目了然，他按查地图解说了半天，裴该才能大致摸到门径。
陶侃建议，两道向北，其东道便是沿着上洛水河谷而行。河谷中有些险狭地域，只要先当道搭起拒马，再在附近丘陵上建几座哨塔，便可堵截来犯之敌了。第一座垒设置在境内——虽说这年月的边境线没那么分明——在粟邑以北八十里外，大概后世的黄陵县附近。当然啦，裴该记不清后世的地名了，他给这座堡垒现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杀曜”。
西道起自北地郡境外的漆垣故城——汉代时属上郡——当杀曜堡西南方八十里，有小路可通东道，用以保障北地郡。等两垒俱成后，可以再从杀曜堡继续分道向北方推进，东道仍沿上洛水河谷，到故汉甘泉县附近，每隔两日途程、七八十里，再筑二堡。西道在东道西三十到六十里，曲折环绕，共筑四垒，绕出高奴之后。
等到这些堡垒全都完工，就大致可以挺进到刘曜鼻子底下去了，并且形成半包围之势。且看你刘曜敢不敢来打！
而在裴该心中，尚有另外一重谋划，即利用五到十年的时间，无论是关中晋民繁殖，还是从它处迁晋民入关，都可以陆续充实于堡垒间的地段——或许也加上少量西戎——如此则不仅仅将边境线北推，挤压胡族的生存空间，还有可能恢复两汉时代的实际疆域。
汉代在冯翊以北还有上郡、西河，乃至朔方、五原、云中等，直抵河套地区，只有真正控扼河套，才有可能阻止大的北方游牧行国的产生。裴该的志向，并不仅仅恢复西晋旧疆而已，他心心念念的，乃是恢复汉疆，甚至于提前建成盛唐一统之势。
二人正在埋头商议筑堡之事，突然间有后军哨探来报，说胡汉兵马正陆续向采桑津集结，看似有渡河来袭之意。裴该闻报，微微一愕，随即笑道：“终于来了。”
陶侃瞥他一眼，缓缓地说：“刘粲来得甚迟啊……”
胡汉所据河东、平阳、河内等郡，乃是黄河以北的膏腴之地，土地开发较早，加上又陆续从河南、关中掳去了不少的人口，就理论上来说，已然取代河南成为全中国最富裕的所在。若仅以纸面上的生产力来论，胡汉政权仍居天下首位，拥有兖、豫和司隶河南地区的祖逖排名第二，裴该的雍、秦二州，与石勒的冀、并二州，大致并列第三。
江南地区若非裴、祖北伐成功，大群南下【创建和谐家园】纷纷北归，或许有机会跃居第三的，如今却只能与巴蜀并列第四。而即便裴该再加上遥远的徐州，石勒再加上新得幽州半壁，论传统耕地数和户口数，亦皆难与平阳、洛阳相拮抗。
所以平阳政权不可能始终窝着不动，而只知防守黄河天险。去岁并州大蝗，波及平阳、河东，加上刘粲、刘曜尽皆新败，被迫息兵养马，暂且蛰伏，犹有可说。今年蝗灾移去了冀州，平阳和关中一样，都为平年，那就不可能毫无动静了。
再者说了，刘曜南下侵扰，难道就没有平阳方面的授意吗？若无平阳之命，即便刘曜敢来，刘虎也未必肯动，这很明显是对关中地区发起进攻——即便不是全面进攻——的征兆。
只是，倘若双方配合密切，当彭夫护才入安定，刘虎方下冯翊之际，刘粲就悍然挥师西渡，则必然对陶侃的大司马后军造成强大压力。陶侃对此已有防范，早便拟定多份预案送到了裴该案前，还计划万一战事不利，便再次退归大荔，利用牢固的城防抵御胡师，再请裴该将生力军源源不断送至前线——甚至于调秦州诸戎从征。
然而实际事态却并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刘粲整比刘曜慢半拍，一直要等彭夫护和刘虎全都被击退，这才姗姗而来。这固然有通讯、交通不发达，相距遥远的两支军队很难密切配合之故，但其中，难道没有更深层次的缘由吗？终究刘粲也不是笨伯啊。
陶侃因此才说：“刘粲来得甚迟啊……”裴该则站起身来，背负双手，透过窗棂遥望室外景色，缓缓地，貌似是自言自语地说道：“秋之将尽，寒冬降临，即便百足之虫，不死也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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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曜还在做相国、大单于的时候，刚愎自用，独揽朝政，但当他终于得偿所愿，晋位皇太子之后，姿态反倒相对放低起来，肯于倾听诸多老臣的意见了。这主要是因为此前他主要的目标是挤垮刘乂，此事不可谋之于众，老臣们也未必肯帮忙出主意；而当太子宝座终于到手，眼瞧着皇帝大位也非遥不可及，似乎再没有什么人可以摇撼自己的权势了，刘粲才终于把主要精力从揽权转向了国事。
再加河南之败，以及刘乂“清君侧”，多少也给这个年轻人的雄心壮志兜头浇了一瓢冷水，使其骄焰渐息。
因此面对崭新的时局，刘粲便召太师刘景、太傅任顗、太保朱纪、大将军刘骥、大司徒刘励、司隶校尉乔智明等重臣商议对策，最终得出的方略是：
“东用石勒，西抚刘曜，北和鲜卑，南控大河，秣马厉兵，再谋河南、关中。”
为此，不但加封石勒为赵公，还拜晋阳守将石虎为征北将军，封上党县公，同时遣使北上，去尝试与拓跋鲜卑结盟。郁律对此明面上的表态是：“我为晋之代王，终不背晋也。”私下却暗示可在边境互市——因为刘琨的败逃，使得拓跋鲜卑很难再得到来自中原的物资供给，而他暂时又没有必胜石虎的信心，那就只好跟胡汉商量着讨要了。
由此可见，在局势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拓跋郁律不大可能再大规模挥师南下，且若局势向胡、羯方向全方位偏转，郁律也有许盟甚至于向汉称臣的可能。
北线既然暂时无忧，那就要尝试对南方用兵了。刘粲本人是主张自河内渡河，直取洛阳，或者从河东南渡，争取切断河南与关中的联系的，认为唯此才是掏心之策。他说：“若司马邺在长安，所在遥远，或不易取，天幸今归洛阳，与我止一水之隔。若能再破洛阳，或擒或逐司马邺，则南人之气必堕，皇汉复兴可期！”
但是其弟济南王、大将军刘骥却提出反对意见，拱手说道：“阿兄，今国中粮秣不足，各部人心不齐，不可奢望一战而败南军，只能徐徐侵削之。曩日之所以能破洛阳，为彼重臣不和，司马越、苟晞相争，且其时赵公与王弥尚在河南，则即便无宁平城之胜，我围洛阳，司马越等亦不克来救。今则不同，祖逖奄有兖、豫，削平割据，裴该镇守关中，出关而旬日可抵洛阳城下。则若我攻洛阳时，裴该来救，甚或王敦也自荆州北上，其势危殆……”
刘粲摆手摇头，说：“卿等尚以裴该为晋之纯臣么？我早便说过，彼归晋主而留台关中，是欲自王也。”
司隶校尉乔智明道：“其唯如此，方才可虑。倘若裴该拥晋主于长安，急受我攻，祖逖未必往救，而必请迁晋主，避之于洛。而今晋主还洛尚不足一岁，岂有还归长安之理啊？则若洛阳悬危，裴该必不肯袖手旁观。晋已下诏，使讨司马保，则司马邺败，裴该不能在关中复立司马保，司马家余人，声望也皆不足，彼又岂肯失此大义旗帜，而成为天下之共敌呢？”
刘粲垂首不语。
刘骥续道：“臣弟以为，与其攻洛阳，不如试取关中。如攻洛阳，须请赵公发兵兖州，作为策应，但闻冀州大蝗，赵公未必便肯发兵，则是我独当南军，胜算渺茫。若攻关中，则可使雍王南下，以击其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