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楸圣主也会妥协，他的“底线”是，你可以不支持第三次东征，但你不要和我唱反调，你可以保持沉默。你有西北危机要解决，你忙你的，我甚至可以给你“资源”支持，条件只有一个，闭上你的嘴巴。
裴世矩西行的次要任务才是遏制和打击大漠北虏，因为这并不是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必备条件。也就是说，圣主实际上没有限制“次要任务”的时间，他限制的是“主要任务”的时间，他要求裴世矩必须在年底之前，以明确的不可置疑的事实告诉西京，你们要挟东都的政治“筹码”完蛋了。而这一点，裴世矩肯定能做到，就是他主观上是否愿意做，如果他不愿意，蓄意阻碍第三次东征，那问题就复杂了。
裴世矩如果西行成功，对外可遏制大漠北虏，对内可压制西京保守势力，这与第三次东征的最终目的基本一致，可以以最小代价赢得最大利益，但唯独不能让圣主和中枢洗刷掉东征失利的耻辱，重建威权，而威权太重要了，关系到执政者的存亡，改革的成败，不可坍塌。
当然，西京在政治上的妥协只是圣主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必备条件之一，其他条件如果不具备，第三次东征还是圣主的一厢情愿，所以对圣主来说，为确保稳妥，裴世矩此趟西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样即便没有第三次东征，中土也能依靠与西突厥人的合作赢得逆转当前危局的机会。
目前第三次东征还处在“设想”阶段，中枢大臣们对这一“设想”十分悲观，核心决策层也有较大争议，但圣主对此乐观、积极且态度坚决，卫府持主战立场的统帅们也是“摩拳擦掌”。这导致裴世矩在拟制此次西行策略的时候，很难兼顾到各方立场，无法做到两全其美，其直接后果就是让军政两界对此策略做出“误读”，继而蓄意设置障碍，那就麻烦了。
正当裴世矩为西行策略耗费心神，殚精竭虑之刻，内史舍人封德彝的书信送到了裴世矩的案头。
裴世矩很吃惊，他万没想到齐王及其支持力量竟然在如此危急时刻“杀进”北疆，导致本来就不好的南北局面“横生枝节”，稍有处理不慎，南北关系必然会迅速恶化。
裴世矩对齐王的评价大为改观。齐王这步棋走得好，走得妙，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恰好击中了圣主和中枢的要害，攻圣主和中枢之所必救，可谓一击致命。
裴世矩认同封德彝对“齐王北上”和“高阳危机”这两件突发大事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博弈的分析和它们将对北疆局势乃至南北关系所产生的难以估量的影响，继而对第三次东征的“不确定性”产生了怀疑。他突然有一种预感，预感第三次东征可能会在短短时间内由圣主的意愿变成中枢的最高决策。
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必备条件中，在内是西京要在政治上妥协让步，在外则是大漠北虏被有力牵制，无法阻扰和破坏中土的第三次东征。而若想牵制北虏，中土仅靠与西突厥人联手，在大金山南北两麓夹击东。突厥人显然不够，毕竟寄希望于西突厥人与大漠北虏打得难分难解，把命运交给别人，实在不现实，关键时刻打铁还须自身硬，还要依靠自身力量，只要北疆镇戍力量足够强大，对大漠北虏形成了实质性威胁，就必然能够在第三次东征期间有效牵制大漠北虏。
然而，因为东征的需要，北疆镇戍军及地方壮勇被大量抽调到东征战场，导致北疆镇戍力量急骤下降。如果东征一鼓而下，一战而定，东征战场上的北疆镇戍军迅速返回长城防线，这就是个可以忽略的小问题，但是，连续两年东征都失利了，东征战场上的北疆镇戍军不但迟迟不能返回长城防线，还损失惨重，导致原本忽略不计的小问题迅速演变成了大危机。
可以预见，如果中土发动第三次东征，大漠北虏肯定要乘着中土北疆镇戍力量严重不足的大好机会南下寇边，如此既能给高句丽以有力支援，又能打击和要挟中土，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这也是裴世矩献计圣主，积极结盟西突厥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论有没有第三次东征，未来几年北疆镇戍形势都十分严峻，为此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遏制和削弱大漠北虏。
但西域遥远，西突厥人也不好对付，裴世矩此趟西行未必能实现预期目标，围魏救赵未必好用，“远水解不了解渴”，相比起来，齐王北上镇戍，支持齐王的那些站在“明处”和躲在“暗处”的力量纷纷涌入北疆倾力相助，则必然能在短短时间内加强北疆镇戍力量，坚固长城防线，对大漠北虏可以形成实质性威胁。
所以单就“齐王北上”这个策略本身来说，价值很高，适逢其时，恰到好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能解决圣主和中枢所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非常好，但从隐藏在这个策略背后的危机来说，“齐王北上”是把“双刃剑”，既能伤敌，也能害己，有利有弊，难以权衡。
“齐王北上”会引发内外两大危机。在外是南北危机，如果齐王有意以制造南北危机来要挟圣主和中枢，从而获得极大的权力和极强的实力，那么他的北上不但无助于南北关系的缓和，反而有可能提前引发南北大战。在内是皇统危机，齐王一旦据北疆而称霸，必然觊觎皇统，极有可能重蹈汉王杨谅之覆辙，骨肉相残，父子反目，生灵涂炭。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圣主和中枢在“齐王北上”这件事上不但要考虑长远利益，更要解决眼前忧患，所以难度有些大，需要时间。但时间拖得越久，变数就越大，对齐王就越不利，这一点显而易见。齐王为防意外，果断出手，不但打了圣主和中枢一个措手不及，还祭出了一把锋利的“大刀”，而这把“刀”就是号称中土第一反贼的白发贼。
对白发贼其人，裴世矩早有关注。早在其以马贼的身份出没于长城内外时，就有所耳闻；当宇文述下令将其拘捕进京时，裴世矩便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之后当白发贼祸乱于鲁西南渐成大患时，裴世矩亦?慢有了一些猜测。
今日，封德彝在密信中对白发贼述说较多，而这些讯息均来自范阳卢氏，可信度很高，其中对白发贼神秘身份的怀疑，对白发贼突然崛起的各种猜测，还有对其在短短时间内发展壮大的神鬼莫测之手段，都让裴世矩忽然有了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难道，他还活着？”
裴世矩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一个人，一个已经死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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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二十章荒谬的臆想
如果这个人没有死，当年传出的死讯是假的，是有预谋的“诈死”，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以裴世矩对此人的了解，此人“诈死”的目的应该不是为了逃避仇敌的追杀，而是要追杀仇敌，上天入海，不死不休。
此人的仇敌都是位高权重之辈，甚至有一方霸主，若想报仇，首先就要有强大的实力，所以当年接到此人死讯的时候，裴世矩将信将疑，总觉得此人不该就这样简单死去，壮志未酬身先死，英年早逝，运气这么差？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裴世矩心中的那点期待也渐渐消散，对此人的记忆也慢慢深埋，偶尔想起也如流星划过天空，只留下淡淡忧伤和点点惆怅。
但是，今天封德彝所提供的讯息，却掀开了他尘封的记忆，让他忍不住想起了那个被自己寄予厚望、视为己出，并且在自己陷入人生低谷、在经略西土的艰难过程中，始终扈从左右、义无反顾、舍生相助的孩子。
难道为祸大河南北的白发贼，竟然就是他？这怎么可能？这太荒谬了。
裴世矩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自己的“妄想”，封闭了往昔的记忆，把精力集中到“齐王北上”这件大事上。然而，当他再次仔细研读这封信的时候，心神却再次被扰乱，因为他注意到信中提及了李百药，说李百药在齐王身边。
李百药是功勋大臣李德林的儿子，而李德林与裴世矩同为北齐旧臣，两人自幼相识，交情深厚，在政治上亦是盟友。因为这层关系的存在，身为“******”的重要成员李百药虽饱受圣主打击，但在裴世矩的特意照拂下，仕途并未断绝，现在是鲁郡泗水鹰扬府的司马，远离京师，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之前白发贼就在鲁郡烧杀掳掠，而齐王也因此到鲁郡戡乱剿贼，也就是说，李百药、白发贼和齐王三者之间的确有产生“交集”的可能。但以裴世矩对李百药的了解，除非其亲人和家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险，否则李百药断无可能冒着激怒圣主、身死族灭之危险，接楸齐王的“邀请”，为齐王出谋划策，再次卷进皇统之争，重蹈覆辙。
只是，封德彝既然说了，他就有确切证据，确有其事，那么，李百药为何要在政治上犯同样的错误，重蹈覆辙？
齐王已经被圣主所“抛弃”，不论齐王如何“挣扎”，也不论齐王的支持者如何努力，齐王继承皇统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而为了这一丝渺茫的希望，李百药有必要赌上全部的身家性命？更重要的是，李百药身份特殊，在山东儒林尤其河北士子中影响力很大，所以他的一举一动，不仅关系到赵郡李氏的利益，关系到河北豪门世家的利益，对山东贵族集团的整体利益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在辅佐齐王这件事上，李百药一个人说了不算，除非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这两个与李百药利益攸关的山东超级豪门给予支持，否则李百药断然不会重蹈覆辙。
于是更大的疑问就来了，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意欲何为？齐王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旦夕不保，政治价值已经很小，他们能够从这位日落西山的亲王身上“榨取”到什么政治利益？
难道那个孩子当真还活着？裴世矩心中的“执念”突然疯狂“生长”，不可遏止。
如果那个孩子还活着，以扶植齐王来扩展实力，据北疆而称霸，那么他就拥有了报仇雪恨的力量。对内他可以挑起皇统之争，只要父子相残，圣主和齐王大打出手，内战爆发，他不要说杀人报仇了，甚至都有可能摧毁国祚，让中土的统一大业有分崩离析；对外他可以征伐塞外，烧杀掳掠，破坏南北关系，蓄意挑起南北大战，只要战争爆发，他就能借助中土的力量，横扫大漠，杀人盈野，到那时不要说报仇雪恨了，恐怕还能打下一块大大的疆土，建立自己的王霸之业。
以目前国内两京激烈厮杀的混乱政局，以及因为南北关系急剧恶化所造成的国防和外交上的困窘局面，的确给国祚和统一大业的安全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圣主和中枢在内忧外困、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下，如果未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迅速拟制和实施正确策略，及时逆转困局，后果的确严重，而更可怕的是，一旦圣主和中枢对中外大势做出了错误的解读，拿出了错误的对策，不但未能力挽狂澜，反而加剧了形势的恶化，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那个孩子天赋异禀，谋略超绝，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他决心报仇雪恨，他完全可以利用当下恶劣的中外局势，拿出一个极具诱惑力的策略，然后说服齐王及其支持者，说服李百药及其背后的河北豪门，大家联手去开创一个未来。
如此便可以解释齐王为何要北上戍边“殊死一搏”，李百药为何要辅佐齐王“重蹈覆辙”，白发贼为何转战河北“死里求生”，原因无他，因为目前恶劣的中外局势及其未来趋势中，包含了无数种可能，隐含了无数种机会，而在中土和大漠北虏“两虎相争”、血腥厮杀的险恶局面下，以齐王为首的政治势力，以李百药为代表的山东士族，以白发贼为首的叛乱力量，携手合作，完全可以影响中外大势的走向，如此他们就能在纷繁复杂、风云变幻的乱局中抓到一个又一个的机会从中“渔利”。如果策略正确，运气好，而对手又屡屡犯错，运气极差，或许他们就能如愿以偿，各自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
当然，这一切都是基于一个荒谬假想上猜测，虽然它看上去合情合理，也经得起推敲，但终究还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个孩子已经死了，不可能死而复活，绝无可能。只是，李百药的“重蹈覆辙”作何解释？另外封德彝还说到了一件事，河北大儒刘炫、孔颖达如今都在白发贼的帐下。士人有士人的尊严和底线，两代声名显赫的河北大儒都寄身于一个叛贼的帐下，那么这个叛贼的身份就不能不让所怀疑了。封德彝还说，李子雄逃离黎阳的时间与白发贼渡河北上的时间基本一致，因此他怀疑李子雄就藏在白发贼的军中。李子雄乃中土名将，功勋大臣，威名赫赫，当然有其骄傲之处，可以想像如此人物宁愿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怎么可能藏匿于一个叛贼军中苟延残喘？这背后必有玄机啊。
裴世矩感觉自己找到了答案，但这个答案太荒谬，理智告诉他，这不可能，然而他的心里却有一个“执念”挥之不去，让他心存幻想。
李平原，你当真还活着？
蓦然，裴世矩想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李平原还活着，那么所有知道李平原真实身份的人，比如李百药，比如崔弘升，比如李子雄，就必然会对李平原的所作所为做出错误的解读，误会李平原的背后有自己的存在，误会以自己为首的政治势力正在进行某种政治布局，以谋取未来之政治利益。
而这，正好可以解释齐王为何自降身份与贼合作，可以解释李百药为何愿意辅佐齐王，也可以解释刘炫、孔颖达乃至李子雄等声名显赫之辈为何与贼为伍。
裴世矩反复分析推演，不祥预感越来越强烈。他太熟悉李平原了，而一旦假设李平原还活着，并且李平原就是白发贼，那么再仔细推敲白发贼的发展轨迹，白发贼与齐王、李百药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以及突如其来的“齐王北上”之策略，便不难发现这其中有个幽灵般的身影，而这个“身影”的行事风格与李平原太像了。
只是，李平原这个“幽灵”一旦暴露，大白于天下，裴世矩就不幸“躺枪”了，百口莫辩，圣主肯定误会裴世矩背叛了他，后果不言而喻。
裴世矩做出决断，“帮助”封德彝度过眼前“难关”。
封德彝受杨玄感连累遭遇“政治危机”，裴世矩本来就打算帮一把，一则封德彝久居中枢，权势显赫，在山东贵族集团中影响力很大，关键时刻裴世矩的确需要这样的“助力”，另外裴世矩是北齐旧臣，而山东贵族集团中北齐旧臣势力较大，所以裴世矩与山东贵族集团之间利益密切，这个忙必须要帮，否则他会失去太多?
现在封德彝向他提供了“齐王北上”这个直接影响到中外大势走向的重要讯息，价值巨大，而有关白发贼的秘密更是给了他意外之喜，虽然他的猜测都是一厢情愿的自我臆想，但白发贼这股反叛力量与齐王以及河北人之间到底有何关系，是否会影响到中外大势的走向，却必须马上弄清楚，以防止中枢做出误判。在中枢，谁先掌握别人不知道的讯息，谁就掌握优势，而“齐王北上”这个讯息对裴世矩这位主掌外交事务的中枢核心决策者来说，更是至关重要，所以封德彝这个人情很大，裴世矩收下了，并给予回报。
然而，如何才能“帮助”封德彝度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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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二十一章裴世矩的悲观
封德彝写这封信的真正目的，是想知道中枢核心决策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外局势的具体解读和相应对策。
当然，就目前中外局势而言，第三次东征只能是一种假想，是高层在倍受挫折和倍感屈辱后的情绪发泄，没有实际决策和执行的可能性。高层之所以有第三次东征的争议，主要还是在某些人、某些派系的蓄意引导下的政治“吹风”，一种有针对性的政治试探，为可能制定和实施的决策进行政治舆论上的准备。
圣主和中枢核心层在公开场合尚未提及第三次东征，但某些人和某些政治势力出于个人和集团利益考虑，已开始和准备打着中土和国祚利益的大旗，积极为第三次东征造势和创造条件了。
封德彝要度过难关，首先就要投圣主之所好，讨圣主之欢心，为此他必须弄清楚圣主现在想什么，要什么，而能给他答案的，也只有裴世矩等廖廖数人。
裴世矩看完这封信也就知道封德彝的政治立场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迫于自身危机的严重性，他不能不紧急变通，转身自救，其坚决反对发动第三次东征的立场正在松动。
裴世矩有些失望，更感无奈。
目前行宫最高决策层中，他是反对发动第三次东征的，门下省长官纳言苏威也反对，内史省的萧也反对，但其他人要么主战，要么观望，整体而言反对力量较为单薄。这也是圣主滞留涿郡的原因之一，一旦形势有利于发动第三次东征，他可以利用行宫内主战力量较大的优势，先在中枢形成决策。决策即成，趋势已定，舆论已上风口，那时再回东都，即便遭遇巨大阻碍，反对声如潮，但若想推翻既定决策，否决圣主和中枢的主战立场，那等于公开打他们的脸，严重损害他们的威权，那就不是策略争议，而是政治博弈，是政治风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而这肯定是两京在饱受杨玄感兵变之乱后再难承受之局面，最后反对力量只有妥协。
圣主的如意算盘打的好，而行宫内的主和派感觉势单力薄，此刻中枢核心人物之一的封德彝突然立场松动，影响必然很大，这不禁让裴世矩十分颓丧，有一种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的强烈不详感。
不过裴世矩能理解，能谅解。
在中枢里封德彝的为官之道让人叹为观止。政治上的不倒翁历来罕见，原因无他，你背信弃义、三心二意、卑鄙【创建和谐家园】，搞到最后都臭不可闻了，谁还用你？所以政治上的不倒翁无一不是天赋异禀的权谋高手，智慧太高，神乎其技。你赞他的时候心有不甘，但你骂他的时候，却又不得不佩服他，自叹弗如。
裴世矩现在就有这种感觉。封德彝的政治敏锐性太可怕。齐王北上明显就有利于发动第三次东征，背后肯定有宇文述、来护儿、周法尚的推波助澜；裴世矩是解决西北危机的关键，而西北危机的化解也肯定有利于东征的继续。虽然这两个举措都是双刃剑，但只要成功，圣主和中枢也迫切需要它们的成功，则中外局势的发展就在圣主和中枢的控制之中，则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封德彝抓住了解决当前中外危机的要害，当然能预测到未来大势的发展方向。
当然，危机的化解与第三次东征的发动既无因果也无必然关系。
裴世矩积极西行，其目的就是想阻止第三次东征的发动，毕竟相比起来，在高句丽和远东诸虏已经可以用外交手段臣服的情况下，完全没必要动武，还是把有限资源用于经略西土为佳，利用西突厥人的力量，平分西域，稳定西疆，遏制和削弱大漠北虏，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利国利民，这才是正确发展之路。然而，改革和保守的矛盾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阻碍，圣主和中枢不得不止步于“阳光大道”，选择了“险恶间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稍不小心就会堕入万丈深渊粉身碎骨。
裴世矩从中看到了深重危机。封德彝立场的松动代表行宫内的政治风向正在向主战倾斜，圣主的政治“吹风”正在发生作用，很多观望者将在中外危机渐渐好转后做出选择，而这个选择很不乐观，尤其杨玄感兵变失败后导致的扩大化的政治清算，人人自危，生死之危不但会彻底堵住贵族官僚的嘴，也会严重恶化国内政局，有人愤怒、有人畏惧、有人盲从、有人用心险恶，上上下下都会失去理智和冷静，这种恐怖局面下什么匪夷所思荒诞离奇的事都有可能发生，更不要说第三次东征了，就连南北大战都有可能打起来。
裴世矩权衡良久，回书封德彝。
他有打算亲自去西北一趟，主动承担起解决西北危机之重任，以图说服圣主和中枢投入更大力量经略西土。他的目的很明确，在未来趋势的预测和相应对策上，坚持既定立场不变。
接着他告诉封德彝，杨玄感很快就会败亡，但两京局势马上就会剑拔弩张，西京为减轻压力和转移矛盾，必然向圣主和中枢妥协。这个妥协所产生的最大影响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军事上的，军权会更集中，卫府最高一级统帅将被忠诚和支持圣主的主战派所占据，由此产生的结果不言而喻。
至于原因是什么，无须裴世矩赘述，点拨一下即可。
以西京为大本营的保守势力，与以东都为大本营的改革派，厮杀到了今天这个局面，可谓两败俱伤，基本决裂，即便勉强妥协，也不是为了各自舔好伤口再战，而是被外因所束缚，腹背受敌。一个受困于西北危机，一个在东征战场上连遭重挫，不得已而休战，接下来一个去消极防御，确保根本利益不受损失，一个去继续东征甚至进行南北大战，以逆转自己在政治军事上的失败，稳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如此一来，妥协的底线是，各干各的，西京实际控制西北军，而东都则赢得了卫府，圣主和中枢从此可以不受阻碍如臂指使的操控军权。
裴世矩只字未提齐王，其意思很直白，齐王北上肯定影响到南北关系，但影响不到中枢未来决策，而直接影响到中枢未来决策的是此次西京对东都有多大程度的妥协。
裴世矩对西京的影响力很大，这次他不经过西京，直接由灵武赶赴西土，从根源上解决西北危机，名义上是解决中土与西突厥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在两京之间进行斡旋。裴世矩不过西京，就是给西京一个明确暗示，圣主和中枢虽然不会承认自己在西土策略上的错误，但也不会把责任全部推给西京，最多在追责的时候做做样子，雷声大雨点小，轻描淡写，而且圣主和中枢会马上调整西土策略，给予适当的资源支持。
当然，前提是，西京在正确解读了裴世矩的暗示，知道东都方面已经做好了妥协的准备后，必须默契配合，率先、主动、积极向东都妥协，给足圣主和中枢面子，维护中央威权，继而各取所需，中央以让度西京一些权力来减少改革派在朝堂上遭遇到的重重阻力。
在这个政治交换中，西京占了很大便宜，捞足了实惠，西京挟西北危机以胁中央的目的达到了，所以西京没有理由拒绝。当然，东都也没有吃亏，虽然圣主和中枢对西京的控制力有所削弱，但巩固和加强了中央威权，改革派对国政的控制力更强了，未来只要中外局势稳定，改革进程必然会加快，而这正是圣主和中枢所希望看到的。
当天晚上，封德彝在焦虑之中接到了裴世矩的回信。
一字一句认真看完，封德彝不禁暗自叫好。裴世矩不仅谋略高超，更贵在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着眼处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份天赋即便是封德彝也是自愧不如。
再读第二遍，字斟句酌，反复思量，封德彝的情绪就低沉了。裴世矩此趟西行，居中斡旋，缓和斗争，看似暂时解决了危机，实则却是拉开了两京决裂的帷幕，而两京决裂也就意味着国祚分崩，中土有再次陷入分裂和战乱之危。
西京与中央对抗，中央退让，西京坐大，这个影响太恶劣，其他地方势力会迅速跟进仿效，中央日渐式微，臣强君弱，后果是什么可想而知。
裴世矩没有办法解决眼前危机，他?能延缓危机的爆发，所以对未来很悲观。既然未来很悲观，那第三次东征也罢，南北大战也罢，是否还值得期待？而这是不是他只字不提齐王，不提东征和南北关系的原因所在？
封德彝第三次研读这份信，速度极慢。裴世矩隐晦告诉他很多有关未来的讯息，但哪些可以帮助封德彝，哪些对封德彝毫无用处，却需要他自己去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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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二十二章心急火燎
裴世矩西行，齐王北上，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圣主和中枢在“外部”创造继续东征的最好条件，而在“内部”，宇文述、来护儿、周法尚和屈突通等卫府统帅们只要以最快速度围剿杨玄感，迅速稳定了东都政局，圣主和中枢便具备了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基本条件。
第三次东征一旦取得胜利，持续三年的对外战争完美“收官”，中土以强悍国力和百折不屈之精神，最终还是征服了远东诸虏，独霸了远东利益，这必将对南北关系产生正面的、积极的影响，而中土与西突厥人结盟合作，联手遏制和夹击大漠北虏之举措，又必然会对东。突厥人形成严重威胁，于是形势逆转，大漠北虏在腹背受敌、两线作战之窘境下，不得不妥协让步，南北之间的紧张关系必然因此而缓解，南北大战的爆发时间也必将因此而推迟。
所以封德彝对未来趋势的分析和推演较为乐观，对裴世矩的悲观情绪不以为然。实力决定一切，只要圣主和中枢赢得了东征的最后胜利，在南北对峙中占据了一定优势，那么中土的未来就应该很乐观。
当然，也不排除未来形势越来越恶劣，毕竟凡事都没有绝对，第三次东征也有可能失败，南北大战也有可能提前爆发，两京也有可能彻底决裂“大打出手”，国祚也有可能陷入崩溃之危，但封德彝在自身危机的重压下，不得不有意识地“忽略”这些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不愿再以最恶劣局势为基础来全面评估和考量如何最大程度维持中土和国祚利益，而是首要保障自身、家族和所在贵族集团的利益，为此封德彝必须“强迫”自己改变对未来趋势的判断，“要求”自己对中土的未来充满信心，“要求”自己与圣主和中枢的激进立场保持高度一致，竭尽全力推动历史的车轮行进在最高决策层所预期的轨迹上，不让它有丝毫的偏差，唯有如此才能两全其美，既能维持自身、家族和所在贵族集团利益，又能保障中土和国祚利益。
封德彝知道自己突然改变立场，必然会影响到中枢的政治“风向”，对苏威、裴世矩等中枢“?和派”会造成冲击，但裴世矩接受了他的“求助”，把西行之策告诉了他，进一步明晰了未来趋势。
裴世矩明确告诉他，做为山东人，封德彝没有选择。当中土内部的两京政局由对峙走向决裂，当中土外部局势由三强鼎立变为两虎夹一狼之势，则中外矛盾双双激化。在内山东人的对手是关陇人，因此封德彝只能坚决支持圣主以对抗愈行愈远的西京，而在外山东人的敌人是大漠北虏，所以封德彝也只能与圣主齐心协力，倾尽全力阻御南下入侵的大漠北虏。
封德彝很快做出决断，支持发动第三次东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以推动圣主和中枢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做出第三次东征之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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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三，凌晨，涿郡留守段达接到了鹰扬郎将侯莫陈巍的急报，大吃一惊，遂急召留守府官员连夜商量对策。
侯莫陈巍急报，巨马河南岸有数万叛军陈兵以待，而他手下只有一千余人，双方兵力悬殊太大，又有河道为阻，虽然做了一下渡河尝试，但根本过不去。经过多方打探，最终证实，这是叛军来自大河南部，以齐鲁诸贼为主，其贼帅便是恶名昭彰的白发贼。
另外斥候在易水河两岸也发现了大量叛军，上谷首府易城已被叛军包围，易水上游的五回城已经失陷，太行山要隘蒲阴陉口亦告失守，陉口以北的楼亭要隘也已沦陷。蒲阴陉是跨越太行山南北两麓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的断绝意味着连接代、雁、冀、幽之间距离最短的一条大道“瘫痪”了，而在它北面的飞狐陉、灵丘道的安全也失去了保障，这必将对北疆镇戍的安全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